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戴公祠警卫室的水泥地被挖开，小萝卜头的遗体静静躺在里面。遗体已经腐烂，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当看清他握着的东西时，在场的人悲声四起。
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小萝卜头”的父亲宋绮云和母亲徐林侠被党组织派到爱国将领杨虎城身边工作。
彼时，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身为共产党党员、担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的宋绮云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恐吓，毅然决然拿起笔杆子，写出了一篇篇痛斥反动派的文章。
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也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西安，徐林侠组织妇女先后成立妇救会、工农会等组织，无条件支持丈夫的革命工作。
1936年的一天，宋绮云回家后，拿着帮张学良、杨虎城起草好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高兴地对徐林侠说：“反动派的好日子到头了，全民族抗日的曙光就要来临了。”
同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在共产党人积极主导下，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绮云在《西北文化日报》上详细写了事变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积极评价了共产党人在解决这场事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西安事变解决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可宋绮云不知道的是，此时看似风平浪静的抗日局面，实则波云诡谲，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宋绮云一家也一直受到特务们暗中监视。
1941年，宋绮云与徐林侠的儿子出生，夫妻二人给孩子起名“振中”，意为振兴中华。也在此时，特务们鉴于宋绮云的“通共罪行”，决定提前实行抓捕。
同年9月，特务们发了一封假电报，将宋绮云骗回了家。宋绮云前脚刚踏进家门，后脚就遭到特务们的秘密拘捕。
徐林侠一连几日收不到丈夫的消息，十分着急地在西安城四处寻找。特务们见此认为“斩草要除根”，便又以宋绮云的名义给徐林侠发电报，让她来送衣服。
虽明知其中有诈，但徐林侠还是带着襁褓之中的宋振中去了特务们发的地点。就这样，宋绮云一家三口全部被捕，先关在西安，继而转到贵州，后转移到了重庆。
宋振中年龄尚小，便与母亲徐林侠一同关在“白公馆”的女牢中。这里条件十分艰苦，臭气熏天，蛇虫遍地，常年不见阳光。而且特务们心狠手辣，经常以各种罪名折磨狱友们，每到深夜，都能听到不同牢房中传来惨叫声。
除此之外，特务们每天只发给他们少量的馊饭馊菜。因长期营养不良，宋振中饿得皮包骨头，从远处走来只能看到一个“大头”，狱友们就给他起了“小萝卜头”这个绰号。
宋振中长大一些后，徐林侠便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告知宋振中做人做事的善恶标准。
据后来“白公馆”的幸存者胡春浦哭着回忆：“当年七岁的宋振中看到我饿得奄奄一息，便送来一碗他们娘俩干苦工赚来的面条……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碗面条，一辈子都忘不了小萝卜头。”
对于狱中看守的“甜言蜜语”，宋振中也不为所动。一日，一位女看守为讨好宋振中，给了他一颗糖果，让他在秘密监视狱友们的行动，遭到宋振中的拒绝。
但宋振中毕竟是孩子，回到监狱后，他哭着问徐林侠糖果是什么味道，徐林侠从口袋中拿出了积攒下来的一点点盐，蘸了一点送到宋振中口中说道：“孩子，这就是糖！”
狱友们看宋振中实在可怜，为让他接触到大千世界，受到系统教育，狱友们采用集体绝食、罢工的形式为他争取来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狱方指派黄显生担任宋振中的“教师”。
由于要“上课”，宋振中便成了监狱中的自由人。随着时间推移，宋振中认识了不少字，渐渐地成了狱中的“地下交通员”，经常将外面发生的事情传到各个监室。
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便下达处决政治犯的命令。1949年9月6日，宋绮云、徐林侠、宋振中以及杨虎城一家被特务们骗到戴笠警卫室杀害。
特务们为掩盖罪行，他们先是冲洗了地面，就地掩埋了遗体，最后又浇筑了一层厚厚地水泥……
二十四天后，新中国宣告成立。
宋振中是新中国年纪最小的烈士，牺牲时只有8岁，纵观他的一生，只过了八个月的好日子，其余时间都在监狱度过。
重庆解放后，“小萝卜头”宋振中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后来，当地政府挖掘出小萝卜头的遗骸时，发现他的小手紧紧握胸前，手里还攥着老师送给他的一小截铅笔……
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所有都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我们现在过得每一天，都是“小萝卜头”宋振中渴望过的每一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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