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的晚年，几乎受尽了疾病的折磨。
因为在革命岁月里所经受的苦难，她的身边状况并不理想，到了她七十多岁的时候，贺子珍无时无刻不被疾病折磨，只能无奈的久坐轮椅生活。
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辈，她的一生是曾经那段艰难岁月的真实反映，她的一生几乎是时代的故事，更是缔造了一个有故事的时代。
1909年，9月28日。
贺子珍出生在江西永新一个没落的乡绅家庭中。
那是一个极度悲情的年代，王朝板荡，列强欺凌，百姓流离。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国民，或多或少都曾感叹过岁月的悲凉。
贺子珍作为家中的长女，父亲贺焕文对她宠爱有加，取名“桂圆”。
在父亲贺焕文的眼中，小桂圆自幼聪明，在她七岁的时候就将自家闺女送入学堂读书识字，聪明的贺子珍在学业上成绩优秀，顺利毕业之后又被父亲送入了永安女子学校读书。
上个世纪虽是一个变革离乱的时代，虽是一个西方自由民主思潮传入中国的时代，但是女子读书这种事情在大多数人的家庭中还是不被认可。
大多数的女子，一生能够读几本书，识得几本书已经足够。
这已经是学习生涯的天花板，贺子珍的父亲却显得异常的开明，他开明地支持着贺子珍一路上学，并且顺利在永安女子学校毕业。
那一年的贺子珍，也仅仅只是一个17岁的孩子。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五年的时间，作为刚刚从学校毕业的贺子珍，却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军事革命。
---南昌起义。
她所在的永安也发生了一场暴动，贺子珍不仅参加了永安暴动，还是其中的一名组织者。
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尚且薄弱，贺子珍参加过这次行动之后便跟随自己的各个选择来到了井冈山，冒着生命危险做了一名宣传干事，成为了井冈山的一名得力干将。
那段时间，她开始阅读毛泽东的作品。
对于这位素未蒙面且日后成为中国新一代领袖的毛泽东，贺子珍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敬佩和崇拜。
图 | 毛泽东青年旧照
她佩服毛泽东的才情，更佩服这样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抛头颅、洒热血的年轻人。
1927年，10月。
贺子珍终于见到了毛泽东，那是她和毛泽东的第一次初遇，她还不知道那会是他的一生所爱。
贺子珍和毛泽东初见后，对彼此印象都很好。毛泽东觉得贺子珍是个秀美清丽、落落大方的好姑娘，又很有革命热情。而贺子珍早就拜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对他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非常钦佩。
毛泽东进驻井冈山后，住在茅坪，而贺子珍也住在茅坪。机缘巧合下，两个人的见面机会很多。空闲的时候，两个人会坐下来聊天。在彼此的聊天中，两个人都对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再后来，贺子珍被选为前委秘书，帮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两个人在工作、生活中的接触日益增多。
随着接触的增多，贺子珍越来越了解毛泽东。越了解，贺子珍便越欣赏毛泽东的才学和抱负，也渐渐被他所吸引。而毛泽东也发现贺子珍不仅相貌出众，而且刚柔并济，工作能力和谈吐修养都极为吸引人。
不久后，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的感情便从革命同志转变成了男女之间的爱情。
刚开始，两人心中还有所顾虑。不过后来，在袁文才和王佐的极力促成下，两人最终得以结合。
1928年，5月。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象山庵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那个年代的婚礼，算不上的隆重，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审视曾经的那场婚礼，只能算得上一顿饭菜，而定终生。
没有什么所谓的仪式感，更没有什么所谓的山盟海誓。
今天的我们，之所以更加地注重在婚姻中的仪式感，不是因为它代表一段真实的感情，而是在一个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的时代，这样的仪式感更能证明一段婚姻的价值。
即便，这段价值有待衡量。
贺子珍和毛泽东结婚的那一天，不过是一群志同道合为建设新中国贡献终身的同志聚到一起，围着几道好菜、两壶老冬酒和花生糖果之类的点心，一起谈笑风生，意气风发，也别有一种浪漫情怀。
井冈山上的艰苦岁月，给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因为有了毛泽东，却让她时常觉得浪漫。
贺子珍晚年的时候回忆起这段日子还曾经非常动容地说，那时的他们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有。
两人一个讲，另一个听，不知不觉就会倾谈一晚，琴瑟和鸣，非常恩爱。
南昌起义后，因为国军对于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重兵围剿，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性大转移，贺子珍也跟随毛泽东选择离开了井冈山。
