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家浜》与《柳堡的故事》对照，折射出故事原型地的地域差异|京剧|动作片|柳堡的故事|样板戏|江南|沙家浜|爱情片|犯罪片|芦荡火种|苏南|阿庆嫂

最近，参观了沙家浜风景区，更深一层地了解了京剧《沙家浜》背后的前尘今生，无由地想到了另一部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柳堡的故事》。

《沙家浜》据以改编的原作沪剧《芦荡火种》酝酿于1958年秋，而《柳堡的故事》则拍成于1957年。

两个作品基本诞生于同一个时期，而《沙家浜》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柳堡的故事》的事件则发生在1944年，已经属于抗日战争末尾阶段，新四军的反攻战已经拉开了帷幕。

《沙家浜》的故事发生在阳澄湖边，这里靠近上海，属于苏南的鱼米之乡。

目前的沙家浜镇位于常熟市，这里的沙家浜风景区，因为背靠着“沙家浜”这棵大树，的确好乘凉，而我们注意到，在沙家浜镇南边不远、靠近阳澄湖的苏州相城区消泾村里，也有一个纪念馆，名叫“阳澄湖地区抗日斗争史迹陈列馆”，总面积124平方米，的确有一点太小，几乎不为人知。笔者也是在放大了的百度地图上，看到了这一个与沙家浜纪念馆的主体内容高度相关的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这个陈列馆，也是沙家浜纪念馆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再来看看《柳堡的故事》，它也出现了花开两枝的奇观。

《柳堡的故事》的故事发生地柳堡镇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据电影的原著作者胡正言介绍，柳堡原名叫“刘坝”，后来在写小说的时候，觉得这里属于水乡，柳树较为常见，所以取了一个“柳”字，而“堡”则寓含着“战斗堡垒”之意。

所以电影公映后，该地地名便改成了“柳堡”，笔者查了一下资料，1959年成立了柳堡人民公社，这应该是“柳堡”正式从电影里的虚构地名走向了实体。它与沙家浜从一个不存在的虚构地名，走向实际地名几乎是走了一条同样的演变路径。

在拍摄这一部电影的时候，同时还从与宝应县相近的盐城西乡取了一些小桥流水的苏北景致，所以，今天在盐城的大纵湖风景区内，也建起了一个“柳堡村”的实物建筑。

因此，可以看出，柳堡今天也分别在扬州宝应与盐城两地引起了争夺电影形象资源的博弈。

大纵湖有一个影视基地，沙家浜也有一个影视基地，它们都以抗战的时点为坐标，映射的是一个共同的新四军团队在不同地域的故事。

《柳堡的故事》里讲述了一个苏北女孩二妹子的故事，而我们近距离地贴近沙家浜故事的发源地，我们发现，这两个故事之间，竟然喻示着两种文化与地域风情的不同。

《柳堡的故事》的主题曲里把这个女孩，抽象化成一个在苏北犹如狗尾巴草一样普遍的小英莲的名字，这样，《沙家浜》与《柳堡的故事》里的主人公阿庆嫂与小英莲，可以视着同一个昔日时空里，隔空遥望的由新四军红线串联起的两个女性人物，她们在苏南与苏北两个地界上，显示出她们完全不同的个性存在。

而这种存在，正是苏南与苏北两个地域的文化差异所在。

在《沙家浜》里，阿庆嫂显然是主导者，即使是后来的样板戏突出了郭建光的作用，但是阿庆嫂的形象，依然要胜出郭建光。

因为郭建光从头至尾都是一个平面角色，不需要有什么性格交锋的人物刻画，而阿庆嫂就不同了，她所处的复杂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她每时每刻都要察言观色、见机行事、预判走向。

众所周知的“智斗”一场戏，就把阿庆嫂周旋在不同指向的动机诉求中的应变能力作出了淋漓的展示，后来她在与沙奶奶“打了起来”的一场戏中，更是与沙奶奶演出了一场“外黑内红”的双簧戏。

甚至新四军打入沙家浜，也离不开阿庆嫂的内应。

可以说，阿庆嫂非常具有经济头脑，敏锐地把握时事变化，采取对应的措施，而她的丈夫在上海挂着跑单帮的名义，也显示出，她能够及时接受大上海的辐射，这一切都能够让阿庆嫂在应接不暇的挑战中独挑大梁，成为沙家浜战事中的核心人物。

这是凝聚了苏南风貌的拥有着经商因子与公关能力而打造出的一个特别形象。

阿庆嫂这个人物是《芦荡火种》编剧文牧根据自己对上海、苏南地区的现实情况，而提炼出来的人物。

在《沙家浜》里暗示，阿庆嫂不是当地人，所以刁德一声称自小到大，从没有看过阿庆嫂。

根据阿庆嫂的原型身份是镇江人的史实，编剧文牧在确定阿庆嫂身份时，是暗中把她当成镇江人的。

但文牧一直在上海，所以，他习惯性地把阿庆嫂的关系脉线，都牵连到上海。比如在戏剧中，阿庆嫂的丈夫阿庆在上海跑单帮，而在《芦荡火种》里，阿庆嫂在为胡传魁张罗婚礼的时候，就声称自己在上海有很广的人脉，可以为胡司令请来著名的大厨，买来沪上最流行的新款衣服，这一切，都动用了编剧文牧对上海周边现实的了解与把握储备。

