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15岁的周尔鎏独自一人到上海去寻找周恩来，当他几经周转终于到达周公馆的时候，呈现在周恩来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上身穿着破旧不堪的对襟短褂，下面穿着一条用布条子束着的脚管粗大的长裤子，脚上是一双脚底有大洞、能露出脚趾的布鞋，并且，没有穿袜子。
衣着之外，面黄肌瘦。
多年未见，周恩来也没有想到侄子会以这样的一副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但他马上意识到这个侄子一定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并非没有征兆。
周尔鎏的童年和周恩来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
周尔鎏刚出生不久，他的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又给他娶了继母，周尔鎏不到十岁的时候，父亲和继母等家人相继离开上海，而周尔鎏独自一人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成了一个“不是孤儿的孤儿”。
等到他1945年从这所学校毕业后，回到了继母的老家高邮，和继母、祖母、弟弟、妹妹一起生活。
他以为是和家人团聚了，然而却没有想到，在高邮这个地方，他是一个多余的人，当时他的父亲在外生死不明且和他的继母关系破裂，所以很快继母就容不下他了，将他赶出了家门。
无处可去的周尔鎏在祖母的支持下，于1946年的夏天去上海寻找七爸周恩来。
周尔鎏和周恩来就血缘关系来说并不是特别近，周恩来的父亲和周尔鎏的祖父是堂兄弟，分属七房和二房，这也是为什么周尔鎏叫周恩来为七爸的原因。
两家虽然不是出自同一房，但关系却极好，他们同时从绍兴迁往淮安定居。
后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革命时期经常隐蔽于周尔鎏在上海的家中，尤其是周尔鎏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住在周尔鎏的家中，也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为亲密，只不过后来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很多。
等他们再次相见，就是1946年，周尔鎏辗转到上海寻找周恩来，而当时的周恩来并不在上海，所以周尔鎏在上海还流浪了一段时间，直到周恩来通过民主人士找到他，并在回上海的时候见了这个侄子。
不用周尔鎏开口，单从外表就能看出周尔鎏之前过着怎样的生活。
周恩来找了个机会和周尔鎏畅谈，在知道周尔鎏的近况之后，周恩来原本是想带着他去延安的，但邓颖超适时提醒了周恩来，所以周恩来让周尔鎏留在上海继续读书，并承诺会抚养周尔鎏。他对周尔鎏说：
“我们来抚养你，一切留待以后解决。……我们对你的帮助也是有限的，组织上的钱还要用在照顾烈士子弟以及应付其他需要上，对于亲属我们也要避嫌。同时延安没有高中，我们不希望你失去学习的机会，而且你身体瘦弱，随军行动身体受不了。”
周尔鎏也不愿意太依靠周恩来，他是有自己的主见的，他对周恩来表示自己要读免学费的国立高级农业职业中学，周恩来表示赞同，并给周尔鎏留下了生活费用。
在去延安之前，周恩来将两条棉被送给了周尔鎏，自此之后，周恩来担负起抚养周尔鎏的责任。
新中国建立之前，周恩来提供的费用是周尔鎏唯一的经济来源，即便后来周尔鎏结婚了、工作了、生孩子了，周恩来夫妇还是给予他们补助。
可以说，从1946年到1964年，这种补助一直没有停止。
周尔鎏的父亲一生辗转数地，甚至很多时候生死不明，与周尔鎏更是聚少离多，实际上，周尔鎏一生中的学习、生活、工作乃至婚姻的安排都是周恩来亲自指导的，而邓颖超有时候也会参与商定。
用周尔鎏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唯一一个他花费大量时间培养、教育的亲属子弟。”
周恩来夫妇对周尔鎏的培养更多的是在思想上、教育上，于经济这一块还是很少的，毕竟他自己的生活就很俭朴，自然无法也不会给周尔鎏提供好的物质生活。
