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毅军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隆重的上将军官授衔仪式，李德生等1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这距离我军首次授衔33年，距取消军衔24年。此时，1955年就可以被授予元帅军衔却自己拒授的人民解放军统帅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脸挂微笑，精神饱满，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并合影留念。
1998年2月，已经离休的李德生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在我的一生中，对小平同志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印象，其中有两个阶段尤为深刻。”战争年代，“我不知聆听了小平同志多少次讲话和指示，看了他多少份电报和文件，参加了他指挥的多少次战役和战斗。”“文革”后期和他“第二次、第三次复出，我又有幸与他有了较多地接触。除了一起开会，我曾多次到他的家里拜谒。我调沈阳军区工作后，他5次到东北，每次都和我亲切谈话”，“使我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教育和强烈的震撼。”
李德生来自于八路军第129师，后来发展扩大为晋冀鲁豫、中原和第二野战军，是刘伯承、邓小平的老部下。从1938年初至1950年底，李德生一直在这一“刘邓大军”部队中当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李德生回忆：“在我们的心目中，邓小平同志是可敬可信又可亲的老政委，他和刘伯承司令员是两株紧紧相连的参天大树，是我们崇敬的刘邓首长。他们珠连璧合，运筹帷幄，叱咤风云，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活剧。其中，有许多事是我亲身经历的。” “刘邓和一二九师、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的辉煌业绩是紧紧相连的，假如没有刘邓的统帅和指挥，这支英雄部队的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一、共同参加四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任总参谋长，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1973年3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筹备问题。根据3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8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十大组织人事安排。毛泽东说：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可以当顾问。我看可以组织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我来当主席。但事情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协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邓小平和李德生都参加了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讲到中共十大主席团增加一些老同志时说：主席对邓小平同志关于设顾问的意见很重视，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他当主席。主席跟我讲，我说不行。他又跟政治局的同志讲，大家也都不同意。根据毛泽东要有“老中青”，“中”从军队里产生的提议，周恩来提出李德生作为第十届中央政治局9人常委候选人选，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被选为中央副主席。
四个月后，毛泽东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全国11个大军区中的8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这是我军前所未有的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在这次对调中，李德生离开北京，到沈阳军区担任司令员。从1973年12月12日到15日，连续4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反复讲对调问题，多次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
——12日，毛泽东在住处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看着在场的邓小平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人，司令员来。议一下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的问题。他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毛泽东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还边唱边解释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呢。接着讲了对调的具体方案：其中，李德生和陈锡联互调，到沈阳军区任司令员。又说，李德生是陪绑的，他（李德生）刚到北京军区时间不久。他转向李德生说：你是唱李铁梅的。你一家出了个李铁梅，你是陪绑的。你也做些好事吧，将来上帝也请你喝烧酒。并顺口说，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毛泽东要求叶剑英：你把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参加议军。事不宜迟。政治局成员在毛泽东那儿散会后，又到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来提请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工作；讨论并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意见。
——13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
——1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谈起对调问题。说到时要开欢迎会，相互介绍情况。比如在东北要陈锡联介绍李德生，在北京李德生介绍陈锡联。毛泽东话题一转，指着在场的邓小平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转过脸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叶剑英1972年同李德生（左）等在军事博物馆参观反坦克武器装备展览。
毛泽东又转过脸对李德生说，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主任？我说不要兼了吧。司令常来又常往嘛，如果到那边不顺手，我们也可以商量一下。各大军区司令员还兼不兼省委工作？都不兼。毛泽东还两次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最后他说要准备打仗。甚至表示，我还可以打一仗呢。
中央军委有关调动会议即将结束时，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小礼堂客厅接见了到会的43人，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和老帅们都参加了会议，他主要还是谈对调。他说：“你陈锡联司令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李德生倒是不久。你们要交好班。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慢慢来就会顺手。”
