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形势危急。正当此时，有个叫花子模样的人到了瑞金。
他浑身散发着臭气，双腮已经严重肿胀，头发像蓬草一样乱烘烘的，衣服也早已破破烂烂。
“老叫花子”在看到周总理和李克农同志后，把手中紧紧握着的满是污秽的袋子，坚定地递给二人。
周总理和李克农同志看到这个面部肿胀不堪，浑身污秽的“叫花子”，差点没认出来这就是老同志项与年。
周总理和李克农同志看完了情报，心中不禁骇然。如果不知道这份情报，苏区红军八万多人可就要被国民党生生吃掉了！
周总理看着极为狼狈的项与年同志，感动地说：“项与年同志呀，你为革命立了大功劳！”
项与年同志却摇了摇头：“这件事还是多亏了莫雄同志，是他将这个情报传递了出来。”
情报的内容是什么？莫雄又是谁？他是如何获取到关乎整个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情报的呢？
“他要我剿共，我偏要剿蒋”
1891年，莫雄生于广东一个贫苦家庭。
贫苦的遭遇使他逐渐向革命思想靠拢，早年一直忠心耿耿跟着孙中山一起从事革命活动。
他为人极有正义感，在国民党内人缘很好，认识他的都会叫他一声“莫大哥”。
莫雄还曾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蒋介石有一次被土匪困住无法脱身，是莫雄带着自己的人马冒死把他救出来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二人才认识的。
那时候，蒋介石跟在孙中山先生身边鞍前马后，赢得了众多革命党人的信任。
大家那会儿都认为他会是一个年少有为的将才，所以一开始，莫雄也对蒋介石的印象很好。
然而随着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蒋介石逐渐露出了一副和之前截然相反的反动面目。
到了1925年9月，蒋介石为了篡夺军权集中在他一人手里，强行将11师就地缴械解散。
经历过这件事情，莫雄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和野心，逐渐对蒋介石丧失信任。
1930年，莫雄在宋子文主管的财政部谋了个闲差。
在财政部工作期间，莫雄遇到了原来自己麾下的老相识刘哑佛。此时的刘哑佛，已经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莫雄深感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背弃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反而中国共产党让人对革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后来经刘哑佛介绍，莫雄与中央特科建立了秘密的联系。
莫雄好几次提出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莫雄在国民党内部的声望和地位十分重要，有效地利用这种身份更有利于为革命事业做贡献，于是说服莫雄继续留在党外为党工作。
莫雄觉党组织说的很有道理，也就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1934年1月，蒋介石任命莫雄出任江西德安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到任前，莫雄专程回上海找到地下党员严希纯说：
“如果共产党方面信任我，请你们派一些共产党员和我一起干吧！想让我剿共？我偏要剿蒋！”
后来，莫雄将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安插在自己的身边担任要职，在必要的时候为红军提供情报和战略支持。
洞悉惊天机密，冒死传递情报
1934年9月，红军在蒋介石的大军围剿下损失惨重。这使蒋介石志得意满，开始酝酿一个惊天计划。
不久，蒋介石召开了庐山军事会议，莫雄当时也受邀参会。
当蒋介石拿出重三四斤的作战计划文件讲给与会人员听时，莫雄被其计划的残忍无情和缜密细致惊得一身冷汗！
蒋介石这个计划，就是造成我党损失惨重的“铁桶计划”。
简单地说，铁桶计划就是投入反围剿以来数量空前巨大的人力物力，使用包围打击的战术，将装备落后、物资不足的红军主力死死地困在一起，形成一个钢铁打造的包围圈，彻底消灭红军主力。
国民党将官们了解完这个铁桶计划，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莫雄表面装出一副兴奋的样子，但心中却想着必须尽快把这份机密情报及时告知中共中央！
“项与年同志，万万不能耽搁，我们手里的文件就是苏区数万红军的生死。”
会议才结束不久，莫雄就带着整套作战计划找到了项与年等同志。
他们飞快地浏览了一下，脸色十分难看。
现在必须最快速度安排人选送情报！
大家认为项与年地下斗争经验丰富，又会讲客家话，容易通过敌人的哨卡。于是一致决定由项与年同志亲自去瑞金传递情报。
项与年同志说干就干，很快扮成一副教书先生的样子，带好情报就往苏区方向赶。
敌人封锁十分严密，一遇到青壮年就立刻被当作共产党的探子抓走。
项与年同志明白，自己现在这副教书先生模样，是无法安然通过敌人的哨卡的，可是自己携带的这份情报又牵涉到苏区红军的生死安危。他一时陷入无助的焦灼之中。
项与年同志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狠狠地往脸上砸了好几下。门牙掉光了，脸也擦破了，两边腮帮子不一会儿就肿得老高了。
第二天，项与年又故意把头发和衣服搞得又破又乱，再加上他那面目全非、令人生惧的脸，活像个老叫花子。
他又想办法找来了一个很脏的臭袋子，将携带的情报装在里面，又找来一些发馊的食物盖在情报上面，防止敌人翻袋子来查验。
过哨卡时，项与年浑身上下的味道实在太臭，国军兵士纷纷捂着鼻子挥挥手赶他走，根本没有想到这样一个老叫花子的臭袋子里，竟藏着绝密的军事情报！
就这样，这份事关数万红军生命的情报，终于安全送到了苏区周总理的手中。
