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会议上，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向周总理表达了自己的“不甘心”。
杨拯民的不甘心，与父亲参与的那场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有关，也与蒋介石后来推出的那本所谓的日记——《西安半月记》有关。
杨拯民知道寻求真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更担心，“再过若干年有些人不在了就没办法整理了”。
周总理很重视他的提议，于是决定开始处理这件事。
那么，杨拯民的不甘心是因为什么？周总理听完杨拯民的提议后，又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
蒋介石编造事实，推出《西安半月记》
众所周知，蒋介石喜欢写日记，坚持写了57年。他写的日记有两种，一种是给别人看的，一种是给自己看的。
《西安半月记》就是一本写给别人看的日记。
这本日记记载了蒋介石因“西安事变”被囚禁在西安半个月经历的一些事情，但是这本日记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是蒋介石写的。
国共合作抗日达成，“西安事变”结束，但在蒋介石心里这一切都还没结束。
面对这件给自己带来很大耻辱的事件，蒋介石决定掩盖事实，利用舆论，让大众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的不臣之心。
为了让大众相信自己写的是实情，蒋介石专门找来了非常擅长写文章的陈布雷。
陈布雷是国民党在文化舆论宣传领域的“总参谋长”，他的文笔一向能满足蒋介石的需求。
据陈布雷回忆，当时蒋介石向他提出3个重点要求：
- “把事变经过写清楚”，必须要让大众知道张、杨囚禁他的真实目的是犯上篡权，为了夺取他在国民党里的军政大权才发动事变的；
- 着重写他在“西安事变”中是如何度过的，还有他不顾生命危险，坚持规劝张、杨赶紧纠正错误，加入抗日；
- 表明他是在上帝的保佑下才化险为夷的。
作为蒋介石御用的笔杆子，陈布雷接到任务后也犯难了，因为他对“西安事变”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
当时陈布雷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还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能够接触到好多最新消息，大事知道，小事他也知道，他甚至知道蒋介石在逃跑的时候忘记把假牙带上了。
陈布雷个人认为如果不是蒋介石一直坚持不肯抗日，还安排杨虎城去攻打陕北的红军，张、杨也不可能发动军事政变。
另外，写出来的内容万一没有达到蒋介石的要求，有可能还会把命搭进去，因此，陈布雷认为这回帮蒋介石写日记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
思虑再三，他决定不接手这个烫手山芋，以“当时不在西安，不了解事情经过”为由，建议蒋介石去找事变相关亲历者来写，这样也可以让大众信服。
别人写，蒋介石不放心，再者，蒋介石本就没打算真的把那些天的经历写下来，因此陈布雷在不在案发现场不是问题，于是告诉陈布雷，“你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写就行了。”
外界知道蒋介石有个写日记的习惯，陈布雷决定以日记的形式来写，这样对外公开的时候，至少可以减少外界怀疑内容的真实性。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陈布雷终于帮蒋介石完成了《西安半月记》。
蒋介石看完之后，又做了一些调整之后，把定稿后的《西安半月记》出版，首先在国民党内部发放。
一方面是为了“洗白”自己，另一方面也想借此震慑一下国民党内部那些掌握军权的将领们，跟他蒋介石对着干，是不会有好结局的。
之后，《西安半月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由此，社会上才开始出现了一些人质疑张学良、杨虎城到底是不是抗日爱国将领？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真是为了国家？
蒋介石在书中表达了自己有抗日的愿望，而张学良和杨虎城却误解了自己的“拳拳救国之心”，居然以下犯上，以权谋私，直接把他囚禁起来了。
后来，他把自己带来与抗日有关的材料拿给张、杨看，之后又与二人多次进行谈话，两人才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
为了增加事情的真实性，还特别写了12月14日夜里，他和张学良再次见面的场景。张学良接受他的批评教育之后，顿时泪流满面，表达歉意。
对于事变和平解决，书中描述是这样写的，在他的教化启发之下，张、杨二人浪子回头，悔恨发动军事政变，改过自新，决定跟着他一起抗日，因此才选择放了他。
这本书不仅“污蔑”张、杨二人，同时书中还多次给中共扣上“匪”的污名。
他认为张、杨二人固然可恨，但是他们也是被教唆的，二人鬼迷心窍站在了中共立场上，导致他辛辛苦苦“八年剿匪之功”堕于一旦。
既然书中有这么多胡编乱造的事情，为什么还会有人相信呢？
那是因为蒋介石特别会演戏。
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首先把张学良送上军事法庭，交由大家认为比较公正的军事法庭处置，而事变的另一位当事人杨虎城，是从犯，蒋介石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去欧洲考察工作了。
于是，有人认为如果蒋介石不是真心抗日，没有博大的胸襟以及不以国民和民族的安危为己任，是不会如此“宽容”对待张、杨二人的。
后来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被杀害。
而负责写《西安半月记》的陈布雷选择了自杀，他曾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自己当年帮蒋介石写日记是被逼无奈，甚至还明确了日记的内容都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来写的“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
国民党退居台湾后，曾有人在香港的一家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质疑蒋介石那本日记的真实性，蒋介石为了扭转不利于自己的舆论，于是逼迫张学良写文章。
那篇名为《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章发表出来后，再次混淆了大家的认知。
因为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强迫他人写文章为自己“洗白”，所以导致原本没有什么疑点的“西安事变”变成了舆论的焦点，导致事情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杨拯民作为杨虎城的长子，他认为事情已经过去25年了，不能再让蒋介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事变的事实，应该向大众公布“西安事变”的真相，应该要还父亲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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