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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马教廷对纳粹屠犹的反应这一问题的争论,对于基督教的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外界批评罗马教廷以及教皇对于二战中受害的犹太人缺乏援助,这种批评极大地损害了罗马教廷在世人中的形象。

罗马教廷的形象危机也促使基督教自身进行变革,以顺应新的形势和发展潮流,积极应对外部世界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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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马教廷和基督教的影响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召开就是变革的体现,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内容可以发现,教廷在很多方面做了变革,开始走出“罗马教廷囚徒”的困境。

罗马教廷对于外界的态度转向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世界事务中发出正义的声音。这种新的思维,不能不说与二战期间教廷对待犹太人以及其他问题上反应不力后引起的消极影响导致其进行的反思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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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自身的变革本身也包括基督教的变革,特别是对于反犹主义,对于犹太教的态度方面,都持新的态度。对于犹太人对基督得死所担负的罪责问题,也有了新的解释。正是由于教廷自身的率先改变,才推动了基督教与犹太教关系的改变。

对基督教与犹太教关系的影响

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僵化关系在历史上持续了几千年,基督教的反犹主义一直存在,犹太人经常成为反犹主义的受害者。二战期间的大屠杀是历史上反犹主义的顶点,大屠杀发生后,掀起了整个世界对于犹太人的普遍同情

凭借大屠杀的极端罪恶和遭受的巨大苦难,犹太人获得了政治上的话语权,新的一代都在反思老一辈的罪责或者道德上的冷漠。批判的矛头在1960年代也指向罗马教廷,教廷由于二战中庇护十二的态度受到批评,一边进行着辩护,一边进行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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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督教对于大屠杀的发生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在世界批评与反思大屠杀的背景下,教廷再也无法一味的回避。这是罗马教廷二次会议召开的推动力之一,也是商讨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召开后,1965年,罗马教廷第二届大公会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标志的宣言,“《我们的时代》(第四号)是天主教方面在新时期处理与犹太教关系的指导性文件,它打破了犹太圣堂与天主教会数个世纪的沉默,开启了两教关系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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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承认基督徒和犹太人有共同的遗产,建议促进相互理解与尊重,承认基督之死,不能归罪于当时在世的所有犹太人,也不能不加区别以色列与罗马教廷关系的症结与走向地怪罪于今天的犹太人,对针对犹太人的仇恨、迫害和反犹主义表现深感遗憾

其中,特别是关于教皇庇护十二对于大屠杀的态度问题,教皇和教廷是难以回避的。随着二者之间关系的改善,这一问题也被重视起来。《我们记得》文件中教廷的态度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对于教皇对大屠杀的态度这一问题仍然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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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严重怀疑,贡佩尔所说的以及《我们记得》中描述的教皇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的生命”。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呈僵持状态,成为限制基督教与犹太教关系发展的症结。

对于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影响

对于教皇庇护十二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是对教皇带来了一些积极影响,主要是维护了教皇的形象。二战结束后,部分犹太人向教皇表示感谢,这使得教皇在二战中对于犹太人的援助得到认可,使得教皇在世人面前建立起关爱世人的形象。

以色列外交部长梅厄在1958年教皇去世的时候,向其赠送了礼物,由于教皇发声支持犹太人,来自以色列官方的感谢更使得教皇庇护十二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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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人问题对教皇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是在教皇去世之前,在教皇去世后积极影响让位于消极影响。

第二种是消极影响。消极影响的第一种是损害了教皇的形象。对于教皇的批判开始于1960年霍赫胡特的一部电影《代理人》,将教皇在对待纳粹屠犹中的态度描述为冷漠,1963年电影在德国放映之后,更是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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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掀起了20世纪后半期对于罗马教廷与庇护十二对纳粹屠犹反应争论的序幕,不但损害教皇的形象,整个罗马教廷在世界上的位置也面临着挑战。同时,此争论还影响到教皇庇护十二的“封圣”问题

庇护十二在位期间对于基督教的贡献,一直是得到基督教会包括罗马教廷内部承认的。1987年,保罗二世在会见犹太领导人时说道:“我相信历史将会更加清晰的揭示,庇护十二对于犹太人的悲剧感受有多深,在二战中他对于他们的援助是多么艰难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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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顺理成章的教会开始了对于庇护十二的封圣进程。但是“封圣”问题也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特别是关于教皇在二战期间对于纳粹屠犹的反应方面,犹太人坚决反对为庇护十二“封圣”。因此此事一直推迟下来,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实际上,对于教皇的批判与为其所做的辩护之所以能够持续如此之久,显然的原因是问题并不仅仅围绕教皇本人,教皇实际成为一种象征,代表基督教,代表罗马教廷,以及庇护十二的保守主义现实主义的外交风格、对于参与世界事务的保守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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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重大的问题成为争论,能够持续不断地动力,并且这些争论涉及的人群范围之广是罕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教皇庇护十二是一个货真价值的“替罪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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