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暑期，我考入国立北平艺专(校址在西单西京畿道﹐即现在民族事务委员会所在地)，先入艺术师范科。一年后，该科撤销，同学分头转系，我转入国画系。我们这系，顶多不过二十人，教授多是大师级或著名画家，如教花鸟的有齐白石、王雪涛、邵逸轩、杨洛川等；教山水的有溥心畲、黄宾虹、吴镜汀、汪采白等；教人物的有陈缘督、吴光宇等。先生教课认真，学校管的亦严，每课教务处都有人去巡看点名(暗地)。学生出人学校，须把校门口挂的名牌翻一下(到校翻黑字的，出校翻红字的)，使校方一目了然，谁也不敢疏懒或无故缺课。
我系的老师，好像齐白石先生的年龄最长，那时已七十岁左右。鹤发红颜，长须飘拂胸前，夏天穿一袭白长衫，白裤，布底皂鞋，手持龙头拐杖，移步较缓而稳，很有风度，一看就知道是个大画家。
白石先生每周给我班上两次课，每课连着两小时。先生来校时，总是雇两辆洋车(黄包车)，自己的一辆在前，后一辆坐着夫人胡宝珠。车到校门口刚停，门丁(穿黑制服，扎皮带，打绑腿，戴大沿帽，跟警察差不多)立即过来，把老先生搀着送进校门，然后夫人再扶持着步入教室。
看样子学校是有意识地尊敬老先生，只要有齐先生的课，堂伏(管教室的勤务员)总是在讲台的下边一侧临时放上一把太师椅，齐先生就坐在那里休息，夫人陪坐着。冬天天冷，就在那里围炉取暖，有时还吃烤白薯。
那时的校风好，老师的艺德亦好，往往是上课的钟声未落，齐先生就坐在教室里了，从不迟到早退。若有事不能前来上课，也要派人送来画稿，不让学生荒废学业。
齐先生的教学方法很简单，每次带来一张自己的得意作品(那时的规格一般通行四尺条、三尺条、二尺条，要不就是四尺整张，没有现在通行的四尺三裁或四尺方对开)，用夹子夹住挂在讲台上，叫大家看着临摹。班上的学生不多，距讲台不远，都能看得清楚。大家共临一张画，很容易看出学生的临摹水平，便于指导。
齐先生很少讲理论，他的教法是叫学生在实践中体会，摸索经验，没有什么一套一套的夸夸其谈。学生若提问，先生也是“叩之以大则大鸣，叩之以小则小鸣”，针对具体情况，指出要害，不作云山雾罩，故弄玄虚；态度和蔼，神色威严，不由你不认真听、不认真领会、不认真临摹。
先生大部分时间是坐在台前休息，眼看着学生做作业，有时也到学生位子上坐坐，看看具体作业。发现问题就给改几笔，同时指出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如有次一位同学临的一张杏花，总的看和先生画的样子差不多，先生看了，拿起笔对他说：你画的叶子都成了平面的，而杏花的枝叶结构却不如此，至少有些花后要画上叶子，就圆起来了。又说，你看你画的枝干衔接处，描得光光溜溜，这不好，画要画不要描，要看出似不连接而气势连接，这样就不类似“画匠”画了，格调就高了。
白石老人日常作画，对于所画对象，虽然不一定连阴阳向背都了如指掌，但一定要心中有数才动笔。解放初《人民画报》请他画一幅《和平鸽》，他没有立刻下笔，请他们过几天再来取画。等他细心观察了儿子所养的鸽子的飞立仰俯各种动态，心有全鸽了，才画出那幅传世的佳作。
齐先生的画，从不轻易送人。他有“交易不论情面”之语，因之有人说他爱财。其实他是自重自爱。那种见人就送的画,大概不是什么好画。但是我们班的同学，每人手中都有他赠送的一幅。为了教学生掌握基本技法，如怎样用笔、墨、水、色，怎样构图等，他言明轮流给每人画一幅，作为纪念。当这次该给谁画了，这位同学就早作准备，纸张笔墨都摆好，齐先生就在他的位子作画，同学们围拢来瞧，瞧不见的就站在椅子上，伸着脖子看，看得都非常认真，生怕错过了学习机会。齐先生画时，向来不说话，画得入神时，遇上不顺手处，往往是脖子一挺，“嗯”一声就过。先生行笔很慢，枝叶花朵，处处都有出处和着落。如所画藤萝，枝条如龙飞凤舞，但都能找到它的脉络。有时他题自己的画说“一挥而就"，那是指精神贯注，一气呵成，并不是大笔一甩就“得”。给同学作的画，他一定认真地题写上下款，然后带回家用印，下次上课时带来。
课下同学们若要习作，齐先生并不另拿画给他们去临。课下临的，都是先生给同学画的，大家互相借着来临。我还记得一件很伤心的事，即齐先生给我画了一幅《芦苇鸭子》，四尺条上边，长长的垂下几片叶子，还有芦花一穗，下边一只缩脖水鸭，静静地浮在水面，非常生动有味。这幅佳作，被一位叫倪莹的女同学借去临摹，可她粗心大意，竟把这卷画放到蘸了墨的笔上。急急打开一看，画上已染了一串连珠墨点。倪莹直道歉，我也伤心得没法说。后来我向齐先生说了，先生说“拿来我看看”。他琢磨一会，拿起笔在墨点地位题跋了两行字，墨点掩盖住了，并且增加了这幅画的故事性，更有意义了。但使我更伤心的还在后头呢，抗战期间，这幅画又遗失了，迄今我还时常想起它。
齐先生整整给我们教了三年。七七事迹，日本鬼子进了北平城，学校停办。这年也是我毕业那年。我逃出北平，辗转到了河南老家，冬天参加了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宣传队，走向抗日前线。
本文摘录自《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新笔记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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