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1937年5月，“七七事变”前夕，绝望的于立忱，拖着病痛的身体，自缢于上海的家中，留下了几句哀切愤悱的遗言：
“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
对于中国人来说，1937年这一年，刻在血液之中的是耻辱，它应当是黑白的或者是红色的。
然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对于于立忱而言，这一年竟因一人之言，变成了“桃红色”。
1984年，台湾《联合报》上，赫然出现了一篇名为《于立忱之死》的文章，引得舆论一片哗然。
“闺蜜”谢冰莹“揭露”了于立忱的真实死因，大意为：
谢冰莹受于立忱之邀，来医院产房看她，并向她倾诉，自己是在做人流手术，于立忱哭诉着：“这都是郭沫若那个大骗子害的。”
言外之意，于立忱的真实死因，是与郭沫若的“艳情事件”怀孕，最后因绝望自杀的。
无独有偶，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群，郭沫若的第三任妻子，同样死于自杀。
太过复杂的人物关系，匪夷所思的巧合，与郭沫若的婚恋史结合在一起看，更是成为了一则“爆炸性新闻”。
“始乱终弃、玩弄姐妹花……”铺天盖地的声讨声不绝于耳。
“可靠”的闺蜜身份，通篇绘声绘色的讲述，看似可信度很高，被媒体信以为真，大肆宣扬，直到如今还有人深信不疑。
可一女子为情自尽，临终遗言为何要提及“家国”，字字句句皆无小情小爱的缠绵纠结，均是国破家亡的悲怆无奈？
为何隐约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谢冰莹笔下的那一抹“桃红”，显得些许不合时宜？
“新闻”大多讲究时效性，这则于立忱“闺蜜”谢冰莹诉说之事，却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
郭沫若已离世6年，于立群已离世5年，谢冰莹有足够的时间曝光此事，为何非要到当事人已去世，无法对峙时才侃侃而谈？
郭沫若
寻觅这一真相，不如就此回到1937年这个多事之秋。
7月31日，上海中国公墓，于立忱的墓前，站着一位臂上缠着黑纱的女子，郭沫若远远看去，她像是在边上香边哭泣。
这是郭沫若回到祖国的第四天，头几天，他忙着与老朋友的走动，终于在这一日腾出了空。
走近看时，她的样貌与已经逝去的于立忱有几分相似，郭沫若断定她为于立忱的亲属，却不知是哪一位。
郭沫若刚想转头向朋友打听，于立群便自报家门，略带腼腆地说道：
“郭先生,谢谢你写了那么好的文章纪念我的大姐,谢谢你亲自到墓前来凭吊她！我是她的三妹于立群。”
郭沫若与家人合照（左三为于立群）
于立群口中所说的，是郭沫若发表在1937年6月16日上海《妇女生活》月刊第四卷名为《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的文章。
当时拜读于立群便大哭了一场，却也在心里又一次为郭先生“画了像”。
其实，早在读完大姐所作思念郭沫若的遗诗时，她便对郭沫若以及他与姐姐之间的情感有所了解，算是此前便已经“认识”了他。
“小妹,你不要过于悲伤。要振作！你还年轻。”郭沫若这般劝慰着她，于立群一边把大姐所作的遗诗转交给他，一边点头应允着。
这便是郭沫若与于立群的初次相见，也成为了郭沫若第三段婚姻的序幕。
郭沫若与于立群结婚照
双方并未刻意安排，分明也无相互勾引的套路，唯一能见好感端倪的， 是她后来对郭沫若的嫂子说的那段话：
“不仅我姐姐立忱对郭先生有好感,我也是敬仰他的才华的,心里早有爱慕之情”。
说不上深爱，仅仅是因为才华的“爱慕”。
而郭沫若更是如此，即便内心心存儿女情长，对象也不会是初次见面的于立群。
“北山有网罗，雏稚不能飞”
“南山无乐土，难得一枝栖”
这两句诗便寄托着郭沫若对于幼子的挂念，此时的郭沫若正忍受着 “别妇抛雏”的痛苦。
避免成为汉奸，郭沫若需要告别的是妻子安娜和5个儿女。
郭沫若1937年归国参加抗战前与安娜及儿女合照
这次狠心抛弃，关乎的不仅是一个男人对于家庭的归属问题，还是一位共产党员对于国家的归属问题。
正如与郭沫若、安娜的共同好友冯乃超所说：
“造成这一结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野蛮侵略。”
安娜原名佐藤富子，是一个日本人。
1916年，郭沫若负笈日本，在留学时认识了日本护士佐藤富子，并陷入了自由恋爱之中。
同居之后，郭沫若的父母对此事表达出极大的不满，不过，郭沫若还是与佐藤富子维持了实际婚姻的关系。
包括后来郭沫若1920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到1927年在南昌起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到1928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旅居日本。
