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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廷对纳粹屠犹的积极干预是较为罕见的。只在意大利和斯洛伐克出现过。即使是在这三个国家，罗马教廷的积极干预也只是占对这三个国家回应方式的一小部分。

纳粹在意大利的屠犹与罗马教廷的积极干预

意大利似乎缺乏反犹的传统。意大利犹太人在19世纪后半期赢得了解放，在一战之后，在意大利的政治领域和专业生活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即使墨索里尼执政之后，“国家法西斯党”并不执行反犹主义政策，并认为其原因在于整个意大利社会反犹主义情绪的总体缺乏。

但是随着意大利反共产主义的情绪滋长，反犹主义也伴随着发展起来了。1938年7月14日,《种族科学家宣言》出台，这篇宣言将墨索里尼引入一场大规模的种族宣传和歧视运动。

反犹法律颁布了，对犹太人的各种权利也加以限制。1942年春的“万湖会议”，提出了将意大利的58000犹太人纳入到对欧洲1100万犹太人的最后解决中来。

但是意大利这个德国的最坚定的同盟国，对于犹太人却一直作为保护者的角色出现，不但意大利本土的犹太人没有被迁移，而且在1943年九月之前，还没一个犹太人从意大利占领的南斯拉夫、法国南部和希腊地区被迁移。

实际上，从1943年春夏到德国占领整个国家期间，意大利都一直在阻止德国的反犹措施。意大利占领区上的犹太人，也由于意大利的占领而摆脱了被迁移的厄运。意大利占领的法国南部，克罗地亚部分领土都有犹太人居住。

特别是随着德国的胜利，德国控制的领土不断扩大，许多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逃到法国南部意大利占领的土地上。这部分犹太人在1943年都面临着被迁移回本国的危险。他们都知道，如果被迁移回去，等待他们只有死亡的厄运。

1943年5月到7月，2600到3600的犹太人从达尔马西亚海岸的集中营被转移到阿尔贝岛的一个监禁营。后来这部分人由于德国的入侵，一部分人被德国迁移在集中营死亡，但是大多数犹太人活了下来。

这要归功于意大利官方将他们转移到靠近意大利的岛屿，当德军突然到来，意大利军队无暇顾及犹太人迅速撤退，他们被留了下来。所幸南斯拉夫先于德国军队到来，将他们解救。

1943年7月20日，墨索里尼政权倒台之前的5天，马廖内收到了来自世界犹太人大会伊斯特曼的通过伦敦教皇大使转过来的一封呼吁。

呼吁信描述了在意大利北部的集中营，2万犹太人存在着死亡的威胁。伊斯特曼呼吁教廷代表这些犹太人向意大利当局进行交涉，将这部分犹太人迁移到意大利南部的区域;那里可能先会更加安全一些。

1943年3月13日,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在突尼斯向盟军投降,北非的战争结束。6月10日，英美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海滩登陆，意大利的形势岌岌可危。7月25日，巴多利奥宣布在国王的要求下，由他来担任政府首脑，墨索里尼政权随即倒台。

这时候犹太人寻求罗马教廷的帮助，请求罗马教廷向意大利政权进行干涉，让其废除反犹法律，但是罗马教廷拒绝。1943年8月29，国家秘书处马廖内给新任意大利内政部长的信中提出了三个对反犹法进行改动的建议，但是建议的受益者只是那些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

1943年9月11日，德国军队占领罗马城。1943年10月13日，意大利政府向德国宣战。德国安全警备头目卡普勒，向意大利犹太社团领袖提出了在24小时之内上交50千克黄金的勒索要求。

犹太人立即想办法筹集黄金。50千克的黄金对于已经被剥削过得犹太人群体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靠他们自己的力量难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筹集到足够的黄金。在筹集到了35千克之后，犹太人领导人向罗马教廷求助。

教皇答应如果无法筹集到罗马教廷会帮助他们。后来卡普勒两次延长截止日期。9月28日，犹太社团终于将足够的黄金交给盖世太保首领。罗马教廷的援助变得不再必要。

在这次黄金勒索事件中，犹太人向罗马教廷提出了请求。尽管由于犹太人筹集到了足够黄金，罗马教廷不必再援助，但值得肯定的是，教皇愿意帮助犹太人筹集黄金，而没有置他们在困境中于不顾。

但是罗马教廷的参与却可能导致了一些不利的后果，尽管这不是罗马教廷的本意。教皇援助的意愿使犹太人产生一种被教廷庇护的错觉，他们觉得即使德国会对他们进行迫害，罗马教廷也不会置之不理。更可能的是，教廷会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实际上，黄金勒索事件只是德国入侵者的一个圈套，他们可以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是勒索黄金，实际上，通过勒索成功使得德国的要求看似得到满足，使犹太人群体放松对于德国的警惕性。

10月15-16日的夜晚，在德国占领军总指挥卡普勒的命令之下，特别行动队在之前搜集到的名单的指引下，开始挨家挨户的围捕犹太人。

大概有一千的受害者被带到了军事学院，最后三天，他们被装进火车运送到德国，然后被运送到集中营被毒气杀害，这些人从此在世界上销声匿迹。

教皇在围捕开始之前，一直是沉默的，并没有给予犹太人任何提醒。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菲尔所讲“教皇是知道，犹太人被抓了，教皇没有提醒他们:事情发生在罗马教廷城的附近:在犹太人被迁移之后，教皇也没有谴责德国纳粹的暴行”。