而文牧当时在编写《芦荡火种》时，对茶馆经营者这种隶属于经商阶层的人士进行了美颜处理，把她拔高成周旋在江南抗日力量中的一个轴心人物，而文牧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身为一个戏剧工作者，接触到的最容易外见的人物，就是这种生意场上的精明人士，所以他也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精明者会在抗战风云中发挥出自己的巨大能量。

实际上的情况却是开茶馆是一种艰难的维生手段，地位也很低，根本不可能像阿庆嫂那样具备上可通天、下可接地的巨大能量，甚至胡传魁后来在结婚的时候，也让阿庆嫂来担当操办人，可以合理的想象一下，这可能吗？

后来京剧《沙家浜》根据最高领袖的意见，调整了阿庆嫂的地位占比，突出了郭建光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压缩了编剧文牧的过分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他对历史真正走向的生疏。

阿庆嫂的真正原型胡广兴，后来离开了苏州地区，到上海谋生，同样是开茶馆，但生计日艰，贫病交加中去世，可见开茶馆而求得兴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我们想说明的是，《沙家浜》的整体基调里，渗透着最早的编剧文牧对上海、苏南地区的特殊地域位置所带来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现状的一种宏观把握，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个地域环境里，基本处于一种开放、通透、互联的社会背景与境况。

这样，《沙家浜》及前作《芦荡火种》都能够折射出当时的整体社会面貌，这也是这一组系列戏剧作品特有的社会认识功能与价值所在。

我们不妨假想一下，如果阿庆嫂这样的形象，移植到《柳堡的故事》的发生地会不会有这个可能？

答案无疑是不容乐观的。

《柳堡的故事》里的二妹子，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小英莲的女性形象，完全是一个与阿庆嫂相比不同类的存在。

二妹子始终面临着外来的胁迫。影片里，逼死了她的姐姐的名义上的姐夫，一直是笼罩在她头上的阴影，企图把她抢去，填补她姐姐死去之后的空缺。

而这个凶神恶煞的姐夫，也有着特殊的人设。电影里，通过角色之口，介绍了他“跑码头贩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一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他变成了伪军，成了中队长。

这个伪军头目的特点，是“跑码头”的，其实与《沙家浜》里阿庆嫂的丈夫阿庆所干的“跑单帮”是一样的，但在《沙家浜》的语境里，这种做生意的设定，并没有影响到阿庆嫂的立场与身份，未曾影响到她的光彩，而在《柳堡的故事》里，跑码头的二妹子的姐夫，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是电影里的主要的负方力量，这反映了在《柳堡的故事》的情节发生地里，对人的价值认定是与《沙家浜》里的设定截然不同的。

《柳堡的故事》里另一个负方势力，是当地的财主，此人姓汪，显然与《沙家浜》里所唱的”他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的“汪”都有着暗示性的负面联系。

这样，二妹子所受的生存压力，便交织着伪军、地主及背后的跑码头的商业阶层的全力围攻，而在《沙家浜》里，仅仅有着伪军的压力，而没有当地地主与商业阶层这一层面，反而是商业性代表人物阿庆嫂是一个外白心红的典型。

这样，二妹子作为一个女性，远比阿庆嫂来得艰难。

她够逃脱厄运，还必须借助于新四军战士之手。她是一个被新四军拯救的对象，这实际上反映了苏北的当时的现实状况，那就是封闭、落后，缺少外在的联络，缺乏商业的激活因素，更没有信息交流的茶馆之类的原生态互联网机构，于是，二妹子只能被束缚于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坐以待毙，而新四军的到来，成为拯救她的唯一力量。

相比之下，阿庆嫂的能量可以说是披亢捣虚，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强悍的地步。

两相比较，这实际上反映了两地社会、经济、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同人物性格定位。人物形象，不仅仅是凭空而生的，而且是社会各个要素在人的气质上的映射与积淀，正所谓“相由心生”，而“心”则受制于当地文化的润泽与干预。

阿庆嫂这种在台面上运转得风生水起的形象，得江南的风水滋润，也会深远地影响着这片地域的日后发展。

查了一下资料，2019年，常熟市GDP是2470亿元，而《柳堡的故事》原型情节发生地的宝应则是620亿元。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被认为是《柳堡的故事》的拍摄地的盐城市，整个市的GDP仅是一个县级的常熟市的一倍。可见，沙家浜所处的常熟市，经济发展是相当的惊人的。

而常熟市发展的背后，我们不能不说，在文化上，这个城市也有着令人刮目相看的深层积淀。

常熟市作为苏南的一个点，有着三次关键性的经济转型，正是这种转型，才有了它的GDP令人望尘莫及的高企。前两次转型分别是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型，而现在它正在推进的转型是：高速度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型。

而今天，常熟市在实现了自己的经济转型之后，更是驾轻就熟地打出文化牌，把“沙家浜”作为推广自己的名片，取得了撞击旅游市场的震动效应。我查到一个资料，仅仅是沙家浜一个景区，2018年年旅游自营收入就达到1.2亿元，经济越发达，文化品牌做得越响。

当年的《沙家浜》就凝聚了苏南文化的诸多因子，辐射着苏南文化的特有质素，而这种文化又潜移默化地助长着江南经济的发展，使江南从一个“鱼米乡”变成“胜景处”，形成了文化催生经济，而经济又反哺文化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