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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又称“梵二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基督教世界开始发生急剧转变，此次会这也成为基督教世界终结反犹主义的开端。

“梵二会议”开始引发基督徒学者思索本教教义中的反犹主义部分，部分基督徒学者产生耻辱感、羞愧感，推动他们从事大屠杀研究，并在高校开设大屠杀课程。

“梵二会议”与基督教世界对大屠杀的反思

1965年10月28日，教皇保罗六世官方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关于教会与非基督教宗教关系的宣言》，公开宣布放弃将近两千年的宗教不宽容政策，声明反犹主义在基督教世界是一种罪。”

该宣言的第四部分由于涉及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而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最具革命性的论断为，只有公元1世纪的犹太人需要对耶稣之死负直接责任，当代犹太人完全不应背负这一罪名。

尽管犹太当局及其随从曾要求处死耶稣，但并不能将此罪责不加区别地归于当时及现在的所有犹太人。毋庸置疑，教会是上帝的新子民，但犹太人也不应该遭受拒绝或诅咒。

因而在教诲看来，将犹太人称为杀死耶稣之人或认为其是受到上帝诅咒之人的看法是不公正的，所以他们谴责所有反犹主义言论，并承认犹太人是《旧约》中的选民。

基督教也陆续删除了教义文本中的一些反犹言论，例如删除曾在耶稣受难日仪式中提及的“充满恶意的犹太人”等文本，并开始尝试与犹太教进行积极接触。

毋庸置疑的是，虽然基督教一些传统势力也对“梵二会议”提出挑战，但该会已明确驳斥并改变了基督教的反犹主义传统与偏见。

70年代之后，随着大屠杀小说、回忆录、幸存者证词以及历史资料的不断涌现，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也开始大胆地对大屠杀作出回应，并将其视为一场信仰危机。

萨拉·K.皮诺克便指出，反思大屠杀为大多数宗教研究学者提出了挑战，至关重要的是，它展示了当通过当代事件推动人们反思传统时，高端的学术话语如何与历史产生碰撞。“

1970年，基督教学者富兰克林·里特尔和胡博特·洛克创建了“大屠杀与教会学者会议”，认为大屠杀暴露了基督教会制度与教义中的弊端，指责今日的基督教必须对数世纪以来的反犹主义偏见负责，提出教会不断要求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的做法与“最后解决”有着相似之处。

除此之外，他们还试图寻找到未被排他性偏见玷污的“真正”基督教信仰，恢复基督教的“道德核心”。其实早在“梵二会议”召开之前，里特尔便不断走访大屠杀幸存者，思索基督教为何没能抵制欧洲犹太人遭遇的这一惨剧。

1974年，著名基督教学者露丝玛丽·拉德福德·鲁塞尔出版了经典的《信仰与弑兄:反犹主义的神学根源》，成为批判基督教反犹主义思想的里程碑式著作，并在学术界引发巨大反响，在其出版后短短五年内，学术界便为此书举行了专门的研讨会。

鲁塞尔在书中指出，反犹太教并非基督教的最新发展，而是拥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早在耶稣死后二十年间，随着耶稣成为弥赛亚，反犹太教主义便已经植根于这一理念之中。

因而鲁塞尔认为，解决反犹主义的方法并非要求基督教向犹太教靠近，而是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展开深入、互相尊重的交流。

“斯科基事件”的影响

1977年，聚集了美国新纳粹分子的“美国国社党”向斯科基公园区请愿，要求其允许纳粹党在斯科基公园进行集会。然而，当时斯科基地区约有7万人口，其中犹太人约有4万人，六分之一的居民都是犹太幸存者。

为了阻止纳粹党的集会，斯科基地方长官颁布一系列市政规定及禁令。这包括必须上缴高达35万美金的责任险和财产险以防止对该地区造成危险，禁止煽动宗教和种族矛盾，禁止将军事制服用作游行服装等。

新纳粹主义者声称，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阻止其集会而有意为之，是他们自由表达意志的绊脚石，违背了其公民权。

为了对此表示抗议，美国纳粹党首领弗兰克·科林宣称30-50名纳粹党员将于5月1日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区的斯科基村庄大厅前进行游行，届时游行人员将身穿纳粹传统制服、佩戴纳粹臂章，但不会公开发表贬损演讲，并会遵守警方指示。

面对美国纳粹党的这一举动，斯科基一些犹太人认为应对纳粹游行的最好办法便是无视，但大多数犹太人认为必须对纳粹分子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回击，一些激进的犹太防卫联盟甚至试图以暴力进行对抗。

芝加哥地区犹太幸存者组织领导人厄纳·甘斯表示，犹太人将对此表示抗议示威，打算在抗议请愿书上收集200万签名，并召集来自全美的5万人举行抗议“纳粹在斯科基进行挑衅性游行”。

随着双方日益剑拔弩张，管辖斯科基村的库克县首先举行了相关听证会，根据斯科基村民证词，库克县巡回法院认为纳粹分子的这一游行将可能导致无法控制的暴力行为，因而法院判定纳粹分子不得于1977年5月1日举行游行。

面对这一判决，美国纳粹党向伊利诺伊州法院进行上诉，要求撤销库克县法院的禁令，但遭拒绝。在此背景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犹太律约瑟夫·伯顿的推动下决定为新纳粹分子争取言论自由进行辩护，并最终赢得诉讼胜利。

对此，许多犹太人感到颇为讽刺与愤怒，因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中的许多成员都是犹太人，他们如今却要代表新纳粹分子去维护反犹主义者的利益，因而伊利诺伊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中的许多犹太人愤怒辞职,联盟收到的捐款金额也开始直线下降。

面对犹太人的指责，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多次公开重申其同样憎恶纳粹主义的立场，但也提醒批评者此举仅仅是为了维护所有美国公民的自由权利不受侵犯。

联盟主席阿利耶·内尔也是一名犹太人，他表示“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其对纳粹主义的痛恨，”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自己有道德义务去维护纳粹分子的言论自由。否则，当犹太人有一天也需要上街表达自己的声音时，有可能也会遇到类似阻碍。

尽管纳粹分子从法律上获得了游行权利，但斯科基地区的犹太组织警告柯林斯其不仅将遭遇更大规模的反游行示威，而且可能会遭遇暗杀，劝其放弃游行计划。最终，柯林斯有所让步，仅决定在斯科基的马克特公园举行小型集会，而非在斯科基进行纳粹游行。

该事件之后，斯科基的犹太特性愈发浓烈，犹太会堂、希伯来语学校、犹太市场、商店不断涌现。1984年芝加哥地区的犹太人在斯科基设立了伊利诺伊州大屠杀博物馆和教育中心。1987年，又在市中心设立了大屠杀纪念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