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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三八干部”来源主要是知识分子，或者说非无产阶级成分时，毛泽东之所以自信能够“化得掉”，首先当然是由于民族战争的任务，让中共和这批知识分子有了目标交集。
其次，当时中共的组织、训练能力及意识形态魅力，都让中共有这样的自信，或者说，抗战时期的发展需求，也使得中共必须拥有这样的自信。
1、中共学习、训练的独到之处
学习、训练是养成干部的必要途径，这样的方法一般政治力量培养干部时均会采用。
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也注意干部训练：
“顽固分子现在已经注意到乡教问题，视察，集训，强迫加入国民党。”
不过，国民党方面的训练常常只是走走形式，中共河南党组织发现：
去年夏天，各县都集训小学教员。在新安的小教训练班里聘县中教务主任高延柳为国际问题教员，聘职业校长郭次九讲教学法，他们两个的材料都是我们给他找的。给高延柳一本七十四期的《解放》，是联共十八次大会斯大林同志的报告；给郭次九找了一些军政杂志和《中国青年》等；他两个就这样讲了一个月，成绩满好，学生不但不顽固，反而进步。
战时伪政权的训练效果，和国民党也差相彷佛：
伪青年训练班毕业时，教练问自卫团是干什么的，一青年答曰：“打土匪打汉奸的”。
这样的训练，等于在给自己制造掘墓人。
相比之下，中共以信念为核心，不断教育、培训干部，提升干部水平，融合干部情感，重构评价机制、权力关系及思维系统。
重视训练、学习，源自中共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党的内在需求，“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苏联及共产国际对学习、训练也很重视。
1938年6月，共产国际主席团致电中共中央强调：
“刻不容缓的任务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来加强对党的干部和党员的教育工作，重新教育老的干部和培养从群众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
共产国际这一要求迅速得到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全党开展学习运动，毛泽东号召：
“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党员。”
1938年9月，斯大林主持编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开始在《真理报》连载，10月正式出版并立即译成中文。随后共产国际专门寄给中共1万册中文版。
7月，身在共产国际的任弼时电询中共中央：“为学习该书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
8月，中共中央回电：
“我们党中级干部学习小组，一般县委以上干部都已经开始学习《联共（布）党史》，它成为教学的必修科目。该书是延安所有学校的教科书。”
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专门负责组织干部教育培训，次年与中央宣传部合并，要求党员干部“每天平均实行2小时的学习制度，每一周按学习小组讨论问题，必须保持经常性与持久性”。
194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拟定初级党校、中级党校、高级党校的一般标准课程：
甲，初级课程：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
乙，中级课程：联共党史，马列主义。
丙，高级课程：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辫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
丁，时事政治课程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个方面经常研究。
戊，军队中应有军事学习课。
为保证干部教育能够得到有力贯彻，规定：“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
2、如何学习？
相比档案文献资料的静态描述，当年中共干部留下的日记或可更加动态显示学习、训练的实况。
以作家高鲁为例，1939年9月，他和鲁艺学员一起，从延安出发前往晋察冀，途中先后读了《中国启蒙运动史》、《民族问题》、《社会科学概论》、《列宁主义概论》等理论著作，野外听何干之、沙可夫课各两次。月初还参加一次军政测验，题目包括民主集中制在军队中的作用等。
时事学习是行军途中的重点，大致分为听报告和讨论两种形式，讨论内容包括欧战前途及其影响、与中国抗战的关系等。
中共的学习总是和斗争联系在一起，所谓有破有立，一个月当中，高鲁经历了两次斗争会，一次是反对自由主义倾向的讨论会，另一次是针对不服从组织分配的批判大会。
紧张的行军途中，思想的训练和斗争如此密集，无怪乎高鲁感叹：
“这确实是在战斗中学习，停下了就上课，这是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主力的原因。”
有人认为高鲁所在的鲁艺群体知识文化水平较高，这样的表现只是环境所致，但他离开学校到部队后，仍记下不少亲身体验的学习场景：
每天出发时，教育干事便发布两个讲过的题目，行军中再讨论复习。行军时把战士分为若干学习小组，每组二三人，学习讨论十分方便，形式也很灵活。部队多在清晨出发，天气凉爽?战士们精力旺盛，讨论得很激烈，边走边谈。学文化主要是识字。每班登一个字条，上面窝着2个生字，相互传看，或利用休息时间练字。每到宿营地，教育干事就到各班检查，过样在行军中，教育工作就展开了。
学习不仅仅是追求个体的进步，还是组织权力落实的一种方式；参与各种各样的学习，既可能意味组织的信任，也可能意味组织的惩戒，学习不仅仅是思想和教育问题，还和组织的信任紧密相关。