德国占领后，德国与意大利警察联合展开了对于意大利犹太人的围捕和迁移，大部分的意大利犹太人都被迁移到集中营。特别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迁移的列车一辆接一辆驶向集中营，罗马教廷几乎没有发出干涉的声音。

1944年7月，罗斯福总统的外交代表泰勒与教皇进行了会面，秦勒请求教皇向德国进行请求允许意大利犹太人和其他的难民转移到盟国占领区。8月2日，政府间难民委员会的大使与教皇进行了会面，并做了同样的请求。

教皇后来做了一个声明，但是已经太晚了，福索里的最后一位犹太人已经被送到了奥斯维辛。教皇虽然最后做了这样的声明，但是是在外界反复的请求之下进行的，并且效率低下，极其拖延，以致不能产生什么效果。

由此可见，教皇的干涉十分被动，特别是对于德国直接进行的干预。即使到了战争后期，德国的失败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教皇仍然十分保守和谨慎。

纳粹在斯洛伐克的屠犹与罗马教廷的积极干预

斯洛伐克的反犹也是经历了从30年代到二战期间不断升级的过程。斯洛伐克人口260万左右，绝大多数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到1940年年底，犹太人的人数大约为8万，也就是说，约占总人口的3.3%。

二战开始后，季索担任斯洛伐克总统，斯洛伐克成为德国的同盟国。作为一名天主教教士，他没有对犹太人表露丝毫的怜悯。季索最终彻底剥夺了犹太人的权利和财产，犹太人被排除在商业活动之外。

1941年秋天，斯洛伐克政府都卡与马赫与希特勒进行了私人会谈，同意将本国内的犹太人遣送到波兰，德国作为帮助斯洛伐克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始作俑者，从中得到的好处是斯洛伐克政府会向每位“重新安置”的犹太人给德国支付500帝国马克。

季索政府还承诺向德国赠送12万斯洛伐克公民的劳工。围捕行动开始后，仅仅1942年3月到10月，斯洛伐克警察在其他组织的协同配合下，围捕了5.6万-6万的犹太人。

需要指出的是，斯洛伐克是继德国之后第一个驱逐其境内犹太人的国家。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特别是总统是一位天主教徒，罗马教廷自然对这个国家的事态进行了更多的关注。

1941年反犹法律公布后，布拉迪斯拉发的教皇使节事务主管布尔齐奥很快把这个消息通知罗马教廷，并给了一些具体细节和对法规的解释。很快事务主管收到了来自国家秘书处的指示，让他对反犹法的出台进行抗议。

1942年3月9日，布尔齐奥给罗马教廷发送了一个电报报告迁移的情况，报告了犹太人不论何种性别、年龄和宗教信仰，全部被迁移的流言。

3月14日，马廖内给斯洛伐克驻罗马教廷代表西多尔发去了一个电报，对他的回复中讲到“希望这些信息说的不是事实，国家秘书处不相信一个信奉天主教原则的国家会会采取对这么多人产生恶果的措施。可见，此时教廷还难以接受他们接收到的犹太人被驱逐的消息。

事实上早在3月25日，教廷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事务主管电报跟他之前的电报内容相反，迁移并没有停止。有一万个男人和一万个女人将会被迁移，随后还会一直继续直到所有的犹太人被迁移。

直到1942年，对犹太人的迁移仍在持续，布尔齐奥去找教皇代表犹太人进行了抗议，可仍然是无效的。布尔齐奥写道:季索“将犹太人视为罪恶的根源，德国进行的反犹措施的是战争需要的”。

教皇仍然想做出反应。教皇手写的电报通过布尔齐奥到达季索那里。但是十月布尔齐奥的电报说他们的努力白费了，迁移正在进行，对犹太人的搜索秘密进行着。

季索向教皇代表布尔齐奥保证，他将会写信给教皇。9月9日，他召来布尔齐奥给了他这个信件。接下来一天布尔齐奥发来电报他已经履行了他的任务，将总统的信发给了罗马教廷。

由于时间限制，图卡无法亲自去罗马教廷与教皇解释他们对犹太人的迁移，于是以写信的方式通知教廷。信件中对于目前迁移的形势作了说明，并且表示德国方面声称对待犹太人是人性化的。

在此期间，罗马教廷的干预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斯洛伐克基督教会内部认识到迁移对犹太人的虐待之后，改变了之前的沉默立场。同时，犹太人社团对斯洛伐克官员进行贿赂，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些干预的结果就是季索动摇了迁移的念头。德国驻布拉迪斯拉瓦公使汉斯卢丁向威廉大街汇报道:“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撤离已经陷入了僵局……总理图卡希望继续驱逐，并强烈请求德国的外交支持。”

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阻力,但是1942年斯洛伐克对犹太人的迁移还是稳步推行。1942年的迁移活动导致了6-8万犹太人被迁移。1942年结束之后，斯洛伐克迎来了相对平静的时期，这种平静不能不说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干涉有一定关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