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说自己确实在辩论，和上个世纪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有关孔子的种种误解、曲解进行辩论，甚至和自孔子生前直到今天种种对孔子的误解、曲解辩论。
在一一作答的23个问题中，鲍鹏山觉得最流行、最有普遍性和“杀伤力”的误解是对孔子所谓提倡愚民的误解。
愚民在中国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后来中国秦朝，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基本统治术。这种政策和统治术，对于一个国家开启民智走向现代的努力，是致命的。所以，本书为孔子这一点辩诬，其实也是对历史上愚民政策的批判。
当然还有对所谓“三纲”的误解。这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观念，仍然是法家的。法家与儒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两个关键词：法家讲“权力”，儒家讲“权利”。“三纲”是权力构建，不是权利构建。
现代政治的现代性也就体现在对古代“权力社会”的解构和现代“权利社会”的建设。
在鲍鹏山看来，对孔子的误解产生的深层的、本质的原因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这个误解，往往是因为很多人，甚至包括很多层次很高的学者，对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经典的隔膜——“我们有好几代人其实是没有读过什么传统经典了，更不用说走进文化的核心了。所以，误解，前提是不了解。我知道的是：一些对传统文化经典很熟悉的学者，他们都在做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工作，只不过他们更多的是在一个更学术的高度上做，而我是在做普及，试图纠正一些常识性的误解。”
鲍鹏山在书中重复强调、解释了对孔子“忠君”、对所谓“三纲五常”的观点，提出了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新”解读：孔子强调的是道德的双向平等观念，丝毫没有单向臣服之意，甚至认为这是一组因果关系——国君做好在前，臣子做好在后；父亲首先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然后才能有资格得到子女将来的孝顺。甚至说：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赋予了人民“不服从的权利"。
书中所写的这些对孔子的误解，自上个世纪初至今，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对孔子的定解，这也是鲍鹏山写作此书的目的：拨乱反正，回归正解。
他认为：对孔子的误解，永远都在发生，有的是大方向上的、逻辑上的，关乎价值观的，有的是孔子生平和历史细节的，关乎一些具体事实的。
总的来说，前一种误解才是大问题，因为，它关乎我们对孔子思想和传统文化的认知，关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估定，关乎我们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关乎我们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更关乎未来中国的文化本色。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摈弃实现现代化的，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文化自成一体的大国，更当如此。所以，如何评价孔子，如何阐释孔子思想的现代性并对其作出肯定性的结论，其实是关乎中国有无一个现代化未来这样一个大命题的。
▲鲍鹏山，文学博士、学者、作家，上海开放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
有人说，“大多人用批判传统的方式启蒙，而鮑先生是用点赞传统的方式启蒙”。这大概是对鲍鹏山老师最恰当的评价。
鲍老师曾说，“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者文明的民族，不与经典结缘，是不可想象的。”“读传统经典，读文化经典，不光是中国的经典，也可以读西方的经典，提升你的认知能力，发育你的心智，这是最大的功能。”
所以，我们需要用那些有“高贵血统”的书来熏陶气质、指引心灵。我们必须懂得，这关乎一个人的格调、品位，也关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位。可惜，这些正是当下我们心灵中所真正匮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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