1981年1月份，对前军统大员沈醉来说，是极重要的一个月。因为这一年，67岁的他终于能与妻女在香港相见。
1月6日，收到消息的香港媒体很快把这件事，登在了报纸头版。大批媒体，都等待着报道沈醉的一言一行。
这些媒体里，有正义的媒体，自然也少不了台湾方面控制的无良媒体。对于这些无良媒体来说，能挑到沈醉的哪怕一点点问题，都将会是“大功一件”，他们能凭此去反动派那邀功请赏。
对于这次相见，沈醉提前准备了很久，也早就跟中央领导们报备过，他自认已经完全能应付媒体的种种“狂轰滥炸”。
不过,在出发前，原国军大将杜聿明却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说的，要保持晚节……”
沈醉与子女团聚为什么要去香港？此次，沈醉在香港会遇到些什么？
杜聿明又为什么要和沈醉交代这样的话，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交情？
这一切，要从功德林说起。
一、功德林里修功德
很久以前，在北京城的德胜门外有一座佛寺，名叫功德林。这里原是一座始建于金代的古刹，旧称“石佛禅林”。
“功德”二字，原本是佛家用语，专指念佛、诵经、布施等事。相传，唐代僧人玄奘去西天取经，在其经文上就有“功德”二字。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经工巡局大臣、大学士那桐奏准，在功德林创设“京师习艺所”，宗旨为“收容犯人，令习技艺，使之改过自新，藉收劳则思善之效。
从此，功德林开启了他的监狱生涯。
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被敌人杀害的。那时的它，还叫“京师第二监狱”。后来的它又成了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监狱被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和改造战犯的一座监狱。与其他监狱不一样的是，这里的战犯很特殊：军官，仅限军队将级以上；文官，则须到省主席一级。
这些战犯长期位居国民党高层，为蒋介石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对于战败并不服气，有着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改造的难度不小。
所以，新中国对他们的改造比较重视，在生活待遇上也要比其他地方高一些。
据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回忆：
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后，生活待遇提高了，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
“这等于过去中了举人后，选送太学来学习差不多。”引得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
不过，刚刚来到功德林时的沈醉可不是这样认为。
那是1957年的秋天，沈醉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转送到功德林监狱的战犯改造所。
刚到功德林的沈醉见到了很多老熟人，兴奋地聊天之余，忽然发现房间内放着一个床铺大的石膏模型，模型里面躺着一个人，戴着深度近视眼镜。
沈醉的心情有些沉重，身为军统大特务的他曾经心狠手辣，见识过不少刑具。但这种“刑罚”，他还真是头一回见。
都说功德林是安置高级战犯的地方，但这高级战犯的待遇，让人实在有些心理不安。
心中忐忑的沈醉上前仔细一看，更是大吃一惊，戴眼镜的人竟是大名鼎鼎的杜聿明。而在几年前，沈醉曾听说犯了众怒的杜聿明已被下令枪决了，没想到竟在这里碰见了活人。
尽管在解放前，沈醉和杜聿明的工作没有太多交集，也谈不上什么友情。但是现在，看着躺在石膏模里的杜聿明，同病相怜的沈醉心里别是一番滋味。
沈醉悄悄问了几位从重庆过来的老熟人，战犯管理所是重庆的好，还是北京的好。大家都说北京的好，因为这里的管理干部政策水平高。
沈醉奇怪了，指着睡在石膏模型里的杜聿明问：“那这是什么意思？”
杜聿明听后哈哈大笑：“这是给我治脊椎病的呀！我患了脊椎结核后，脊椎变形了，管理所特意为我定制了这个石膏模，用来矫正我的脊椎。”
沈醉这才打消了心中的顾虑，和大家放松攀谈起来。
后来他才知道，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担任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时，毛泽东曾经发表过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但杜聿明一直负隅顽抗，直到部队溃败后，他开始化装逃跑。当时他冒充军需官，被俘后查问时，却答不出军需处长的名字，就被当作特殊人物看管起来。
一场淮海战役，杜聿明输掉了国民党几十万的精锐部队，自觉对不起蒋介石的信任。他一方面出于“愚忠”，另一方面又怕被人认出后不得好死，就决定来个痛快，自行了断。
于是，杜聿明乘看守人离开之际，拣起砖头往自己头上乱拍，直到昏死了过去。但解放军的军医很负责任，又把他救了回来。
此时的杜聿明状态很不好，多年的战场生涯给他带来了多重困扰。肺结核、肾坏死和胃溃疡等诸多疾病，长期折磨着他。
自觉自杀没戏的杜聿明，决定换种方式达到目的。他知道自己疾病的严重程度，但闭口不言，一心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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