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是我们公认的模范夫妻，他们一生相爱相守共白头，这是人世间最浪漫的事情了。
但是邓颖超并不是周恩来的第一个爱人，一位作者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写道：“当时他（周恩来）似乎爱上了另一个姑娘，这个姑娘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的保密。”
书中所写的这个神秘的姑娘就是周恩来的初恋，对于这个姑娘，邓颖超也很熟悉，她们是惺惺相惜的好友。
邓颖超曾对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当时他们的般配是我们朋友圈子里公认的事情，我们全都认为他们非常合适。”
回忆起往事，邓颖超颇多感慨，她看了看侄女又说道：“当时若不是你伯伯坚持独身主义的话，我们都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连邓颖超都认为相配的两人最后为何分开？是因为周恩来的独身主义吗？
这个被小心翼翼保护的名字又是谁的呢？
他们的相识要推回到1919年，那是一个波涛云涌、新旧交织的年代，五四运动的兴起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
每一个心中有热情，胸怀报国之心的青年都从学校的象牙塔里走出，走到大街上，走到社会上，走到宣传爱国思想阵地的前沿。
此时的周恩来正在南开大学大学部读书（不久改名为南开大学），而比他小两岁的张若名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张若名和邓颖超同为该校的学员。
与每一个爱国青年一样，周恩来、张若名等学生都再不能静坐学堂读书，他们都选择了走出学堂，与“封建卫道士”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天津的学生运动主要有两支队伍，以男女分开，天津学生联合会以男生为主；而女界爱国同志会是女生团体。
本来学生的力量都比较弱小，他们要想发出足够大的声音，必须要团结起来攥成一个拳头，这样才能给敌人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所以周恩来和其他一些同学都认为当前男女分开是不利于凝聚力量的，他在学生会议中建议男女合在一起，一起战斗。这个想法得到了张若名等同学的积极响应。
这样以周恩来和张若名为首的一帮学生就成立了天津进步青年革命团体——觉悟社，吸收男女成员。
但是当时的社会上的风气还没有那么开放，所以为了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他们自觉规定男女社员不能恋爱，周恩来作为发起者更是公开表示自己终生抱定独身主义。
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张若名是一个思想先进的新女性，她为了求得妇女解放，自己冲在了学生中的最前面，一篇《“急先锋”的女子》是她最大的呐喊，引起极大反响。
周恩来、张若名等学生代表多次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发动了多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运动，如张若名作为天津各界十名代表之一参加反对“马良祸鲁”的斗争；1919年11月“福州惨案”发生，福州一日本人公然打死爱国学生，天津学生很快采取了行动。
但是，反动当局仗着自己背后有英美帝国主义支持，肆无忌惮的打压、驱赶、甚至逮捕爱国学生。
周恩来和张若名则勇敢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2月20日，他们带领天津各界约10万人参加示威活动，给反动政府施压，要求他们立即停止侵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并呼吁大家抵制日货。
政府随即更加严厉的监视打击学生运动，他们的活动更加艰难。
1920年1月，天津政府逮捕请愿代表，周恩来和张若名等学生经多次协商，他们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于方舟四人被选为代表。
当时游行队伍在周恩来的带领下，群情激昂，他们义正言辞的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请愿代表，并要直接面见省长。
但他们到了直隶省属门前，却发现大门紧闭，没有一点声音，大家都很疑惑。
这时一位同学趴到门最下面看了看说：“这个缝隙可以过人。”
当时的学生们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不知道这异常安静的背后一定蕴藏着风险，周恩来张若名等四名代表直接从下面钻了过去。
谁知刚一过去，就被提前隐藏在两边的警察逮捕，随即这些警察打开大门驱赶殴打学生们。
在狱中，周恩来他们仍然非常关心在外面的同学的情况，阴暗潮湿的监狱并没有磨灭他们斗争的意志，特别是两名女生，意志更坚。
周恩来回忆张若名和郭隆真两个女生在狱中的情况时，颇为感慨的说：“在隆冬腊月，她们两个女生在一个没有一点温度的监狱里，被折磨的不断患病，我们看了都觉得心疼，但是她们不仅自己坚持着，还时刻关心着外面的同学。”
长时间的牢狱生活，周恩来和张若名互相鼓励安慰，友情更进一步，周恩来把自己写的两篇手稿交给张若名，而张若名也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周恩来。
但坚持独身主义的他们没有互相表明心迹。
为了争取早日出去，他们四名同学开展了绝食斗争，得到了天津学生的广泛支援，他们在狱外游行示威、请愿、利用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放出周恩来他们。
随着斗争时间的延长，这件事情引起的关注越来越大，政府迫于压力，在关押他们半年之后，终于将周恩来一行人放出。
“思想颤动于狱中”，经过半年的牢狱生活，他们认识到学生的力量太过有限，要想革命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于是他们决定远赴欧洲，追寻救国真理。
张若名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得知自己女儿要出国，还要继续革命，张父强行把女儿带回家，扬言要把她嫁出去。
