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上》票房低迷，被观众称之为烂片。
的确观看这个电影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影片节奏缓慢，人物表情木讷，整个电影里的台词非常有限，大段的跟拍式的长镜头沿袭了西方艺术电影热衷的长镜头叙事。整个电影基本排斥好莱坞电影的正反打运镜风格，给习惯于在电影院里愿意承受好莱坞与国产准好莱坞风格的电影的观众带来强烈的不适。
但是，这部影片的可贵之处，恰恰是它对中国现实的强烈关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影片的导演竭力在这个电影里对中国的现实生活注入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与阐述意图，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导演申说中国现实的宏大野心。
相比于《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里的完全是架空的结构，《阳台上》至少是接中国现实底气与地气的，但是《阳台上》在《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虚拟情境面前不堪一击，令我们思考的恰恰是，瞄准中国现实的电影，如何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突出重围，获得自己的生命价值。
《阳台上》的可贵之处，是编导没有把它的镜头对着中国都市的繁华的外在虚幻景致上，打造都市白领丽人的浪漫情怀，而是将镜头低调地埋入到上海的最基层的市俗生活，表现最底层民众在这个城市里的艰于谋生的生存境况。
尤其可贵的是，影片触及了都市拆迁给市民生活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在影片里，男主人公一家在拆迁之前，虽然家境也不富裕，但毕竟拥有自己的一个简陋的蜗居，一家人也能够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享受着看起来也不算是极致但也足可以称着是正常的天伦之乐。
但是拆迁的战车碾压过来了，我们看到，补偿资金显然是不足的，所以，拆迁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意味着过去尚能容身的家灰飞烟灭了，家没有了，父亲一气病亡，三口之家的剩下的人口，只得寄人篱下，即使是舅舅家，也要受到白眼的对待。
这一切，使主人公张英雄对缺乏人性考量的城市拆迁深恶痛绝。因为这改变了他理想中的像父亲那些并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只不过每天能小酒咪咪的最简单而世俗的生活，也让他承受了一个家瓦解后必须遭受与忍受的他人的白眼，哪怕这个白眼来自于亲戚。他对拆迁的仇恨，必然要转化为实际的报复行动，而拆迁是一个集体的作为，是一个政策下的连锁效应，他能够找到的报复目标，只能是冲在前台、把拆迁政策送到他家的那个具体执行人。这就是影片中的拆迁工作人员陆志强。
这样，《阳台上》中的实际交锋对垒事件，就成了张英雄与陆志强的两个人的战斗。有意思的是，张英雄一点不“英雄”，他的报复之举，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期望，梦境中的酝酿；而陆志强呢，同样一点不“志强”，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家庭中，都是一个难以看出有志得意满得瑟的中年油腻男。
他们根本不应该构成敌对的力量，但是一项隶属于大政方针范畴中的拆迁政策，却使他们成为了仇恨的两极。
《阳台上》也在此显示出它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剖析力度来。
其实我们比较一下今年奥斯卡获奖影片《绿皮书》，也会发现，这部电影里也有着相似的内在肌理设定。《绿皮书》中，在种族政策的影响下，本来白人与黑人之间并无必然的冲突前因，但是一旦他们遭遇到一起，便会使他们置于对立的两极。《绿皮书》借助一次周游全国的旅行，化解了一对黑人与白人之前开始的对立状态，这一点，可以说，《阳台上》也沿袭了这样的思路。
可以看出，《阳台上》所要表达的是，民众之间的仇恨与对立意识并非是天生地存在于他们之间的，而往往受制于外在的因素。一项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执行政策者与被执行政策者之间有了最直接的接触，也使他们本来应该隶属于公事公办关系的人，萌生了个人的私怨，将“公怒”转化为“私怨”恰恰显示出《阳台上》对社会现实的荒唐与尴尬的敏锐把握。
但是，当张英雄的私怨怒火亟欲寻找发泄渠道的时候，他看到了他臆想中的对手也就是陆志强的另一面与自己生存相似的现实状况。
