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上忽必烈是一个承前启后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他既是蒙古大汗，同时又是按汉制建立的大元王朝的皇帝。一方面他和祖父成吉思汗一样渴望征服世界；另一方面他也仰慕汉唐遗风，希望在征服土地的同时也进行建设。然而在和南宋的战争中蒙古军团屡屡碰壁，忽必烈改弦易辙——招降吐蕃，又南下征服大理、越南、占婆等地，东北方向的高丽也沦为蒙古附庸，至此忽必烈大体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除了东面的大海，在海的另一边是日本。
如果能有效控制日本，大元帝国的声威将远播海外，控制海道坐地生财。可蒙古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陆权帝国，对海洋蒙古人是陌生的——在攻打高丽时面对距离海岸线仅仅一公里的江华岛都无计可施，更何况要横渡茫茫东海征服比江华岛大得多的日本列岛呢？再则和南宋开战在即，忽必烈也实在没精力再分身和日本开战。在这样的局势下忽必烈选择向日本遣使，希望向日本宣扬大元帝国的强大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既然一时无力完全征服日本，那么至少也用令其遣使入贡以扩大元帝国的国际影响力。
在附属国高丽的配合下忽必烈的国书被送达日本，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镰仓幕府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一筹莫展，于是以不敢擅自做主为借口，将忽必烈的国书上奏京都朝廷。京都公卿们的闭塞程度比镰仓幕府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终止遣唐使以来三百余年间日本从未与外界建立过正式的官方关系，就连民间贸易也局限于和高丽、宋朝之间——靖康之变后百余年间日本船只从未到访过一次金国，更别提比金国更偏远的蒙古了。偏安数百年的日本对亚欧大陆上发生的风云变幻不仅没有清晰的了解，甚至也懒得去了解。
京都的天皇朝廷看到这份国书后大为震惊——关白近卫基平在日记中如此形容当时京都朝廷的反应：“此事，国家之珍事，大事，万人惊叹无外”，公卿们公认此乃“当世天下无双的大事件”。朝廷公卿们意见不一——尽管他们对“大蒙古国皇帝”呼日本天皇为“国王”表示愤怒，视为非礼，但也只是在这一点上有共识。一部分人认为国书有无礼之处，不应给予回复。但朝廷参议藤原长成还是草拟了一份和解国书并寄给幕府。但十八岁的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拒绝批准。奉忽必烈之名前去送达国书的高丽使团滞留日本半年后空手而归。
随着对大陆方面的了解日渐增多，日本方面逐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时日本国内原本就存在的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之间的矛盾也在外部压力下表露出来——京都朝廷准备在这场危机中有所作为：天皇下令各大寺庙神社修法“降伏异敌”，他所能做到的也仅此而已；与此同时镰仓幕府通报关西、九州、四国等地的武士：“蒙古人插凶心”，有窥伺日本之志，要提高警惕，做好各自辖区的防备工作。这就是日本在获知蒙古威胁后所做的所以筹备，这种仅仅只是象征意义的动员让日本在几年后吃尽苦头。
高丽宰相李藏用奉命来到大都向忽必烈解释。此时忽必烈已有征讨日本的清晰计划，于是对李藏用说：“尔等不知出军将讨何国，朕欲讨宋与日本耳。今朕视尔国犹一家，尔国若有难，朕安能不救乎？朕征不逊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其分也。尔归语王：造战舰一千艘，可载米三四万石。”李藏用预感到战争已无法避免，但还是极言高丽国内已到了兵穷财尽的地步，不能按规定交付船只，但他的辩解毫无用处，最终不得不答应忽必烈的要求。公元1868年8月高丽国王上奏忽必烈声称：经多方征调仅得万人，但船舰等已委沿海州郡营造千艘。大都方面在10月派出人员对高丽的征兵造船情况进行视察，他们还巡视了全罗南道，意在考察地形，以便他日选择出征日本的前沿基地。
此时忽必烈的战略中心还是在中国大陆和南宋的战争上，所以还是尽可能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日本问题，由于高丽多次虚与委蛇和从中阻挠，他也许根本不相信“日本国王”见过自己的国书。公元1268年9月在高丽人潘阜陪同下大蒙古皇帝的代表黑的使团终于第一次踏上日本领土。他们的运气比之前的高丽使团更坏——甚至不被允许滞留日本。在返国途中担心无法向忽必烈交差的黑的等人顺道袭击了对马岛，抓获两个渔民：一个名叫塔次郎，一个名为弥次郎。这两位本来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因此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史籍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做了一次高规格的海外旅行：在大都他们受到忽必烈的热情款待，还战战兢兢地游览了雄奇壮丽的宫殿，最后经高丽返回日本。忽必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两个渔民向日本传达和平信号，他不认为自己真有必要对这个海上小国大动干戈，也许只要秀秀肌肉吓唬吓唬即可。