后来中共话语中，“学习”常被视为名词，意味着“学习”这一活动由于意义叠加已成为抽象概念。
当然，仅仅依靠学习并不足以保证成为中共要求的合格党员，整风中有人谈到自己去党校学习，目的在于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好党员，这样“就会做好工作，工作做好了就有了名”，这样的想法当然不会只是个别。
不过同样是这个人，接下来又谈到：
“对马列主义应付的时间长了，也给了我一些启发。所以在1940年有勇气把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想法、错误、家庭成分、出身向党说出来。”
持续的灌输、耐心的引导、情感的激发、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氛围、集体主义的环境，可以形成强劲的风气，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3、量身打造的学习计划
尽管每个个体变化未必尽如期望，但由这些变化着的个体组合成的群体，却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叠加效应，群体酿成的叠加效应又会反作用于个体，形成变化的加速度循环，教育要因时因人而变，不同时段、不同对象，教育开展各有侧重。
河南1938年报告，主要开设“党员基本知识，什么是马列主义及统一战线三门功课”，这是抗战初期党员培训的代表性内容。随着时间推移，党员基本知识和马列主义教育继续居于中心，统一战线则渐渐退居次要地位。
1941年，鲁西区党委制定的教育计划中，规定了各级机关的课程：
“分区委级是：着重中国革命基础知识及支部工作的教育。课程有：《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阶级与阶级斗争》、《支部工作》，县级是：《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地委级是：《联共党史》两个策略部分。”
此外，特别重视阶级斗争的实际教育：
“各地编印了《民主民生读本》，教育民主民生的斗争；从党报党刊上鼓动阶级斗争，从事阶级斗争教育。”
河北赞皇培训普通农民时，开设的课程包括：农民的痛苦，大革命时代的中国农民，农民与抗日问题，未来的农民。
这样的课程设计不是随意为之，其中包含着循序渐进教育农民的思路：
“从很多实际问题而谈到抗日问题、世界问题，容易使他们接受，使他们了解，农民的眼光是非常狭小的，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放大他们的眼光。”
“放大眼光”四个字，毛泽东用过，这里又再一次用到，这个新兴政党真有一种开阔自己的内在冲动。
相对农民，知识分子教育更加重视的是立场问题，学习、实践、反省，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三部曲，高鲁写道：
“我们都是缺点满身的人。我想诊治的方法：一多讲马列主义，二在工作中筑造自己，三在讨论会中检讨我们的生活、行为等。”
高鲁说到的讨论会，是中共特别重视的一个学习环节，中共一直强调学习不是单纯的灌输，而要联系实际展开讨论，甚至针锋相对的争论：
“有一个小组共七个人，争论抗战、团结、进步，哪个重要？…争论得无法解决，按多数表决表决的结果，除主席外，六个人三个意见，两个人共同一个意见。主席无论参加哪一方面都可得到多数，但主席又不同意以上的三个意见。”
整风期间，这样的争论虽由于内容显得琐碎而被批评为教条，但通过碰撞激起思想火花的讨论方式一直为中共沿用，1944年中共干部的日记中仍然有“讨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问题有与无，争论得一塌糊涂”的记载。
4、如何靠训练班轮训干部？
日常教育之外，轮训制度可进一步强化学习效能。苏维埃时期，中共即开办训练班轮训干部。
抗战时期，毛泽东要求前方“办各级军事政治短期训练班，轮流训练干部”，轮训制度进一步健全。区以上的各级组织都要建立训练班，所有党员、干部均需轮流接受培训，时间一般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
冀中报告：
1938、1939两年间，有数字可统计的，共训练小学教师6354人；其中女的占10%；县级行政干部444人，其中女的23人，税务人员135人；合作社干部1094人，其中女的6人；送河北抗战学院学习的3000人，送抗战干部学校学习者472人，送边区华北联大或抗大或抗战建国学院学习的800人。总计20894人。
这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
具体训练内容为：
“一般的是论持久战、统一战线、各种基本政策，社会科学常识，游击战术及部分的专业课。在生活上则着重于集体生活与军事化的锻炼。”
129师是执行轮训制度的模范，到1940年，“连以上干部都经过轮流的训练”，排以上干部达到94.11%。
该师司令部机要科干部杨国宇曾到师轮训队训练，“是从参加军队以来的第一次开荤”。
杨国宇在轮训班的学习主要可分四部分：
一是听报告，刘伯承数次到训练班做报告，讲政治、军事、党政、纪律等问题，给学员高屋建瓴的指导。
二是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陆定一讲《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又听讲生产关系的五种基本形式，建立对马克思主义分析事物、社会的基本思路的了解。
三是听讲战斗技术，包括敌我优缺点的检讨、游击战术、特种战斗、后勤保障、战斗指挥等。27天授课，涉及战斗的课程为12天占到将近一半。
四是听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从太平天国讲起经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大革命直到苏维埃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战斗课程相当，同为12天。