郭沫若一直没有丢掉“日本女婿”的身份，也让他们的孩子中日混血的孩子，从一个长子郭和生，到后来的5个。
而在1937年，面临国家危亡，郭沫若的日本妻儿可成为牵制他的砝码，站在是否做“汉奸”的边界时，他第一时间便下定了决心。
郭沫若与安娜及儿女合照
任凭安娜在随后的8月和11月当中，讲述被严刑拷打与监禁的经历，他也只能选择不为所动。
这一切，却又并非是无情。
若是他真是无情之人，也不会在日后写出：
“十载一来复!于今又毁家，毁家何为者？建设新中华”。
一个“又”字代指的便是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的这一回。
与现代社会所谓的“抛妻弃子”的渣男行径以“离家获得自由”相比，此次离开，对于郭沫若来说，是“毁”家，为的是“建设新中华”。
郭沫若与于立群
1937年，郭沫若与于立群相遇时，他对当时于立群的印象，曾在著作《洪波曲》当中有所描写：
“对一般时髦的气息,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衫,一个被阳光晒得半黑的面孔,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
这样的“初印象”也并无过多出彩，究其内心，郭沫若在当时，或许是将“小情小爱”早已放在一边。
1938年1月，上海即将沦陷，中日战争愈演愈烈，与日本的妻儿团聚无望，他孤身一人，情感无靠时，好友杜国庠才劝他：
“中日战争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在日本的眷属不知何日才得团圆，不如再安一个家园”。
望着于立群与于立忱相似的面影，其中的情感十分复杂。
郭沫若
于立忱于他来说，是学生，是他眼里如“大山朴”般迷人的女人，他夸奖她：
“喜欢它那叶像枇杷而更滑泽，花像白莲而更芬芳”。
于立忱则是早年间读过郭沫若的《女神》等著作，令她倾慕不已。
后来在蒋中正背叛革命，镇压群众时，郭沫若义愤填膺写下的讨蒋檄文，更让她心中充满了好感。
郭沫若与于立群及儿女
于立忱和于立群，二人为广西贺县桂岭乡人，为清朝同治年间榜眼于式枚的孙女，她们的父亲却是个变卖祖产，不学无术之人。
两个女性皆从旧式腐败的大家族当中逃离，于立忱成为了女师大的学生，后又成为了十分活跃的低下头党员，热爱文学与话剧。
于立群考上了当时十分活跃的文化人黎明晖、黎锦晖兄弟创办的上海电影学校，拍过电影。
当时对郭沫若倾心的于立忱，在1928年郭沫若去往日本旅居避难时，成为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东渡到了日本东京。
一到日本，她便打听到郭沫若安家在东京湾千叶县市川市，随即选择了登门拜访。
郭沫若
“同是天涯沦落人，不要客气，不要客气。”郭沫若望着眼前勇敢的姑娘，心里自然是欣赏的。
“郭先生，也爱好文学，粗知诗词，偶有习作，以后请先生多加指教。”、
“不敢当，不敢当。学问这东西，贵在互相切磋。我愿意做你的第一 个读者。”
这次会晤过后，二人便开始熟络起来。
究竟二人的关系浅尝辄止，还是由谢冰莹所言的那般，在与安娜尚为夫妻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尚不得而知。
二人之间一些美妙的故事，却在民间广为流传。
最为著名的便是在1936年12月16日，郭沫若携郁达夫专程看望于立忱，几人作诗相对的佳话。
于立忱将自己作的《咏风筝》给他们看，郭沫若便以《断线风筝》来应和：
“横空欲纵又遭禽，挂角高瓴月影沉。安得姮娥宫里去，碧海晴天话素心。”
有曾经对于于立忱“断线风筝”的移情，也有先要照料好于立群的心态，郭沫若才选择再一次打开心房。
郭沫若与于立群
1938年，郭沫若带着于立群一同上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却没想到中间的一次“短暂别离”，却险些成为了永别。
大场失守的那一夜，郭沫若与于立群在同车赶往前线的路途中，因为战势发展需要，郭沫若要赶往昆山，其他人则需折返上海。
日寇的炮火无眼，陷入彼此依恋的两个人面对这样一次次的分别，总会有些许的痛楚。
在车上即将告别的那一刻，二人攥着彼此的手，略微有些出汗。
郭沫若在去往昆山的途中，便听闻前方战士发回战报：于立群所乘的汽车，在路过大场时恰遇日寇进攻，目前生死未卜。
经过一夜焦急的等待，终于在黎明前夕确认，于立群还活着。
大喜过望的郭沫若留下寄怀诗记录这段经历：
“前线归来毕，清晨入我斋。劈头相告慰，未得成炮灰。”
郭沫若登泰山
经历了同生共死的革命作战，迅速拉近了郭沫若与于立群之间的距离。
终于，在历经诸多磨难后，1938年1月，郭沫若与于立群来到抗日重镇武汉，结为夫妇，成为了“要活总要在一块”的革命伴侣。
于立群开始着手照料起郭沫若的日常生活，同时为他誊写、整理稿件，甘愿做他生命之中的“配角”。
作为“革命党人”及郭沫若的妻子，他们二人行为的准则是所有道路都向着“跟着党”靠拢。
