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周总理和尼克松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一“破冰之旅”让两国领导人都很高兴。在当时的答谢宴上，为拉近两国关系，尼克松说道：“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6万英里。”
当时负责翻译的章含之却不知怎么，出错翻译成了“6万英里”。周恩来总理听后迅速抬起头说：“含之，错了。”
由于中美两国的计量换算单位有些差别，所以也很容易被搞混。翻译一个小小的错误，却被周总理敏锐地察觉到。可见当时周总理不单单在听中文翻译，也时刻关注着尼克松说的英文。这不仅体现了周总理细致的观察能力，还表现出优秀的外语听力。
在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眼中，是这样描写周恩来的外语能力：
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地表明他是听得懂英语的。
章含之和乔冠华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不仅要处理民生、军队的方面的工作，还扛起了外交方面的旗帜。在中国要重新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外交工作便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当时我们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往往是一个人要当两个人、甚至更多人用。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总理的外交工作就显得尤为繁重。
周恩来的外语能力
早年间的周恩来其实外语成绩并不理想，刚进入南开中学的时候，周恩来的各项成绩都不算出众，英语更是瞬间拉低了平均分。当时有老师提醒他，如果不好好学习可能会被留级甚至是劝退。
当时南开是完全仿照欧美学府而成立的学校，很多课程也都是采用全英文授课的方式。生活在这种语言环境之中，他的英语能力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周恩来能进入南开，全凭借着四伯父的援助。
青年周恩来
周恩来曾估算了一下自己在南开的花销，学费是36元，住宿费24元，一个月的伙食费是5元。这笔开销，在当时绝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得起的。因此在南开上学的子弟，通常也是非富即贵的。后来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一个月也不过是8元工资。
入学南开，对周家四伯父应该也造成了不小的经济压力。周恩来一想到这里，便更加发奋图强，誓要争取到一个好的名次。功夫不负有心人，周恩来经过几个月的发奋图强，终于拿到了南开免费生的名额。
这一时期的学习，也为周恩来奠定了丰富的学识基础和公费留学的名额。当时于树德是周恩来在天津的好朋友，两人相识于激烈的学生运动中，自然也是志同道合的。
有一天，于树德突然找到周恩来，开门见山的说道：“翔宇，有个好消息啊！我们学校给了我一个公费留学的名额，我自己筹备了300大洋，这300块大洋给你，我们一起去日本吧。”
青年周恩来
当时于树德本就有自费去日本留学的打算，突然来了一个公费留学的名额，便把自己那份赠送给了周恩来。当时的300大洋，无论在哪里都算得上是一笔巨款，可周恩来深知机会难得，失不再来。于是承下这个人情，便开启了自己的留日之旅。
临行前，周恩来踌躇满志，豪情挥笔写下：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在日本留学时，周恩来同大多数同胞一样，希望把各种先进的制度和思想带回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组建进步团体觉悟社。虽在爱国运动中被捕，但出狱后转赴巴黎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在日、法等国留学的经历，对周恩来的历练是丰富的，同时也让周恩来更加了解别国语言、文化习俗等，奠定了周恩来后来从事外交工作的基本能力。
语言是沟通的基本要素，即便后来周恩来的政治工作慢慢多起来，也丝毫没有懈怠自己的外语能力。周恩来时常阅读英文报刊，外文名著等书籍，让自己沉浸在外文的语言环境之中，不至于有生疏之感。
周恩来年轻的时候
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他同周恩来的会面中，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描绘周恩来对英语掌握的准确程度。当得知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有五年时间未曾说过英语，斯诺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之情。
还有一位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史沫特莱曾在西安事变后，早张学良将军的引荐下采访过周恩来。当时两人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进行交谈，她本人回忆道：
由于事情比较秘密重要，没有其他人在场，我们之间交谈是用英语，没有翻译。周恩来温文尔雅，他英语语速不快，但发音十分准确，吐词清晰，我们的首次交流完全没有障碍。
