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博物馆为什么越来越火？总策展人告诉你真相|大英博物馆|成都市|文博|文物|策展人|考古

本期人物：黄晓枫

成都博物馆副馆长总策展人

陶瓷考古研究人员博士

从1992年到2009年，在考古一线的17年，参与上百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主持邛窑、玉堂窑、磁峰窑、金凤窑等古代窑址的发掘与研究。2009年起，参与成都博物馆新馆建设，从基本陈列内容策划一步一步做起，成长为博物馆的策展人。2016年成博新馆在天府广场西侧向公众开放，她作为成博的总策展人，见证了团队呈现给观众的60余场展览，并频频“出圈”。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成博已成长为中国最具创新力及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博物馆之一。

她深爱这座博大精深文脉厚重的宝藏之城，并常为此心怀感动与骄傲。

她是成都博物馆副馆长、总策展人黄晓枫。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骄傲，它们穿透历史迷雾，发出辉煌灿烂的光彩，融入文化长河，流淌向未来。这是一座城市博物馆给所有人的一份专属浪漫……

上世纪90年代，成都旧城改造快速推进，大规模城市建设与改造如火如荼进行，伴随而来的是不断有考古遗址被发现，成都的考古队员每天都奔波于各个基建工地上。

彼时的黄晓枫刚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直接分配到了成都市博物馆的考古队。她是四川大学第一届博物馆学专业的毕业生，同班21名同学，当时进文博单位的有一半以上，不过分到考古队的女生却只有她一个人。

“我一开始就喜欢考古，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只要有勘探工地就跟着去‘挖’。纱帽街、金鱼村、新一村、十陵、汪家拐、白果林、内姜街……前前后后参与的考古工地上百处，有唐宋时期的墓葬、汉代的墓葬，也有早期遗址，还有各个区域的勘探试掘，当时的工作大多是抢救性的发掘，而考古工作又具有偶然性，常常在勘探、试掘后，结果发现遗迹和出土器物都很少，如果发掘出重要遗址和文物，那就是‘运气好’。”黄晓枫是“运气”不怎么好的那一类，经常是旁观其他考古队员的“重大发掘成果”。

那个年代考古队的成果出得多又快，考古队的科研氛围非常浓厚。“但那时还没有公众考古，所以，绝大部分老百姓对考古完全没有概念。”作为考古队员，黄晓枫与其他同事一样，每天穿梭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默默地与埋藏了数百上千年的遗物遗迹打着交道，挖掘、研究、写考古报告，加强专业素养。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她对考古有了更深度的钻研。

“17年的考古工作，参与见证这么多遗址发掘，我也在不断刷新对成都的看法。这个城市曾经有过那么多辉煌的过去，也有那么多人曾经做过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一种文化感染力，出土的遗迹文物不仅是我的研究对象，也赋予了我个人成长的文化底蕴，不断丰富着我对‘文化’的认知，也在重塑我的性格与内心。”

因为曾经长期从事考古发掘，黄晓枫深知考古一方面在不断更新以前历史课本上对中华文明史的认知，一方面随着公众考古的大力推进，考古专业人员也在把很多第一线的材料变成可以向公众普及的知识。

但如何把城市与文物、考古发掘和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成果综合起来，形成一部可以放在空间里的历史书，并向公众展示，唯博物馆莫属。

从2008年起，黄晓枫开始参与新馆的筹备与建设，此时她牵头负责的邛窑遗址发掘工作刚进行到一半。

而此时全国博物馆行业的探索工作也才起步没几年。

现代博物馆起源于欧洲，但早期的博物馆没有具备像现在这样进行文化诠释与传播的功能，更多只是物的收集，让观众看“珍奇之物”，关联的历史信息并不充分，除收藏、保管、研究的功能之外，在陈列展示方面的发展并不充分，更别提空间叙事、文物与历史的背后的文明状态表述。“那时候各地的博物馆更多采用的是对某一类专题文物的陈列，或者在展厅中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展品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

如何在博物馆普遍看起来“古旧”的展品中形成新的看点，让观众有新的体验？对于博物馆来讲不止是一种考验，更是全新挑战。

从2008年新馆奠基到2016年新馆正式开馆，8年时间，成都也在飞速发展，而这期间成都也不断有新的、重大的考古发现，其中离新馆场地最近的就是天府广场的石犀、东御街的天府汉碑。这些重大发现，也充分说明新馆所在天府广场正是成都数千年来未曾变动的城市中心。

“我们站在城市中心讲述这座古老城市的故事，见证这座城市从战国到现在的变迁，这是一种莫大的福气。”

成都博物馆“镇馆之宝”石犀，2012年出土，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圆雕石刻文物。

经过好几轮的专家研讨，最后新馆的基本陈列定位为通史展，展览标题则取自杜甫《春夜喜雨》中的诗句：花重锦官城。

“成都这座城市本身就很有特点，古蜀时期的瑰丽神奇，两汉时期的物阜民丰，唐宋时期的繁华迤逦，明清时期的首领西南。我们希望把这座城市的高光时刻都拎出来，让观众感觉到不一样。”