毛泽东对于参加会议的朱德、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一一问候。并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犯了错误。小平同志讲，1965年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朱德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他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会见持续了1个多小时。周恩来建议唱个歌，大家再次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会后，叶剑英找李德生商量了第二天会议总结的事。22日会议结束，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中央调动的命令，叶剑英作了总结讲话。会议规定，各位司令员在10天内到达新的军区。
李德生在23日至25日，用3天时间先后陪同陈锡联到北京军区参加欢迎会，向总政治部党委交代工作，到叶剑英处辞行。26日，李德生乘飞机离开北京，下午到沈阳，第二天，就参加了军区机关和军师领导干部参加的见面会。
二、邓小平政治生涯中遭受第三次严重挫折前后的两次谈话，令李德生终生难忘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到中央工作，李德生仍然在军队中，互相接触的机会少了。后来，在“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后，两人又有幸有了较多地接触。除了一起开会，李曾多次到邓家里拜谒；李调沈阳军区工作后，邓5次到东北视察，每次都和李亲切谈话。在交往过程中，邓小平一代伟人的气度和风范，使李德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教育和强烈的震撼。
第一次谈话是在1974年冬。当时李德生从沈阳回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专门去邓小平住地看望他。同时，也是为了向他反映原二野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工作的事。王近山是一位闻名全军、战功赫赫的战将，许多老同志都反映，希望能在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为他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那一天，天气晴和，邓小平精神爽朗。他热情地和前来的李德生握手，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二野历史。李说，那时我在六纵十七旅工作。邓讲，晓得晓得，定陶战役打大杨湖，我和伯承同志到过你们十七旅安陵集指挥所。1947年冬，我和李先念、李达同志带领前线指挥所，和国民党部队在大别山转圈圈，你们十七旅一直掩护我们。淮海战役南线阻击战，你们部队表现不错。当谈到二野的几员虎将时，邓小平边在胸腹前打弧形手势边说，陈锡联胸襟开阔，肚量大，能打仗；王近山敢打硬仗，很猛。于是，李德生向他反映了王近山目前处境和老同志们的意见，邓小平连声称赞道：说得对，说得对，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任何时候不能忘记在革命战争年代做出贡献的同志。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中央讨论过了，大概没有军队代表的位置了；我来告诉刘澜涛，建议给王近山安排当全国政协常委。李德生听了很感动。后来王近山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这使李德生联想到：“小平同志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是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对干部知人善任，爱才如宝，使人尽其才。”当时谈话，邓小平还讲到了当时的形势和工作。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各方面的问题不少，要抓，要解决，军队也一样，要克服派性，加强团结，增强组织纪律性。
◆1978年，李德生（左）陪同邓小平视察东北。
第二次谈话是1977年春。李德生到北京西山看望叶剑英。当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后还未平反，叶帅将他从解放军总医院接出来，也住在西山。叶帅对李德生说：“你去看看你们的老政委。”这当然是李的心愿。当李德生见到邓小平时，感到他虽然面容有点消瘦，但自信、达观、刚毅，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气度。邓一边和李握手，一边让座，并问这次到北京来的原因。李作了回答，并问了邓的身体和饮食起居情况，希望他保重身体。在两个人近1个小时的会面中，邓小平侃侃而谈。他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运动力量很大，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李德生听后明白，他所讲的人民的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没有全国亿万人民的力量，就不会有“四五”悼念活动，就不会有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这两次谈话之所以使李德生记忆犹新，终生难忘，是因为这正是在邓小平政治生涯中遭受第三次严重挫折前后。前一次谈话，他第二次复出工作还不久，后一次谈话，是他第二次复出工作尚未恢复。尽管他遭受了不公正的错误批判，但是他在谈话中，没有涉及个人一个字，所想的讲的都是人民群众。
三、邓小平在调整各大军区领导班子时“到处点火”，点“第一把火”时就肯定李德生“一身清”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沈阳军区党委会上，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李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部署了军区部队揭批“四人帮”和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11月15日，在沈阳军区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上，李德生根据中共中央有关通知的精神，提出军区部队深入学习、深入揭发、深入批判的要求。他要求军区党委、军区机关、各级领导要先学一步，领导好部队的学习、揭发、批判。
中国有句脍炙人口的俗语，叫做“新官上任三把火”。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十分重视各大军区、各兵种、各大军事单位等领导班子建设。一年后，他在沈阳军区诙谐地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沈阳）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邓小平所说的“点火”，是指调整各大军区领导班子。
“在这里点了一把火”，是指1977年11月他在家里接见来北京开会的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甘渭汉时关于军区领导班子的讲话。甘渭汉，共和国开国中将，抗日战争时期就在邓小平麾下，曾经任第129师385旅政治委员。甘渭汉汇报了沈阳军区揭批“四人帮”的情况以后，谈起了1974年批林批孔时沈阳军区对李德生的批判之事。
◆1978年9月16日，李德生（前右五）和彭冲等陪同邓小平在吉林省长春市接见当地干部。