从井冈山到遵义，从遵义到陕北。
超越了两万五千里的漫长征途，他们之间经过了磨难、苦楚，更经历过生死。
1936年，红军终于顺利抵达陕北，在陕北有了栖身之所。
然而，贺子珍却因为长征，原本就单薄的身体更加的薄弱，便决定前往苏联治病，同时取出她体内的弹片。
自此，贺子珍开始了在苏联的生活。贺子珍原本以为在苏联的生活会是重生，可谁知这却是她一生的梦魇。
在苏联的贺子珍，身体状况仍旧没能完全恢复，战争带给她的创伤沉重，短暂的时间，她还不可能在苏联养好。
1941年，毛泽东托朱德的女儿朱敏将他们四岁的女儿李敏送到了苏联，一方面为了让贺子珍不至于太过孤独，二则是为了李敏的安全。
可是娇娇的到来并没有让贺子珍的日子变得好过起来。多年以后，贺子珍提起这段异国她乡的日子，唯有“煎熬”两字以蔽之。娇娇来到以后，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的物资突然变得极度匮乏，娇娇险些因此丧命。而贺子珍更是因为与娇娇所在的国际儿童院发生冲突后，被人莫名以精神病人的身份强行送入精神病院。
而在这个精神病院，贺子珍一待就是六年。
艰辛岁月，蹉跎前行。
她们是负重前行的一代人，也是饱经风霜的一代人。
异国他乡，贺子珍找不到人帮忙，更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这样的日子有多煎熬，可想而知。
精神病院的日子单调空洞而无味，人生仿佛在此定格。可是时间匆匆，却从不等人。
1947年，王稼祥来到了莫斯科，他在来到莫斯科以后，便开始打听贺子珍的下落。贺子珍的生活终于因为王稼祥的到来迎来了曙光。
贺子珍在见到王稼祥以后，就如同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亲人一样。在王稼祥问她以后有何打算以后，贺子珍便斩钉截铁地提出她想要回国。终于，在王稼祥的帮助下，贺子珍同李敏、岸青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中国。贺子珍也至此结束了多年的苏联生活。
贺子珍回到中国以后，一直在上海生活。她回国后，便一直都很想和毛泽东见一面。
可是，彼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整天忙于国家事务，并没有太多富裕的时间，两人也因此没有机会见面。
虽然没有和毛泽东见面，但是她一直被照顾得很好。
上海市委为贺子珍安排了秦安路的一处住处，后来又为她安排了湖南路262的住处，贺子珍在这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贺子珍刚刚回到上海的时候，毛泽东便和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生活费由他负责。当时作为上海市长的陈毅，全权托管此事，并且给毛泽东回电。
“一个贺子珍，我们上海还养得起。”
后来，贺子珍的所有费用都一应由上海来负担。最开始，贺子珍在虹口区工作，有工资。可是后来贺子珍生病，便没有工作了。她的生活便开始由上海招待处负责，每个月按照行政12级的待遇，给她200元的生活费。而且，贺子珍平时的生活用品和四季衣服，都由上海招待所帮忙负责。
1954年，贺子珍身体不适，住进了华东医院。
经过医生的认真检查，贺子珍被检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同时马上住所开始接受治疗。上海市委得知此消息后，非常重视贺子珍的健康状况，他们组织医疗组专门负责贺子珍的病情。而且为了照顾贺子珍，还专门配备了几个专门护士。
不仅如此，贺子珍的病情还得到了毛泽东的极大关心。
毛泽东专门派了当时的卫生部长傅连璋去到上海为贺子珍诊治病情，还给贺子珍写信叮嘱她好好治病。毛泽东还时不时会派人给贺子珍送食物和生活用品。
除了毛泽东的关心，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也会经常去上海探望她，春节的时候，会陪她一起过年。不在一起的时候，李敏也常常给贺子珍写信，叮嘱她好好治病。而且很多信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她的关心。李敏在某一次信中这样写到毛泽东为了贺子珍的病，千辛万苦帮贺子珍找药，并叮嘱贺子珍一定要好好治病，不要放弃自己。
纸短情长，感受到亲人的浓浓爱意，贺子珍的病情也渐渐稳定。
1959年，贺子珍和毛泽东终于在庐山成功见面。
十年夫妻在阔别多年后再度重逢，贺子珍情绪十分激动，却也知道她再也无法回到毛泽东的身边了。而这也成为她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她和毛泽东真正“诀别”了。也许是因为庐山是她和毛泽东最后见面的地方，在往后余生的岁月里，贺子珍还专门去过庐山好几次。每次去到庐山，她就坐在当初和毛泽东见面的地方，静静发呆，回忆他们曾经的美好时光。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京逝世，举国悲痛。
贺子珍却不敢相信毛泽东的去世，总是自言自语怎么会就这么走了之类的话。后来，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变得稳定，也渐渐接受了毛泽东逝世的事实。接受事实的她常常坐在藤椅上，看着电视机里滚动播放的毛主席逝世的新闻，想着他们曾经的峥嵘岁月，在巨大的悲伤里，一看就是一天。