郭沫若与于立群在武汉期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意图委任他为政治部第三厅长，主做宣传工作。
被郭沫若曾经指名道姓“骂”过的蒋中正，这一次又因其国际影响力，又一次伸出橄榄枝时，郭沫若却是读懂其司马昭之心，不愿屈就。
他决定只身前往长沙，以表决心。
“我要到长沙去，说不定不会再回来了。你去陕北，但是后会有期”。
车站送别时，郭沫若如此交代着于立群，于立群则是一脸沉默，无声地表达着自己的不舍。
郭沫若
郭沫若同样不舍，写下一首《陕北谣》赠予爱人。
“陕北陕北我心爱！君请先去我后来！要活总要在一块。”
面对郭沫若的一意孤行，于立群依然没有选择阻拦，只是在分别后不断在信中劝说着他“不要太性急地离开长沙南下”。
“有你做第三厅厅长 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要把宣传工作（第三厅主宣传）太看菲薄了。”
于立群在拿到周总理的指令后，一路南下，赶在郭沫若离开武汉20天后，把党的意见交给了他，并成功劝说他回武汉任职。
田汉曾戏言：“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啊”。
郭沫若、于立群及子女
拥有着革命爱情的二人，一生都在为党的事业做出着贡献，唯有一次郭沫若“为了中国好”而抛弃的私情，遭到了于立群的埋怨。
二人一生共孕育出了四男二女，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儿子郭民英，却因为参军后不堪病魔折磨而自杀。
另一个儿子，既有文学才华又酷爱自然科学的男孩郭世英，却成了夫妻二人心中永久的痛，永远的隔阂。
郭世英命悬一线时，郭沫若有机会周总理请求他营救自己的儿子，可郭沫若却因为不想因自己家事，麻烦周总理，最终使得郭世英惨死。
郭沫若在悲痛之中，将自己关在屋子中，默默抄写了八大本郭世英遗 留下来的日记。
谢冰莹
郭沫若宁愿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儿子的思念与愧疚，却不愿在国家面前有任何徇私情的行为。
仿佛解释了他一生“无情”的由来。
郭沫若在中日对战时期抛弃日本家庭，却在1948年的8月，安娜找上他后，妥善安置了他们。
除了“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涉及中日立场，可能会引发不良影响一条，在物质条件上，几乎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郭安娜在上海期间仍住上海大厦,不收房租。”
“郭安娜在大连期间，请有关部门解决她的副食品供应。”
面对同样和鲁迅原配朱安那般“母亲赠予的礼物”，郭沫若被指腹为婚的发妻张琼华，他也愿意长期提供生活费。
郭沫若老年
婚姻的成败，在当时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无论是安娜还是张琼华，皆是被郭沫若辜负的人，其中夹杂的缘由又太过复杂。
如同现在人在看待郭沫若与张琼华的婚姻，简单的简化为郭沫若的责任：“为什么不能解除婚约？换女方自由？”。
当时被传统观念及社会条件束缚住的张琼华，怕的便是丈夫离婚的一句话，让她走上绝路，郭沫若对此都懂。
这也是郭沫若自1912年离家后，一生在只回过3次故乡沙湾的原因。
郭沫若所背负的种种后世的骂名，其中皆是有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却终究被信奉蒋中正的信徒拿来利用。
关紫兰照片，网传其为于立忱
于立群的自杀，经其子女解释，是因为在整理郭沫若的遗作时，看到了儿子郭世英死前的惨状，倍受刺激而自杀；
传闻中她自杀是因为得知“郭沫若辜负姐姐的感情，并致使其怀孕”，可以说无凭无据。
于立群亲手交给郭沫若姐姐写的信，又怎会不知道二人早已暗生情愫？
于立忱的自杀，发生在1937年，她身患重疾之际，国家危亡之际。
哪怕是除了遗言之中对于国家命运的担忧，出于私情，也更有可能是在听闻日军将郭沫若软禁，传闻郭沫若变“汉奸”，因痛心而自尽。
“怀孕及流产”一事更是子虚乌有。
谢冰莹
经与于立忱、于立群姐妹熟识，甚至还是郭沫若与于立群缘分的“搭线人”——林林解释，于立忱病重之时，所住居所为男性友人的家。
既然是闺蜜，为何谢冰莹不接于立忱到自家居住？
林林曾提到，在于立忱葬礼上都没有出现过谢冰莹的身影，既是挚友，又怎会连葬礼都未曾参加？
在发布文章时，因找不到于立忱的照片，谢冰莹还以画家关紫兰的照片顶替，其又有何可信度？
而谢冰莹本人，作为一个自称“左翼”的作家，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大放厥词，声称“郭沫若背叛蒋中正是投机文人，该千刀万剐”。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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