原来，“文革”中，“四人帮”为了实现其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于1974年3月5日，由江青伙同张春桥发表讲话，在军内制造了“放火烧荒”事件。江青疯狂叫嚷“要整一整军队”；诬蔑“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诬蔑当时的中央副主席以及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是“军阀”，“是做坏事的”，为所谓“坏人”“辩护”；指责李德生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政委制，是“打掉革委会”，“打掉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此前，江青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讲话中，把经李德生批准的总政关于批林批孔问题的通知，当作所谓“屁话”批判。“四人帮”制造“放火烧荒”事件，不仅是为了整李德生，搞垮总政，而且把攻击的主要矛头，指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妄图搞乱全军。之后，王洪文于9月份在北京组织对李德生的批判。
当时，邓小平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委员，对“四人帮”的阴谋洞烛其奸。也了解他们整李德生，迫使他违心做检讨，最后被迫辞去中央副主席以及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全过程。所以，此时他听完甘渭汉的汇报以后明确地说，李德生有什么问题？！1974年的会议，是“四人帮”整李德生和几位大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同志一身清！在“四人帮”问题上没有牵扯！并且指示：“揭、批、查一定要抓紧，一个‘小螃蟹’也不能漏。”
根据邓小平指示精神，1977年12月，沈阳军区召开党委五届二次会议，进一步部署军区部队清查“四人帮”工作。回到沈阳的甘渭汉，在传达邓小平有关对“四人帮”揭、批、查指示的同时，着重传达了对李德生的评价。会后，李德生带领沈阳军区清查“四人帮”罪恶活动，非常严肃认真地贯彻党的政策。对于犯错误的个别同志，李德生不计个人恩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对他诚恳帮助，并且向中央反映他的全面情况，使他得以重新安排工作。李德生认为“那个时候，他说的也不一定是心里话。”
而李德生自己的问题，直到1980年才得到解决。这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文件，为李德生在批林批孔中遭受“四人帮”的诬陷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鉴于1974年“打倒大军阀”的口号传遍全国，文件内容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文件批转的总政治部报告指出：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总政治部决定，为在“四人帮”制造的“放火烧荒”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李德生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李德生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家属、子女受到株连的，要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1974年9月间各大区负责同志会议上，“四人帮”强迫李德生同志承认“推行林彪路线”，“上林彪贼船”是不合乎事实的，应予推倒。
中国大百科全书人物卷李德生条目中提到他在北京期间，“按照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的指示，组织全军批林整风，坚持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1974年批林批孔时遭受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击诬陷。”在李德生逝世后新华社发布的生平中讲到，“他坚决支持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的工作，坚持原则，不受江青等人的拉拢利诱。后因受‘四人帮’迫害，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1980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李德生同志平反，恢复名誉。”从中央文件精神中，大家了解了“四人帮”图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了解了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的所作所为，也就了解了李德生当时的处境。
从1977年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军委和包括沈阳、广州、成都军区在内的军队一些大单位领导班子相继作了调整。邓小平等果断作出并迅速付诸实施的这一重大举措，对于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军队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李德生陪同邓小平深入东北各地调查研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准备
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工作的10多年中，邓小平曾经5次到东北，每次都和他亲切谈话。尤其是1978年9月的东北之行，更使陪同的李德生难以忘怀。9月8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赴平壤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庆祝活动。13日，乘专列回国开始在东北地区视察，至18日结束，李德生陪同全程。
在辽宁本溪车站，邓小平接见中共本溪市委、国务院工作组、本溪驻军、钢铁公司和矿务局负责人，并发表简短谈话：现在就是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不然老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在哈尔滨指出：我们国家体制、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
16日在长春，邓小平听取汇报发表讲话，着重强调实事求是问题，他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李德生（前排右）迎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金日成访问东北。
17日在沈阳邓小平指出：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在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孤立地摘引毛泽东的话时，指出：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
下午，邓小平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军区师以上干部，并听取李德生代表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战备情况汇报后指出：批林彪、“四人帮”要有几条标准。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第二，消除派性，根除派性的影响。第三，现在军队在地方在人民中的印象改变了，名誉坏了。第四，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五，干部队伍整顿好，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都要搞清楚。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风搞好，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作为运动搞好的标准，就是以上那五条。这是我今天第一次提出来的。邓小平在讲话中，用了很长时间，阐述第一条标准，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问题。