不过忽必烈未免太高看两个渔民的能力了，镰仓幕府在二人回国后甚至都没接见他们，更别提从他们那儿了解蒙古的意图了。京都的天皇朝廷倒是给出了回复：“案其事情，蒙古之号于今未闻......（两国）外交中绝，骊迁翰转，奥传乡信，忽请睦邻......抑贵国曾无人物之通，本朝何有好恶之便。不顾由绪，欲用凶器；和风再报，疑冰犹厚。圣人之书，释氏之教，以济生为素怀，以夺命为黑业。何称帝德仁义之境，还关民庶杀伤之源乎？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难以一二，也乞思之。”这份用词考究的回复由京都朝廷的文章博士亲自起草，试图对“大蒙古国皇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没任何有损国体之处。但即使是这样一份温和的回复再次被镰仓幕府否决。受此影响，为答谢高丽人送还日本渔民而以“日本大宰府守护所”的名义发给“高丽庆尚道安东道按察使”的一封感谢信也被停止发送。
幕府的强硬态度很难说有什么现实依据，摆出这样的姿态后也并没什么像样的对策。事实上镰仓幕府之所以一再否决对蒙古方面的回复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考虑日本和蒙古的国交问题，而是出于对日本国内异己势力的忌惮——此时的日本政体是奇葩中的奇葩：名义上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但实权却掌握在由武士阶层建立的镰仓幕府手中；而在镰仓幕府内部北条家族通过执权这一位置架空幕府将军而获得本家在幕府中的领导地位，但却始终没能力最终取代幕府将军成为武士集团在法律意义上名正言顺的“主公”。本身地位的不稳固意味着异己势力极有可能利用外部压力对其进行颠覆，这就使北条家在处理这种破天荒开先例的外交事务时不得不慎之又慎。由于此前从未有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以北条家为核心的镰仓幕府在这一问题上基本采取走一步算一步——不明确回复任何问题的策略加以应对。
日本幕府的态度令忽必烈越来越失去耐心：此时蒙古正和南宋进行襄阳之战（这是一场关乎南宋国运的历时六年的攻防战，就是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郭大侠协助防守的那场战役）。公元1270年忽必烈在战争之余在当年的2月和5月两次致书日本，日方依然选择了不予回复。当年年末忽必烈选派汉化的女真人赵良弼赴日。赵良弼在任江淮宣抚使时主张中国应待日本以亲藩之礼，这个建议一度被忽必烈采纳。赵良弼以年迈之躯请行，持书赴日，忽必烈计划派兵三千护送，但赵良弼仅择数十人随从。公元1271年9月赵良弼抵达金津岛，日本人看到蒙古使船便有持刀准备围攻者，赵良弼反而轻装舍舟登陆。在被大宰府官员以“陈兵四山”的方式“保护”起来后有人来“问使者来状”。《元史》记载：“良弼数其不恭罪，仍喻以礼意。太宰官愧服，求国书。良弼曰：‘必见汝国王始授之。’”日本官员回答：“我国自大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见授，何以示信！”他们要求赵良弼交出国书。但熟知历史典故的赵良弼反问道：“隋文帝遣裴世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时遣使皆得见王，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乎？”
事实上赵良弼和日方官员这番对话双方都是在抬杠——日本自终止遣唐使以来从未与外国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尤其是随着武士政权的崛起之前效法大唐文明建立的律令制度被摧毁殆尽，日本官员所谓的“上古使臣未有至者”是指的武士政权成立后幕府方面从未接待过外国使节；不知赵良弼是不了解日本内情或是故意偷换概念——搬出隋唐时期华夏使节出访日本受到天皇朝廷接待的先例予以反驳。事实上日方最担心的问题是如果蒙古方面当真因为不了解内情而将国书送达京都的天皇朝廷，那么日本国内的反幕府势力就会利用这一事件趁机发难，因此他们强烈要求赵良弼交出国书，而赵良弼在日本逗留了八个月之久就是死活不交。于是这次遣使再次无功而返，日本方面也许以为这只不过是蒙古方面有一次遣使失败而已，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下次蒙古将不再派遣使节，而是出动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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