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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我不同意赔偿。我是通过合法渠道进的盲盒笔，构成合法来源抗辩……”一名当事人在被告席上低着头，侃侃而“念”。

“合法来源抗辩”是知识产权领域一个专业名词。眼前这位被告并非专业人士，怎么能就此滔滔不绝？审判台上的我直接给出疑问。

“法官，我没学过法，我什么都不懂，但我找到了你之前关于这个盲盒笔的判决书，也有二审的。我是照着你的判决念的。”

拿着我的判决，在我的法庭上抗辩原告？这样戏剧化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审判台上全神贯注的我，思绪电光火石，回到2022年。

“五元的盲盒笔，让我赔8000？”

开了近三十年的烟杂店，林老伯怎么也没想到，现在竟被店里五元区销售的一支盲盒笔，带到了法院被告席上。

这一年，同样没有想到的还有我。2022年，随着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由集中管辖调整为属地管辖，每个区法院均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我从侵权审判进入全新领域，感受到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度的“森严壁垒”。

基层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现场，有身经百战的双方律师行云流水般唇枪舌战，也有紧张惶惶的被告竹筒倒豆子讲故事。由女儿搀扶进来的林老伯，属于后者，面对原告的起诉毫无章法。

我在庭前已经仔细阅卷，案情比较简单：原告某动漫公司是全国首批百家动漫企业，在第16类文具商品上先后注册了多个“叶罗丽”商标，又以核心原创品牌“叶罗丽”为中心，形成了全产业链，后开发出“叶罗丽”盲盒笔上市售卖，售价9.9元。2021年，原告调查发现，被告未经授权许可，在店铺中销售包装上印有“叶罗丽”商标的盲盒笔，遂起诉被告赔偿经济损失2.5万元及维权成本5000元。

在庭前的电话联系中，被告表达了强烈的调解意愿。这个案件应该能调，结合案件标的，我做了一个预判。

“低于8000元的话，我们不调。”原告律师一口价，没有回旋余地。

“8000！”林老伯激动了，“你们第一次来店里，开口就是要8000，我们吓坏了。我们不是故意冒犯你们的，我们不知道‘叶罗丽’是商标啊。司法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叫我们去后，我们回来就销毁了这些笔。”

被告构成合法来源抗辩吗？

案件进入正式审理。我了解到更多情况：林老伯的烟杂店是其家中一间临街的小卧室改建而成，面积10.44平方米，由于对着一所小学，林老伯又年事已高，近两年来开始转型售卖文具和玩具，且只在放学时段卖一两个小时。

2021年9月前后，电视里播放叶罗丽的动画片，林老伯在批发市场进货时看到涉案盲盒笔，于是进了一盒，共36支，批发价一支2.3元；放在店里五元区销售，卖了快一半。林老伯又主动提供了进货的批发商，位于该批发市场的某文具店。

经过庭审可以认定，林老伯销售的盲盒笔确实侵犯了原告商标专用权。但相关法律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林老伯的情形是否属于合法来源抗辩呢？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林老伯提交了9张单据，这些单据形式多样，有打印小票形式，也有手填式或打印式清单；买卖商品基本为10元以下文具。

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单据没有公章，且在网络上并未查到某文具店的商家信息，故不认可林老伯证据的真实性。

“法庭之上，只有证据，没有事实。”这句法谚道出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而庭审，则是举证与质证较量的舞台。原告律师给出精准的反击。林老伯无奈地说：“批发商给我们的都是收据。”

“有微信或者支付宝的转账记录吗？”我提示。

“我年纪大，不会使用这些，都是现金支付。”林老伯的声音更低了，但又燃起希望：“我女儿可以带着原告律师去批发市场找这个店铺。”