新馆展览策划之初，成都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并不多，也没有足够多的重要的文物能够把城市历史讲清楚。然而，随着策展工作的推进，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带来了更多珍贵、重要的文物展品。“在编写成博新馆基本陈列的文案时，我们梳理了几乎全部与成都历史文化研究、考古发掘出土相关的资料，最后确定了展览的叙事重心：着重以文物实证历史，聚焦考古发现中呈现的城市文明进程，对文物展品进行充分思考和消化。”

比如，凡是能着力呈现城市高光时刻，并有文物支撑的内容，就重点以展陈常规的方式进行图文匹配。而有些重要事件没有文物支撑，又必须要在展览中讲述的，就重点策划用哪种方式讲述，是否搭建场景复原，或者多媒体方式呈现等，总之，这个时候就是策展团队脑洞大开的时候。成博当时的内容策划、形式设计的主力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毕业于国内各个重点高校，有考古、博物馆、历史、平面设计等专业背景，频繁的讨论与碰撞，汇聚了特别有创意的设计，将成都历史的旖旎长卷最终呈现在了展厅之中。

老官山汉墓共出土了4部提花织机模型，堪称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机械构造，反映了汉代成都织锦技术的高超。蜀锦的织造，犹如用二进制的方式把丝线变成了可以编程的花纹，精美绝伦的背后是技艺繁复与耗时费料，故而蜀锦“寸锦寸金”。在成博展厅里还复原了一部织机，可以进行汉晋蜀锦的复制。

黄晓枫说，比如两汉时期，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位列五都”，是当时除都城长安之外，经济最发达的五座城市之一。农业发达，城市崇丽，人们生活富足，城市产业包括蜀锦、漆器、铁器、铜器、盐的开采，医学等全面开花，因此，在做陈列布展时，在空间里形成了环环相扣的讲述，将文物分成三个大组：与生产相关的陶俑、水塘模型、画像石、织机模型等讲农业的发展，与城市生活相关的说唱俑、舞蹈俑、陶车马、画像砖说城市的繁荣，而铜器、铁器、漆器等着重体现了汉代的“成都制造”，则是展示这个城市位列前五的重要支撑。相互关联的文物共同描述了当时成都“列备五都”的辉煌。

“这就是展览内容的层层递进，是空间叙事的逻辑。”

裴君碑，成都东御街出土。此碑涉及到当时有关文教的重要内容，“巍巍大汉”、“列备五都”等文字，反映了两汉时期成都的重要地位。

像是一种神奇的历史回应，新馆“花重锦官城”展厅的文物一共是1314件，文物的“一生一世”，讲述4500年的成都城市史和文明进程。

五年前的五一假期，一条巨型蛇形灯光装置出现在成都市中心繁华的春熙路上，装置的底座上赫然印着宝格丽（BVLGARI）的字样。很多人驻足打卡拍照。与此同时，距离春熙路1.5公里的成都博物馆外也排着长长的队伍，这里正在举行的是一场汇集东西方蛇形艺术珍品的大展，正是由宝格丽典藏与成都博物馆联合策划推出。

这场大展不仅是一次中西方文化与古今文化的对话，也是成都博物馆首次尝试与全球知名奢侈品品牌合作的跨界破圈之举。

当时尚与传统在博物馆进行碰撞与融合，人们看到的是一次难得的文物与艺术珍品的艺术大展，感受到的是一场有香氛、音乐、光影流动的无与伦比的、立体的、美的鉴赏历程。展览三个月，共计88万人参观，其中不乏从北上广打“飞的”而来的观众。

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也开启了之后成博更多的破圈跨界之举：

“风华万象”、“百年无极”、“空明流光”、“汉字中国”等大展，几乎都成为成博的“出圈”事件，并且在举行期间排队长龙不断。这其中，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位列其中，惊艳的空间呈现，灵动的光影与音乐，美轮美奂的珍品鉴赏，以及丰富的文案对比，让所有观众都有强烈的收获感。

“空明流光”宋瓷五大名窑特展，展览期间还特别向观众推出了充满烟火气的宋式美学生活体验，让传统文化有了真正温度。

说起曾经举办的一个个展览，黄晓枫仍难掩兴奋。

“博物馆描述的是一种生活与美的融合状态。我们既要有传统与时尚的融合角度，也要有符合潮流的创新能力。”

正是这种既非刻意迎合潮流却又充满时尚的气息，并且能融合博物馆自身气质与主观呈现的底气，让“打卡成博”成为成都年轻人的时尚选择之一。

除了围绕文物主题深度演绎成都历史高光时刻的“辉煌成都”，成博还有聚焦全球范围的艺术经典，遴选国际知名、影响深远和美誉度高的国内外艺术作品的“艺术典藏”，这是成博比较具有前瞻意识的展示主题。你可以在博物馆欣赏到享誉全球的艺术巨匠的油画作品、雕塑，并能从文化角度更多理解作品背后的内容、不同时期的艺术成就。而“多彩文明”则持续引进国内外高品质优秀古代文明主题展览，让观众足不出户阅尽全球文化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