在经济上，周恩来通常会将自己工资的一部分拿出来资助周尔鎏，还会将自己的旧衣服、旧鞋子送给周尔鎏穿。
周尔鎏成年之后和周恩来的身材差不多，所以周恩来的不少旧衣服都送给了这个侄子。尤其是周尔鎏在南开大学半工半读的时候，是个典型的穷学生，很需要周总理的这些旧东西。
1960年的除夕夜，周尔鎏去参加周总理每年为身边的工作人员举办的一个简单的春节晚宴，散席之后，周总理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将一套军便服样式的衣服送给了周尔鎏。
那套衣服是用灰色粗布制成的，衣服很简朴，但是背后的意义却很不一般。
因为这套衣服是周恩来在西柏坡穿的军装。
西柏坡的历史地位不必多言，正如周总理所说的那样：西柏坡是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
1948年，正是在西柏坡，党设立了指挥所，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了三大战役，当时他们所住的民房很是简陋，所穿的衣服是当地的军区送来的军便服，是用灰褐色的土洋布制成，布料粗糙。
然而艰难环境中，哪有那么多讲究？
穿着粗糙衣服、住着简陋房屋，不一样打赢了三大战役？
而新中国建立之后，这套衣服就被周总理身边的警卫人员叠得整整齐齐保管了起来，这也算是一个纪念品。
等到了1960年，周恩来看到周尔鎏身上的衣服一个补丁接着一个补丁，就让警卫人员将这件衣服拿了出来，送给周尔鎏穿。
周总理之所以将自己的这套衣服送给周尔鎏并不是特意为之，因为当时南京在筹备梅园新村纪念馆展出，周总理特意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拿出来了一些纪念品让周尔辉的女友带回南京展出。
当工作人员在翻找可以用做纪念品的东西的时候，周总理看到了这套衣服，就把这套衣服送给了周尔鎏。
周总理给得痛快，但警卫员交得很勉强，他们还想要做最后的挣扎，负责保管这件衣服的警卫说：
“现在剩下的重要纪念物不多了，目前只有两件比较重要，一件就是这套衣服，另一件就是当年您骑马负伤时用的鞭子。依我看不如把这两件纪念物留着继续收藏吧，以供日后在重要场合使用。”
警卫考虑的比较周全，这件衣服并不仅仅是衣服那么简单，还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应该收藏起来。
但周总理却认为那些都是虚的，不必在意，诚如他说的那样：“穷大学生没有衣服穿，这套衣服还是交给他穿，物尽其用嘛。”
在个人的衣物和生活用品上，对于周总理来说，物尽其用远比有重大意义的收藏来的重要的多。
当时的周尔鎏三十岁左右，听了警卫员和周总理的对话，如何不明白这衣服的珍贵？何况邓颖超还对他说过“你更是幸运，得到了一套意义非同小可的衣服。”
所以他心里不想接受这套衣服，但这算得上是周总理的“命令”，他无法拒绝，只能接受。
但既然知道了衣服的珍贵，周尔鎏不舍得穿，他只是象征性地穿了几次，然后就保存了起来，成为这套衣服的保管者。
这套衣服是幸运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衣服都是幸运的，因为很多时候，周总理送给周尔鎏的衣服，周尔鎏并不知道它的价值，因此就无法保存下来，或者变了模样。
比如有一次，周总理将一件呢面皮里的大衣送给了周尔鎏。
虽然这件大衣是旧衣服，但考虑到皮毛贵重，一个穷学生根本穿不起这样的衣服，所以周总理特意将这件衣服给拆了，将呢面料给了周尔鎏，而将皮里留了下来 。
周尔鎏回去之后将呢面料磨损的边沿剪掉，又用灯芯绒布做衬里配合呢面料做成了一件“全新”的呢大衣，等到他穿着这呢大衣去西花厅的时候，邓颖超还因此表扬了他。
周尔鎏很是喜欢这件呢大衣，经常穿着它，后来有一次，他再次穿着这件呢大衣到西花厅的时候，邓颖超在和他聊天的时候聊到了这件衣服。
这个时候，周尔鎏才知道这件呢大衣原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是周恩来国共和谈时期穿着的大衣。
这给周尔鎏的震动很大，他回去之后就脱了下来，再不舍得穿在身上，好在他虽然经常穿这件大衣，但大衣并没有损坏，依旧保存了下来，这倒是不幸中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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