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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于青年工场能够给农村地区的居民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帮助村民进行作物收割，以及协助居民进行社区的建设工作，因而受到了不少农民的欢迎。

然而，由于小农的保守性与自主性，以及义务劳动局的运行。这些农民对工场的排斥心理与日俱增。工场最终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而以农民为基础的“回归土地”的幻想自然就破灭了。

“回归土地”的希望落空

首先，青年工场在土地征用问题上与当地人产生了矛盾。1941年，在总委员会强调各个工场应该自我解决工场的食物供应问题后。各个工场开始向工场所在地的居民租用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某些工场领导人运用政府的强制力来征调和租赁土地，这招致了土地所有者的不满。位于勒布斯凯·多尔地区的青年工场第25团，在土地征用问题上与当地农民产生了冲突，引发了农民的请愿活动。

其次，小农经济的保守性，使得这些农民只关注自身的利益。无论是通过各种方式寻求财政补贴，还是充分利用工场的廉价的劳动力。

古尔和帕斯卡尔的居民写信给蒙彼利埃的官员，抱怨工场将他们从世代居住的家园里面赶了出来。他们还抱怨，工场的青年们在他们洗衣胀的池子里洗澡，偷摘水果，并且拒绝离开那些出租的店铺和牛棚，从而使得古尔和帕斯卡尔地区乌烟瘴气。

毗邻地中海的埃罗省是法国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的大省，1939年该省出产了14,600,000升葡萄酒，约占法国葡萄酒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对于当地人而言，葡萄采摘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埃罗省的青年工场领导人将葡萄收割活动，看作改善工场与当地人关系的一个重要契机。因而，第25团的青年们立刻被派遣去协助当地居民摘收葡萄。

工场的领导人事后向委员会报告说，青年们在埃罗省葡萄收摘中的辛勤劳作，获得了当地居民的一致好评。然而，工场向埃罗地区派遣劳动力的行为，招致了来自勒布斯凯-多尔地区葡萄种植者的怨言。

在多尔地区的葡萄种植者看来，明明自己距离多尔地区的青年工场更近，却没有得到工场相应的帮助。相反，多尔青年工场的领导们却将这些青壮年劳动力派往空间距离更远的埃罗省。

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20岁左右的青壮年被聚集在工场中，接受所谓的道德训练，丝毫不被这些居住在贫困地区，关注点局限在农业生产上的农民所理解。在这些农民们看来，与其在工场中无所作为，还不如给他们每人分配一到两个劳动力，帮助他们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但农民们的这些请求，却遭到了工场领导们的拒绝。工场的领袖们只会往那些青年易于组织和调动的地区派遣劳动力，同时还会避开社泰尔将军所说的那些会给青年们带来不良影响的地点，如城镇和左翼思想盛行的地区。

因此，工场在派遣劳动力方面与农民们的实际需要存在差一定程度的分歧，这使得一些农民对工场的不满情绪高涨。

位于圣蓬地区的青年工场第23团，其领导人在给总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强调了当地居民对青年工场的态度转变。很多居民会帮助工场的青年们逃离工场，以摆脱这些青年被送往德国的命运。

同时，一些农民还会帮助当地的游击队攻击青年工场。工场与农民关系的恶化，表明青年工场无法真正地融入到农民的生活当中，因此，也就无法切实体会并接受民族革命所推杀的“回归土地”的传统精神和道德观念。

反犹太政策的落空

犹太人在维希政府中被视为造成法国社会动荡的根源。因此，维希政府曾经在1940年和1941年先后颁布两条犹太法令，企图把犹太人与法国人彻底地区分开来，并且限制犹太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切断犹太人的经济来源和消除犹太人对法国社会的影响。

1942年7月的法令，更是禁止犹太人加入任何社会团体和组织。从1942年8月起，维希的警察开始围捕居住在自由区的外国犹太人，并将这些犹太人送往位于德朗西地区的集中营。

1943年2月后，法国本土犹太人也开始成为维希政府围捕和驱逐的目标。尽管纳粹德国并没有要求维希政府严格遵循德国的雅利安化政策，但维希政府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措施，对法国的犹太人进行迫害和屠杀。