本案中，林老伯的证据不属于法律认定合法取得的规范性文件，如果某文具店作为证人到庭接受双方质证，可以补强林老伯证据的证明力。

“我只能带着原告去批发市场……”林老伯反复地说着。

举证责任被称为是“民事诉讼的脊梁”，如果林老伯不能证明合法取得涉案侵权商品，恐怕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依托机制，求教“外脑”

根据日常经验，在小商品批发市场，存在商品种类繁多、货源丰富、数量庞大、流通成本低、流通效率高等特点，导致相关交易欠缺规范性、严谨性。 如果就此简单否定这些证据，会不会沦入机械司法的窠臼？ 我和法官助理在网上案例库中搜索相关判决和文章，但在证据认定上还是所获甚少。怎么办？

当时， 正逢上海法院大力推进与法学院校的合作交流，我院聘任了一批知产领域的法学专家 ，充分发挥“外脑”“智库”作用，强化辖区内知产保护。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一机制，解决我的审判疑难呢？

于是我大胆向专家请教，很快得到了反馈：合法来源抗辩实质是无过错抗辩，反映的是过错责任，应该依照民法原理判断销售者有无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合理注意义务的程度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与行业、商品的价格、交易渠道、交易习惯、销售者的规模和专业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必须进行个案判断。

我详细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专家指导，在此基础上，我在判决书中详细分析了被告构成合法来源抗辩的理由。 我的这份判决眼看就要呱呱坠地了！

一步之遥，现场调查

由于是我就此类案件的第一份判决，心里七上八下，我反复审视这个案件。在法律上，专家提供了极具参考性的意见供参考。在事实认定上，我做扎实了吗？这个案件，发票没有、转账记录没有、批发商在网络上搜索不到，而我的合法来源认定是建立在批发商和交易真实存在的基础之上！

我带着助理，和原告律师以及林老伯的女儿，来到了林老伯所说的批发市场，走上三楼，果然，正是法庭上说起无数遍的某文具店。该文具店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原告已与涉案侵权商品的生产商达成了13万元的和解协议，协议已履行完毕！

至此，一切尘埃落定。原告已从侵权源头获得赔偿。

原告律师在一旁由衷地说：“郭法官，你为这么小的案子到现场调查，赞！”

向过度维权说“不”

盲盒笔案件不是个例。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也存在过度维权案件。这些案件存在几大特点 ： 原告起诉模式已经程式化，案件层层分包；被告多为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不懂法也怕麻烦；案件基本和解撤诉结案，原告甚至有以此牟利之嫌。这样的维权模式造成一边层层获利，一边无奈赔偿，不仅挤占司法资源，而且污染了权利保护的碧海蓝天。

在这样的考虑下，我的判决中不仅驳回了原告关于经济损失的请求，对于其维权成本我也不予支持。原告在类似案件中第一次遭遇滑铁卢，对判决全面上诉。

等待的过程是难捱的。等待中，我注意到，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知产案件的判决中，写道这样一段话，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向过度维权明明白白宣示态度： 权利人应注重打击侵权源头，重点通过起诉制造者以有效维权，而不宜仅选择小微零售商为被告；法院在保障当事人正当行使权利的同时，也 必须对权利的行使依法予以引导，以保障有限的司法资源能为权利人提供必要且充分的司法救济。

2024年1月，案件的二审判决，来了——维持原判！同时，我也收获了知识产权审判中当事人送来的第一面锦旗。

前面的故事讲完了，再回到当下的案件中。

看着眼前这个认真读着我的判决片段、捍卫自己权利的被告，我感觉胸腔里一股力量升腾，许多场景升浮：我和助理冒雨去批发市场的某文具店取证；法院设立知产审判专家智库；各级法院谨慎审理果断下判；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案例库……这里的每一个事件都有意义，看似是单一孤立的存在，但百川归海，终成涓滴。为实现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的公平正义，值得每一位法院人脚踏实地的探索和努力！

主审法官

郭 芬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

来源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高院供稿部门：知识产权审判庭

文字：郭芬

责任编辑：张巧雨

编辑：丁易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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