1937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摔伤手臂，后被送去苏联治疗。就是在这短短的八个月时间里，周恩来又自学了俄语。后来连苏联人听了都称赞说：“你的俄语说得很流利嘛！”可见周恩来对俄语的学习并非是浅尝辄止。
斯诺记者
1941年4月份，美国作家海明威在重庆与周恩来见面。这次他们之间的交谈并没有使用英语，而是选用法语。当时在美欧上层社会，法语依然是代表着“高贵”“优雅”的象征，海明威此举也是表达出一种尊重。而周恩来也是不需要依靠翻译，便能自主独立的同海明威进行对话，这让人倍感诧异。
同年6月份，美国总统罗斯福委派拉铁摩尔前往重庆，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此期间，他与周恩来相识，后来他回忆道：周恩来第一次到我这里，只是自己一个人，连个翻译都没带，我们单独进行谈话。
1937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摔伤手臂，后被送去苏联治疗。就是在这短短的八个月时间里，周恩来又自学了俄语。后来连苏联人听了都称赞说：“你的俄语说得很流利嘛！”可见周恩来对俄语的学习并非是浅尝辄止。
海明威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同苏联的交往日益增多，这时周恩来苦学的俄语也就派上了用场。当时苏联代表团频繁访中，周恩来时任外交部长，负责在重要场合进行接待。这接待过程中，时常没有翻译人员同行，可周总理同他们的沟通没有任何障碍。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苏方来华访问人员表情丰富，显然也能及时了解周恩来表露的意思。
在一次招待会上，外宾发言完毕后，周恩来身边的俄语翻译也戛然而止。周恩来马上笑道：“你还差一句呢！”
以上这些交谈，并非是单纯的日常用语，更多地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学等诸多学科，其中不乏有些许的专业名词。周恩来能对此游刃有余，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显然是在背后下了许多苦功夫的。
周恩来的外语水平得到了许多国际友人的认可和赞许，尤其是在当时那样的大环境中，周恩来还不忘记能温习外语，着实令人感到钦佩。
周恩来运用外文的巧妙之处，体现外交智慧
身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家，不能仅仅是懂得外文，更要活灵活用，如何能适当地使用外文，便极具考验一个人的政治智慧。外交家，要先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1972年1月份，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访华时在谈及中美苏三方关系时曾说道：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翻译成中文是“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当时周恩来眉头紧锁，但并没有做什么反驳。
等这次会谈结束后，周恩来让章含之查找各种英文资料，着重研究viability一词的含义。该词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可行性，另一种是生存和发展的能力。结合当时黑格的语境，应该是后者的意思。
双方第二次会面时，周恩来便直接指出这里用词不当的意思，并说道：“这种词汇，中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不需要别人来关心我们的生存能力。”
黑格
如果承认了黑格的这一说法，等于间接承认了现在中国正承担着苏联方面的威胁，这对于正处于敏感时期的中苏关系是极为不利的。
周恩来一直在强调“外交无小事”原则，这个小细节便能看出周恩来对外交事务的具体把控。
1954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酒会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被美国记者哈里森发现。
当时轮到中方代表发表致辞时，周恩来站在台上，用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朗读完手中的稿子。苏联方面对此感到不满，米高扬对周恩来抱怨道：“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流利嘛！”
周恩来笑了笑说道：“那你怎么不说中文呢？”
参加这场酒会的不单单是中苏两方人员，还有英国、印度等地方的使节与代表。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选择何种语言发言就颇有讲究。如果使用俄语的话，虽然有客随主便的意思，但很容易被外人理解成中国有“附庸”的意思。
这场酒会并非是正式的，很多外宾随行都没有中文翻译，所以说英文可能是最合适的。
从这两件小事，足以看出周恩来的智慧，也能看出外交工作的不容易。在怎样的场合，采用怎样的语言，选用怎样的词汇等等，都颇为讲究。尽管周恩来的英语水平，已然十分出彩，可他却还是谦虚地说道：“我自己的英语程度十分有限。”
提起周总理对英语的掌控，有一个小故事就不得不说，那就是1943年时，胡宗南宴请周恩来的故事。
1943年7月初，胡宗南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当时他接到蒋介石命令，要秘密对中国共产党发出攻击，攻占陕甘宁边区。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发生突变，斯大林解散国际共产主义，蒋介石便以为苏联不会再对中国共产党提供任何帮助。