李德生对这次陪同邓小平东北之行深有感触。期间，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回顾他的斗争历史，细细领会他的阐述，李德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实事求是，是贯穿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条红线，是他“三落”而又“三起”的重要原因。他因坚持实事求是遭到错误路线的打击而“落”，又因坚持实事求是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戴而“起”。
重要的东北之行结束后不久，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他在讲话中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
李德生后来回忆说：邓小平提出的这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在广泛调查研究、深思熟虑基础上提出来的。那年九月他深入东北各地调查研究，为开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视察期间，李德生一直陪同。耳闻目睹了一路上邓小平和各地负责同志反复强调要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李德生等陪同和沿途党政军领导干部共同认为，在头绪纷繁、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他首先敏锐地抓住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纲举目张，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发展工农业生产等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五、邓小平始终关注军队和国防建设，对李德生提出的建议表示赞同
1981年4月17日至19日，东北大地春意正浓，邓小平来到沈阳接待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的金日成。李德生等陪同邓小平于17日上午前往火车站迎接金日成。下午，邓小平和赵紫阳等同金日成进行会谈，听取介绍朝鲜国内情况，并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18日下午，邓小平同金日成单独会谈。主要介绍国内情况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并说：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徘徊，华国锋同志有责任，当然不能都推到他头上，这样也不公道。19日上午，李德生等陪同邓小平到火车站为金日成送行。期间，邓小平还多次和李德生谈了东北战区战略防御和部队建设问题。4月19日下午，他由李德生陪同，在辽宁友谊宾馆接见了沈阳军区负责同志。他容光焕发，面带微笑，与在场的同志一一握手。对不熟悉的同志，他都要问原籍在哪儿？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开始在哪个部队？随后，他听取了沈阳军区党委常委汇报。
汇报开始，李德生知道邓小平不喜欢那种成本大套念稿式的汇报，因而就军区在战略防御和部队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地作了汇报。邓小平边听边插话谈自己的看法，使严肃的工作汇报变成了热烈的座谈。特别是具体地讨论了组建合成军和预备役部队的问题。关于组建守备区和合成军（即后来的集团军）。李德生和军区党委通过战役集训和战役演习，认为东北战略区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有必要在东北西部建立守备区；有必要将陆军建成多兵种的合成军（也就是后来的集团军），以适应现代作战需要。而守备区也对于减少常备军，加强边境守备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李德生将他的设想当面汇报时，得到邓小平的赞同。他说：“组建合成军的问题，可以选定1个军试一试。1个军编5到6个师，先搞5个师，3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1个炮兵师，高炮分到各师里去。打起仗来，增加些兵员，实际上就是1个集团军。”
◆1997年5月，李德生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参观。
对李德生提出的关于组建预备役师实现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的问题，邓小平也表示赞同。1981年，李德生领导沈阳军区先在辽宁省阜新、吉林省通化、黑龙江省嫩江，各建立了预备役坦克团、预备役通讯团、预备役汽车团。1982年2月，经李德生建议，在辽宁省锦州地区试行组建陆军预备役师，后来又进行齐装满员试点，经过1年摸索，预备役师初具规模。1983年7月底，李德生等同辽宁省领导同志一起到锦州，对预备役师的快速集结、车辆输送、战术演习等，一一检阅验收。大家认为，平时这是精简军队、寓兵于民的好办法。经过1年多努力，在锦州组建了全国第一个预备役步兵师，而且作了比较全面的检验。1983年8月，李德生陪同邓小平视察东北时，在黑龙江省镜泊湖向他作了汇报，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经验。一边听一边点头，高兴地说：“组建预备役师是个好办法，预备役好，好！”此后，预备役师、团在全国推广。2003年8月，在预备役部队组建20周年时，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表彰了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认为组建预备役部队是立足我国国情军情，顺应世界军事变革潮流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完善我军快速动员体制、增强国防整体实力的重大举措。
李德生深深体会到，作为解放军统帅，邓小平经过大量调查，对新时期军队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使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每当他细细地回想起邓小平的每次谈话，都感奋不已。1982年4月25日至30日，中共12大召开前夕，邓小平离开北京赴朝鲜进行内部访问等途经、视察东北时，李德生都接送、陪同，接受耳提面命，谆谆教诲。
在1997年春节前后，李德生每天的主要活动，一是阅读《伟人邓小平》这本书，二是收看《邓小平》这部12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每当想到邓小平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改革开放建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李德生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更加激起了对邓小平的爱戴和崇敬。2月20日凌晨，骤然传来邓小平逝世的噩耗，李德生顿时视线模糊，陷入无限悲痛之中。如今，将帅均已辞世，英灵却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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