除此外，还有中间和期末两次测验。
轮训班的课程安排，清晰体现中共理论和实际结合的特点，军事理论和实战的讲授是部队干部的必修课，占到近一半比重容易理解，革命史的讲述和前者等量齐观，则突出显示中共强烈意识形态政党的特质，即以历史记忆的构建，强化民族和国家记忆中的革命元素，勾勒中共在时间长河中的历史际遇、任务和作用，以此提升干部的历史使命感、团体认同和现实关怀。
从太平天国讲起，重心放在中共建党以来的历史轨迹，既点出了中共产生的时代背景，即中共话语中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又突出了中共革命党的特质。
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强调，是抗战时期中共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这和1938年底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的“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一脉相承。
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讲授，看起来不免深奥，但方法、观点的灌输，对中共党人的思想水平和境界的提升不无潜移默化的作用。
1939年，年少失学的八路军干部秦基伟刚刚记日记时，错字连篇，表达不顺，但几年坚持下来，他的日记已经“由原来的单纯记录，发展到写对事物的思考、见解，后来又发展到总结经验教训，…我比较注意对细节事物的思考，尤其注重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
5、训练班学什么？
中共通过马克思主义把近代世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灌输进革命阵营，造就并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其中，辩证法又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抗战前的山西武乡，中共党组织就已经在讲授辩证法：
“1933年夏，开了一个暑期讲习班，讲者是一些小学教员，讲教育问题及辩证法问题。结束后，并组织现代思潮研究会，以传达进步思想。”
抗战初期，毛泽东专门到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稿在杂志连载并制成单行本出版发行。
毛泽东督促全党都要认真学习辩证法，强调：
唯物辩证法本身就是一种科学（一种哲理的科学），它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又是方法论。我们的革命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叫作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是违反辩证法的。但如懂得了它，那就生出强大的效果。一切做对了的事，研究起来，都是合辩证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
当时就受到广泛称赞的《固临调查》，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共轮训干部的严格性。
该调查由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的李卓然主持，呈现当年固临县（现已撤销，今延安市延长县、宝塔区的一分)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干部学习。
调查列举了县级干部学习小组的检查记录，从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态度和反应：
王志臣：今年下乡3次，共40天。听中国问题课3次，参加讨论会1次。听时事报告1次。8月份讨论施政纲领13次，每天1次，每次1条，当时能背15条，现在完全不记了（问他关于财政政策一条，答不出)。快4个月不看报，完全没工夫。大清早部队就追着要粮来了（问他有几天是这样，也答不出来）。
所以没有学习，2小时学习不可能保证。
黑翰章：下乡100天。带了一册《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下去，一页都未看。听课4次，没有讨论过，也没有笔记。讲课太深，记不下。施政纲领学过18条，一条也记不起，报纸两月不看了，目前国内外发生了什么事，完全不明白。
冯：今年才下乡半月，中国问题课9次全听了，讨论会每次都参加，每次都作了笔记。今年县上的学习比往年进步得多，能够经常进行。时事报告听过5次。施政纲领几月以前差不多21条全部背下，现在忘了一些。每天2小时学习是做了的，《群众报》、《妇女通讯》、《组织通讯》、《党的工作》、《中国妇女》、《共产党人》每期都可以看完，今年还学会了新文字。
黎：今年把新文字学会了。又学会了150个汉字生字，都是施政纲领上剪下来的，施政纲领可以认完。中国问题课听不懂。
调查中提到的这些干部，均为县里的科长、科员、干事、秘书，属中低层干部，他们的状态应能代表县里干部的多数。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努力学习与被动应付的干部大约各占一半，有效和效果不彰也同此数。
考虑到人性的好逸恶劳，一半的努力学习者已经体现着中共阵营灌输、督促和组织的明显效果，而另外一半的存在，既体现促人进步的难度，也凸显了历史书写中通常会被忽略的那些有意无意的静默者。
即便革命来了，改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也不是简单的线性推进的过程，这才更接近历史的常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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