维希政府将犹太人视为“反法国分子”，要求将犹太人清除出法国社会，妄图建立一个同质化的民族共同体。作为见当元帅的忠实相护者，杜泰尔自然要求青年工场积极响应民族革命关于建立民族共同体的号召。然而，在政策的具体实施层面上，青年工场的反犹太政策与民族革命的要求有所出入。

1940年7月，在维希政府发布第一道对青年的召集令时，青年们还未从法国战败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再加上与家人分离的痛苦，使得1940年10月的“犹太身份认同法令”并没有影响犹太青年在工场中与同龄人的相处。

1940年圣诞节前夕，这个合唱团被要求代表工场，在附近的教堂进行演出。在合唱团中，几乎有一半的成员是犹太人。1941年6月，马赛地区一名四年级的犹太医学生莫里斯-尼扎尔，由于没有达到“限定名额”的标准，无法继续其学业。

几个星期之后，尼扎尔就被征召至青年工场，并被分配到位于多龙省迪耶地区的第14团。在经历一段时期的体力劳动后，该团一名青年突发疾病，给尼扎尔提供了利用自己医学知识的机会。

很快，迪耶青年工场的领导人意识到尼扎尔具有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就将尼扎尔调往工场的健康中心，尼扎尔一直在健康中心呆到服务期结束。

从1941年1月起，杜泰尔就告诫各团，禁止犹太人在工场中担任任何职务。1941年春天，总委员会制作了一批调查表格，将这些表格发放给工场的每一位领导人。委员会要求这些领导人按照“犹太身份认同法令”的标准，确保自己不是犹太人，并在表格上签字。

总委员会明确表示，青年在升职时必须填写这些表格，否则就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在自由区，大多数的工场领导人于1941年2月至3月，签署了这张表格。第9团和第16团的领导人早在1941年2月底就迅速地完成了这场签名运动，犹太领袖很快就被清除出去。

然而，表格签名运动并没有得到所有团的重视。第17团的领导人一直到1942年2月底才开始这项运动，整整比其他团推迟了一年。这就意味着，第17团的犹太领导人一直到1942年2月才被追卸任。

尽管在政策层面，社泰尔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犹太青年无法担任职务，但这些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面临种种困境。为了更好地使工场运转，某些工场的领导人会任用一些具有才能的犹太青年。

在征召青年时，维希政府规定在大学里面接受教育的法国男性青年，可以推迟加入青年工场的年限，这使得工场大多数的青年人教育水平都比较底下。在第3团，只有11.5%的青年们从事过非体力劳动。

在1941年春天被征召的青年中，有35%的青年是农民。当撰写关于比利牛斯-加斯贡源省的报告时，地区专员盖兹注意到，除了第36团，其他各团的智力水平相当低下。杜泰尔也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因为1942年3月，到达第4团的青年中，有60%的人是半文盲。

由于大多数的犹太青年来自比较富庶的家庭，相对而言，他们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比较高。因此，在工场青年们普遍受教育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犹太青年受到了某些地区领导人的重视。

受战败的影响，工场中大多数的青年们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为了解决物资短缺的问题，所以会把更多的精力思考如何更好地在工场中生存，以及如何尽快地结束这场漫无止境的训练，从而返回家乡。

犹太青年大多来自城镇地区。如巴黎、梅兹和斯特拉斯堡，因此他们的家庭往往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物质帮助，部分犹太青年为了能够与工场与其他的同龄人友好相处，往往会与这些青年们共同分享一些物资。良好的经济条件无疑为犹太人融入工场的生活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因此，在1942年之前，法国犹太人一直在努力寻求与新政府的共处之道。1940-1942年，法围的犹太青年也被征不至工场，并月所其他的法国青年一样，被寄予了民族复兴的期望。据学者统计，到1942年夏天，共有2400名犹太青年加入到工场中。

所以，工场各个地区的领导人在反犹太政策的推行方面，并不具有一致性。尽管维希政府限制犹太青年在工场中的发展，但是在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下，部分犹太青年还是能够与其他同龄人一样，在工场中自由发展。

从这一方面来说，民族革命所推行的将犹太人从法国社会清除出去的计划，并没有在青年工场中得到充分的执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