如果说张英雄的生活是由拆迁改变的话，那么，他看到了陆志强的生活，也将被拆迁彻底地颠覆。在影片里，我们看到，随着张英雄对陆志强的跟踪的逐步深入，他了解到陆志强一家也将面临着住宅拆迁，而另一双温柔的手，正伸向这个拆迁户。如果说，当年伸向张英雄家的恶，是一起强制拆迁的野蛮的话，那么，伸向陆志强家的手，却是包装着温柔外表的更为毒辣的恶。
这就涉及到陆志强的弱智女儿，周冬雨扮演的那个傻乎乎的小姑娘。虽然她弱智，当她的身份转化为拆迁户的女儿时，她的身上立刻有了价码，有价码的女孩注定是奇货可居的，于是，我们通过张英雄的眼光看到，一个已有女友的男子，像潜伏的间谍一样，出入到陆志强家中，意图讨得傻女儿的欢心，最终目的就是想以合法的身份，暗度陈仓地席卷陆志强的拆迁资金。
这样，张英雄的角色身份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了奇怪的转换。按道理讲，他应该不遗余力地破坏他的敌人陆志强家的安宁的生活，他在他的同事的劝诱下，曾经生过动用刀子报复陆志强的念头，后来又曾萌生过侵犯陆志强女儿的想法，但是，在他意识到陆志强一家面临着新的软刀子侵入的威胁下，他的角色身份发生了巨大的逆转，这就是他从一个陆志强的仇恨者，转化为陆志强一家的保卫者。
影片中，我们看到，他主动接近陆珊珊，并在最后的时刻近距离地拥抱了陆珊珊，这个行为不排除有对陆志强报复的念头，但是当他的手触及到陆珊珊的身体后，我们可以从镜头里看到，陆珊珊根本没有什么应有的反应，她依然关注着自己手里的食物，张英雄由此大彻大悟，意识到陆珊珊是不谙人事的，也就是说，那个意图讨得她欢心的男人对她是无效的。于是，张英雄觉得陆珊珊的这个防线是不会被攻破的，陆志强家的壁垒暂时无恙，于是，张英雄的心里形成了对陆志强家里固若金汤的认识，影片最后的一组镜头，正可以看出，张英雄的脸上再也没有前面的漠然与自卑的神态，一种卫护了一个家庭的英雄气质萦绕在他的身上，我们从他抽着烟、傲视城市的目光中，恍然感觉到剧中人物经常谈及的许文强的英雄光彩笼罩在他的全身。
至此，张英雄也完成了自己身份的升华与跳级。他跳出了狭隘的出于私怨的报复心态，而是认识到，他原来认为的对手陆志强，其实与自己的身份一样，也是一个拆迁政策下的被动承受者，与他的身份与地位是一样的。他在窥视中感受到的陆珊珊给他的最大冲击力，恐怕不是性方面的诱引力与启蒙源，因为很显然一个傻乎乎的女孩，很难说有什么强烈的性魅力，张英雄在窥视中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阳台上的女孩的那种安宁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就是陆志强铺垫的，这样的生活，他也曾经在自己的父亲那里感受过，所以，他从他的窥视中，感受到了他与陆志强其实是一类人，陆志强倾注于他女儿的温情，正是他的恋恋不舍于亲情与激发复仇之心的最初动力源。这份温情感染了他，融化了他，就像《绿皮书》里在种族政策的大幕下的两个人，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有着超越偏见的个人情感能够暗脉相通。
《阳台上》由此陈述了政策激化出个人私怨，然而私怨中的一组人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对手，他们实际上是同一类人。明白了这一点，才能超越自我的狭隘内心定性，而重新获得自己的站位，影片中的张英雄在释去了这一点之后，他终于可以自立地行走在城市里，他会找到在这个城市里的新的生活空间。
应该说，《阳台上》里有一个对中国现实的寓言式的故事，情节的逆转也颇有象征性意味，体现出导演自《钢的琴》开始就意图对中国现实作出寓言与写意式再现的那一份努力。这样的影片，如果在二十年前第六代导演甚嚣尘上的时候，还可能产生反响。比如我们可以看出，《阳台上》的运镜风格，与2001年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是，第六代导演基本上已经全军覆没，他们只能在艺术片的领域里苟延残喘，瞄准的目标还是欧洲电影节的荣誉加盟，而在电影市场上基本已经没有发言权。《阳台上》采用的弱化人物塑造、摒弃戏剧张力的表达手法、采用冗长无趣的长镜头叙事，都已经难以合拍今天影院里观众的习惯性鉴赏方式，可以说，这种生冷、寡趣、缓慢的电影风格，只能成为票房毒药的代名词。
《阳台上》有不错的现实再现欲望，但是它对人物的想当然的呆板表现，又使它偏离了现实中的人物灵动性，令电影在人物塑造上又弥漫着一种虚假。如何时在戏剧性与纪实性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吸引观众的切入点，这可能是中国电影现实题材必须考虑的问题。《绿皮书》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完美，它将戏剧的张力与现实的再现调和成同频共振的混合体，产生了艺术感染力与现实表现力的合力。这样的道路，值得我们中国电影来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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