这个时候国内还在忙着抗日战争，国共也处于合作阶段，但接到命令胡宗南还是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战争准备。恰逢这个时候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重庆返回延安，途径胡宗南所部，当下便对周恩来发出邀请，声称是执“弟子礼”。其实我们早就得知这个消息，但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虑，周恩来还是决定亲自前往。
国民党将领胡宗南
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奉命秘密潜伏在国民党高层。他一早便得知胡宗南的图谋，也知道这次胡宗南召集了第八战区30多个黄埔同学及其夫人，共同给周恩来“接风洗尘”，而目的就是灌醉周恩来。
熊向晖并不能直接对周恩来透露胡宗南的计划，毕竟旁边还有警卫。熊向晖也有过留学经历，所以一见周总理便佯装热情地用英文阐述了胡宗南的计划。
胡宗南想要灌醉周恩来的目的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胡宗南虽然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国民党，但对于周恩来本人他也是十分敬重的。在摆宴之前，胡宗南再三叮嘱手下的人：“周恩来是我的恩师，也是你们的老师，任何人不得无礼！”
原先在广州的时候，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时，曾有不少国民党高官去参加这场婚礼。这次周恩来喝了好几瓶白兰地才醉了，人们也都清楚周恩来虽然看起来温润如玉，可酒量确实非常人所能及。有人担心喝不倒周恩来，胡宗南倒是笑着说：“就算酒量再大，恐怕也架不住‘车轮战’啊！”
有了熊向晖的提前告知，周恩来自然也早有防备。
周总理
这场酒宴几轮下来，周恩来愣是没有多喝一滴酒，永远也是点到为止。面对众多黄埔学生的唇枪舌剑，周恩来则是做出有理有力有节的回应，以至于在后来一位国民党军官回忆道：“那个时候我们非常尴尬，生怕主任嘴上不饶人。没想到后来主任那么照顾我们的面子，事后我们内疚了好几天。”
如果没有熊向晖用英文提前透露，周恩来事先没有准备，那后果如何我们无法预知。这个小趣事，也确实反映出掌握一门外语的重要性。
周恩来对外交翻译工作进行指导
1964年中法成功建交，这时周恩来对中国外交的方向做了充分预估，并指示外交部要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挑选一批应届生，为即将到来丰富的外交活动做准备，这其中翻译就是一项不起眼但又至关重要的小活。
周总理不止一次地对翻译工作亲自进行批示，要求当时刚毕业进入外交部担任翻译工作的年轻人们，每天要做到三个小时以上“听、说、读、写、译”的基本功。为了方便这些年轻人学习，周恩来还特意从国外买了几台有短波功能的收音机。
周恩来总理
有一次在缅甸驻韩大使任命的文件上翻译出现了披露，有的地方叫吴敏敦，有的地方又叫吴敏登。周恩来在批阅文件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不起眼的小事，便在上面做了指示：“姓名未统一译好，请注意！”
周恩来每天要复杂的文件批示简直多到数不胜数，可依然能在繁杂工作之余发现这些小事，着实让人钦佩。
周恩来还时常分享自己对于外语的经验，时常告诫众人：“现在很多外语不只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你要搞语言，就要懂它(有关地区)的历史、地理。”
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过：“翻译不只是一个传声机器，翻译是人，是革命干部，要有自觉性和能动性…”
有一次，周恩来会见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当时的翻译吴建民并没有熟悉文件的情况。周恩来有些生气地问他：“为什么不看？”
吴建民说：“翻译处没有这样的文件。”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合影
由于很多翻译员都只是单纯地从事翻译工作，对于中央一些机要文件是没有资格过问的。对于翻译员来说，那些文件就如同战场，不熟悉这些文件就等于“将不识兵，兵不识兵”的场面。
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狠狠地批评了分管此事的领导：“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翻？不让翻译了解情况，是最残酷的。…翻译要看文电，不仅是参加口译的翻译要看，不参加口译的翻译也要看，此事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从那以后，在外交部从事翻译工作的同事们的工作情况得到了很大改观。
周恩来总理一辈子为新中国的成立殚精竭虑，从宏观的部署，到细枝末节的把控。优秀的外交能力，也为新中国成立后迫切的打开国际外交局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历史潮流的发展，是无法改变的，但英雄般的人物能起到的作用是具有质量转变的一步。周总理早年对外语能力的打磨，以及后续政治经验的丰富，都为这一质变奠定了难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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