经过中央领导同志的紧急磋商，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
毫不夸张地说，莫雄和项与年同志传递的这份情报，使红军主力得以在敌人的铁桶包围圈彻底形成前及时掌握战略主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挽救了8.6万红军的生命。
“身在曹营心在汉”
1935年春，蒋介石调任莫雄到贵州当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
当时，有七八千名红军伤病员在云贵川地区聚散休养，蒋介石把他们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早日除掉以绝后患。为了让莫雄帮自己剿共，老蒋还派了一个师归莫雄指挥。
莫雄刚一赴任，就把赣北的干部班子带了过来，其中就包括刘哑佛和卢志英等中共地下党员，继续共同为红军提供便利。
莫雄随即命人深入毕节附近调查，迅速摸清了底数，原来仅毕节一地就滞留了上千名红军伤病员。
如果真让蒋介石派来的精锐部队来对付这些伤兵残将，无异于直接给这几千人判了死刑。
“我听说那个师长陈光中贪图酒色，我们不如针对他的弱点做做文章？”刘哑佛和莫雄经过反复商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莫雄思考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如今似乎只有这个法子了，搏一把！”
莫雄开始联络陈光中，三天两头就邀请他打猎钓鱼、饮酒玩乐，陈光中果然上钩，整日和莫雄推杯换盏、称兄道弟。
陈光中早就听说过莫雄的大名，今日在毕节相识，见对方还如此给自己面子，又是示好又是酒色款待，心中得意忘形，把来毕节剿共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地下党同志们利用莫雄为红军争取到的宝贵时间，迅速通知红军伤病员立即转移，这些红军力量因此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休整，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保存了有生力量。
1936年2月，贺龙同志和萧克同志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十分轻松地，这同样得归功于莫雄的协调调度。
当时，贺龙同志和萧克同志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已经在黔西县打了一个大胜仗，准备在黔西北开辟一块红军的根据地。
国民党被红军方面的军事行动和战略决策吓破了胆，他们下了严令要求军队坚壁清野，随时准备与红军作战。
与外界紧张的备战气氛完全相反，毕节城下集结着红二、六军团的大部人马，却丝毫没有要打仗的意思。
不仅如此，红军路过的大小关隘哨卡没有遇到国民党军一兵一卒，红军攻占毕节如入无人之境。各族人民放起鞭炮、敲起锣鼓欢迎红军进城，红军良好的军容军纪在毕节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这当然也是莫雄的安排。他首先命令自己的人马大部移防，避开了红军主力；其次又命令直属营撤出所有关隘和哨卡；最后他还以保障保安司令部安全撤退为由，将其余武装全部调离毕节。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相当于直接把毕节拱手让给红二、六军团！
然而，蒋介石很快知道了莫雄不发一枪一弹、不出一兵一卒将毕节白白送给红军的事情。他为此感到十分恼怒，于是就找了个借口，命人把莫雄抓回了南京军法处。
白皮红心做贡献，主席点名要寻找
莫雄毕竟救过蒋介石的命，而且蒋介石也需要顾虑莫雄老革命党的身份，和他十分广泛的人际关系，所以莫雄并没有被老蒋严厉地处罚。
即便如此，莫雄也被蒋介石软禁了整整150天以示警告。
后来，无论是帮助解救被关押的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掩护中共党员的地下活动、为游击队和根据地筹钱筹物等等，莫雄同志无不尽心尽力地完成任务。
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深感大势已去，犹作困兽之斗，开始大肆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哪怕仅仅是怀疑就可以随意杀害。
莫雄当时也被怀疑是共产党员，还听说已经有特务头子下令来抓他了。莫雄设法离开前往了香港。
解放后，毛主席想起莫雄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不由十分感慨。
他对即将南下广东主政的叶剑英同志说：
“你到了广东，一定要设法找到莫雄同志，他在革命年代是立下了功劳的，我们应该给他安排工作。”
叶剑英到了广东以后，特意写了亲笔信，派专人赴香港请莫雄同志回到广东工作。
莫雄同志收到叶剑英同志的亲笔信，十分激动地讲：
“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呀，还记着我为革命做过的贡献呢！”
这位几十年如一日为共产党办事的国民党少将，怀着心中无限的感慨，回到了广东，接受了组织安排的工作。开始在新中国灿烂的阳光下，正大光明地为人民解放的事业继续奋斗！
我们要学习莫雄同志不求闻达于功名、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的高风亮节，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本领，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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