1979年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召开，在这次大会上，贺子珍被增补为政协委员。这一消息让贺子珍极为振奋，这是对她革命贡献的认可，是她峥嵘岁月的见证。
这个消息也让贺子珍对北京有了向往。她还从来没有去过北京，她很想去看看北京，也想看看毛泽东。
上海市委同意了贺子珍的请求，并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请。而且中央组织部很快给予回复，并且为贺子珍来北京做好了安排。
1979年，贺子珍终于来到了北京。这是她第一次去北京，到北京以后，贺子珍被中央组织部安排主导了301陆军总医院高干病房。安顿好以后，贺子珍便迫不及待提出要去见毛主席，盼望殷切，令众人动容。
1979年9月9日，贺子珍在女儿李敏和女婿的陪伴下，坐着轮椅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并在这里和毛主席的坐像一起合照。在毛主席的遗体旁边，贺子珍再也克制不住情绪，望着水晶棺里的爱人，贺子珍眼泪滂沱。在别人的眼中，毛泽东是一代伟人，是伟大领袖。但在贺子珍眼中，这是她从19岁便爱上，深爱了一生的爱人。如今，却天人永隔。
往事只能回味，贺子珍在毛主席纪念堂久久不愿离去，最终却也只能离开。在这之后，贺子珍不愿离开北京，于是她在组织的安排下，在北京301陆军总医院高干病房住了一年，可以在距离上离毛泽东近一点。
不过一年后，贺子珍便开始想念上海，想要回去。中央领导对此表示：上海和北京，你可以任来任去，常来常往。
对于这位为革命做出过突出贡献的革命战士，中央给予了优渥待遇。回到上海以后，贺子珍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只是身体的苦痛再次找上了贺子珍，贺子珍突患中风，虽然很快被送进华东医院，但是却已经左半身瘫痪，这之后再也没有离开华东医院。
1984年3月，贺子珍一直稳定的病情突然恶化，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都赶来上海看望贺子珍，并且整日轮流陪伴在她的身边。
不过最后，虽然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全体医护人员都想尽办法抢救，但是贺子珍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1984年，4月19日。
在下午五点的时候，贺子珍溘然长逝，终年75岁。至此，贺子珍结束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
在贺子珍死后，贺子珍病房的遗物暂时由华东医院保管，后来又交给市委保管。辗转后，这些贺子珍的遗物都交给了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手中。
贺子珍的遗物没有什么归属权的疑问。但是关于贺子珍的骨灰安置却令众人犹豫不绝。
上海市委本来想着把贺子珍的骨灰安置在龙华烈士陵园。可是贺子珍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贺子珍是属于中央下属的干部，上海只是代为照管，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而且贺子珍唯一的女儿李敏住在北京，似乎将贺子珍的骨灰安葬在北京是更为合适的办法。
上海市委没有办法决定，于是便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中央，请求批示。不过中央领导也不敢轻易做出决定，最后申请被送到邓小平桌边，邓小平拍板定下了贺子珍的骨灰安置规格，同时用飞机将贺子珍的骨灰接到了北京。
邓小平批示：
“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至此，贺子珍的骨灰安置事宜尘埃落定。
同月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联播播送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随后，其他各家媒体也开始刊载这个消息。
那一年，贺子珍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革命馆举行，仪式简朴而隆重。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领导人都敬送了花圈。后来，贺子珍的遗体被火化，中央派专机将贺子珍的骨灰送到北京，并安置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厅。
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厅里所存放的都是中央领导人的骨灰，而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这里，是党和中央对贺子珍这位革命女战士的敬重，也是对贺子珍对革命贡献的认可。
我们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革命先辈，他们饱受艰辛的一生，今天的你我可能早已经无从感知。
对于曾经的那段艰难岁月，我们大多数人也只能是觉得艰辛，可能并不知道，在那个艰辛的岁月里，生离死别的生活常态。
无数的革命先辈倒下，又有无数的革命先辈挺起头颅，默默承受着时代的悲歌。
这是中国先辈精神，更是我们应该一直秉持的人格精神，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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