为了能追寻自己心中之路，张若名跳窗逃走，只给父亲留下了一封决绝的书信：“你们不要追我，不然我就跳河！”
克服了重重阻碍，周恩来、张若名他们于当年11月踏上赴法求学之旅。
在法国，他们一边勤工俭学，一边互助讨论，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一起学习马克思，一起准寻梦想。
在那个最浪漫的年纪，他们一起逐梦，一起感受青春的美好，在法国，他们留下了最美的记忆。
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和赵世炎发起成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是第一批入党的成员。
在这批学生中，张若名法文最好，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经常是她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那自信的仪态和举手投足间透露出的优雅深深吸引着其他同学，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周恩来。
周恩来在和张若名的相处中渐渐动摇了自己之前的那种想法，之前他觉得要革命就要独身，绝不能陷溺于情爱之中，可是在和张若名相处过程中，他们一起奋斗，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有问题他们总会默契的朝一个共同的方向行动，他享受和她共同进步的过程，他觉得革命和爱情好像可以并存。
在艰难的革命年代，惺惺相惜、志同道合总是会显得特别珍贵和美好，张若名心中也是一样的想法，她想要和周恩来携手并进，相伴成长。
明确了自己的心意之后，周恩来找到了张若名，他讲出了自己对张若名的欣赏和喜欢，张若名大方的也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双向奔赴的爱情最是美好，在校园里，这样一对佳人的身影常常让很多人为之侧目，他们的甜蜜让革命的苦也变得甜起来，当时很多人都羡慕他们，就连邓颖超也祝福他们。
1922年是他们情感最融洽的一年，就连我们心中公认革命意志坚定的周恩来也因此松懈了学习，蔡和森看到后连忙警示周恩来说：“恩来同学，你不该沉湎于个人私情，你是一个革命者啊。”
一句革命者犹如当头一棒，让周恩来从春风的温暖中跳了出来，他突然意识到革命现实还这么严峻，他怎么可以在个人情感中忘我呢？
就像数学中的抛物线，盛极必衰，当顶点的繁华历尽，余下就是向下滑落的无奈，很快他们羡煞旁人的爱情迎来了转折点。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张若名受到审查，同时还有法国警察的侦查辨别和盘问。
这样的压抑和绝望压得她喘不过气，无数个夜里，她哭过、喊过、无边的黑夜将这种痛苦无限放大，可是没有人听到。
第二天醒来还是和前一天一样地绝望，一天复一天，终于有一天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她。
她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她选择退出组织，脱离政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家做出贡献。
当在国内的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时，他既震惊又心痛，他知道这个选择将成为他们之间的一个永远无法跨越的横沟，因为周恩来的理想伴侣是志同道合之人，如今他们志虽同，道却不同了。
对于和张若名分手这件事，周恩来对他侄女周秉德说：“男人女人之间不一定只有爱情，还可以有友谊，我与张若名之间无关对错，只是不合罢了，她的为人我了解的，我们一起坐过半年牢，我相信她会继续革命，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罢了。”
张若名确实如周恩来所说在学术的道路上一骑绝尘，26岁的她拿到了法国里昂大学文学硕士学位，随即她要继续读博士。
时间似乎让一切重新归于平淡，一天晚上，张若名像往常一样回家，到家不久，有人敲门。
她平静地打开门，但眼前的人却让她平静很久的心泛起了涟漪。
“若名，我刚参加中共六大，为了安全要绕道欧洲，从海上回国，路过里昂，所以来看看你，你还好吗？”
说话的人是周恩来，他和之前比起来似乎更加成熟了，张若名心里想到。
“恩来，进来坐坐吧，我还好，一直专心学业，你呢？”
“我已经和邓颖超同志结婚了，她让我让你问好。”
“好啊，那...祝你们幸福。”说完她露出了一个标准的微笑。
短短会面之后，周恩来匆匆告别，再见已不知是何时。
两年之后，张若名结婚了，新郎是杨堃，也是一位留法学生，结婚时刚刚通过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
张若名于当年年底也拿到了博士学位，是中国女性中第一位留法博士。
这对优秀的夫妇在张若名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马上踏上了回国的路，他们虽不是革命者，却也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
作为首对博士夫妇，他们在回国之后，先后到各大学任教，其中杨堃是民俗学博士，他们夫妻二人通力合作，把很多河北和北京地区的儿歌和民谣编集起来，著成一部《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该书成了最早向法国介绍中国民俗的书籍之一，在发扬传统文化，提升中国软实力方面，他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5年，周恩来在参加亚非会议途中，专门到昆明的云南大学看望了张若名夫妇，据周恩来的卫士长回忆，当时周恩来一见到张若名夫妇是很激动地，他亲切的对张若名说：“多年不见了！我代小超向你问好。”
张若名笑着应答，这次聊天一共持续了5个小时，周恩来说着不免回忆起了当年他们一起在牢狱中互相加油、在法国一起奋斗的故事，现在回过头再看，这份美丽的故事又增添了一份温馨。
时光已逝，经历了大浪淘沙，他们之间超越爱情的情谊已经变得愈加珍贵，愈加纯粹。
周恩来和张若名之间，我们不能简单的用爱情来衡量，他们是战友，更是朋友，这份友谊是真挚的，是澄净的，是没有杂念掺杂的，我们更要用客观理性地角度来看待这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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