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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我国相声界，就不得不提到“相声泰斗”侯宝林。
他的一生都在秉承着为群众服务的原则，留下了《北京话》、《关公战秦琼》等多个佳作，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家。
但鲜为人知的是，真正引领侯宝林在相声界崭露头角的人其实是毛主席。
那么，侯宝林和毛主席是如何认识的，这当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临时演出 主席观看
毛主席一向最爱听相声，这一天，他让工作人员去曲艺团请人来表演，很快，北京市文委便将消息传到了曲艺团，侯宝林和郭启儒也在演出人员名单之内。
接到这个临时通知，正在排练的侯宝林和郭启儒都感到很惊讶。他们只知道要参加演出，可来通知的人却并没说是去哪儿演、给谁演。
侯宝林
在一阵云里雾里的迷茫中，侯宝林跟着曲艺团的同事们坐上了汽车。数分钟后，他们在东郊民巷的一处宅院前停下，这便是目的地了。
看着眼前气派的大宅院，侯宝林心想其中必定住着的是大人物，心情也不由得紧张起来。工作人员带着曲艺团的众人先到了后台，刚走进门，侯宝林就被第一个看见的面孔吓了一跳，居然是彭真同志！只见彭真正低着头看着手里的主持稿，显然，他是这次演出的主持人。
彭真
彭真为什么会在这里？侯宝林心里不由得暗自纳罕，目光向四周扫视着，很快又在厚厚的幕布前停下。透过幕布中间的缝隙，他敏锐的注意到坐在前排的客人有些“不一般”，原来是毛主席、朱德等党中央领导人。
侯宝林虽然在当时已经是北京响当当的相声界翘楚，经历了无数场演出，可像这样阵仗大的，他平生还真是第一次遇到。既然是领导们要来看，那他就得好好准备节目，决不能让领导们扫兴而归！于是侯宝林和郭启儒认真一合计，决定表演相声《婚姻与迷信》。
演出进行的十分顺利，侯宝林和郭启儒配合默契，用幽默诙谐的语言批判了旧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侮辱，以及封建社会婚俗的糟粕。这期间，侯宝林对各个角色惟妙惟肖的演绎，时常把台下的毛主席和各位领导逗得哈哈大笑。演出结束后后，伟人指着台上的侯宝林说：
“侯宝林真是个语言学家，我老早就想听他的相声了。今日一听，果然名不虚传呐！”
毛主席会作出这种反应，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惊奇。要知道， 伟人为了不打扰其他人看演出，在观看时很少会流露情绪。也因此，即便碰上有趣的情节，毛主席也很少会笑，但唯独这次是个例外。而毛主席的反应也让侯宝林很激动，在日记里，他这样深情的记叙道：
“那一夜，我激动的几乎没有入睡。我想起了早年的流浪生活，天桥学艺，可是今天我却站在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面前，我逐渐明白了：解放以后，我们艺人的政治地位改变了。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我们翻身当家做了主任。我的卖艺生涯结束了，新的生活开始了！”半生坎坷 终露头角
成功的人背后总要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侯宝林也是如此。1917年11月29日，他出生在飘着凛冽冬雪的天津，4岁时便被养母家的二哥张金斌哄骗，从天津被送到了北京地安门外的侯家做养子。
寄人篱下的感觉并不好，虽然他的养父侯连达是在载涛府的厨师，可平日里也挣不到太多薪水。养母是个规规矩矩的平凡妇女，全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只能靠侯连达一人支撑。后来到了侯宝林12岁时，养父母为了减轻压力，便和戏曲师傅签了契约，将他送到了戏园学戏曲。
“那时候我师傅坚信‘不打不成器’，无论你做得好还是不好，聪明还是不聪明，到头来都免不了打！在师傅和养父母家，我都没有饭吃，所以就是逃，逃到哪儿也都是一个样。”
在侯宝林的印象里，他的戏曲师傅教课十分严苛，稍微不按着他的标准来，下一秒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有一些人实在受不了，便想着逃离这里。可正如侯宝林所言，这里的人都被契约压制着，一旦逃跑就会挨一顿打骂。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侯宝林亲身经历过的。
那是在侯宝林正式学戏曲的第二年，有一天，被师兄和师傅轮番辱骂后，不堪折磨的他逃掉了训练，一路偷跑回家。结果养父侯连达发现后，二话不说就将他原封送回戏园。没办法，侯宝林只能继续默默受着这不见天日的日子，直到那次临时兴起的尝试。
那一天，听完了高德明、朱阔泉等人的相声场后，侯宝林独自在戏台前试着单独练相声。不成想，他的这一举动竟引来了相声大师常宝臣的注意。常宝臣认真地听完侯宝林的相声后，认为此人是可塑之才，遂而决定将侯宝林收为自己的门徒。
就这样，侯宝林放弃了戏曲，离开了戏班，正式转入相声班。虽然没什么底子，但在日复一日的刻苦磨练下，他很快将自己的相声技艺磨炼得炉火纯青，甚至还和周玉奎、刘醒民等业界大师合作演出，在京津相声界闯出了一片天地。
这时候的侯宝林是幸福的，虽然他的家庭并不完满，但能够为自己热爱的相声发光发热，也算是苦难人生中的一丝慰藉了。可是，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一系列打击也接连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1938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第二个年头，先是侯宝林的养父侯连达离奇失踪。同年10月，侯宝林和妻子连秀贞生下的孩子也不幸夭折。亲人分离、痛失骨肉，一时间饶是乐观派的侯宝林额陷入了迷茫。而就在这时，毛主席的一篇文章，让他再次燃起了希望。
1942年5月，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都铆足了劲在战场上展开对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暗中不断制造事端，借助各种渠道瓦解我党抗日斗志。风雨关头，文艺创作成了激励民众抗日斗志的关键，正如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中所言：
“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应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如果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这段话深深地激励了正在低谷期的侯宝林，他意识到，相声不应该一直以草根艺术自居，拘泥于过去。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在时代的更迭中长盛不衰。相声既要贴合生活，又要保证不与时代脱轨，唯有如此，相声才能摆脱低级趣味，真正成为大众艺术。
兢兢业业 不忘初心
从1942-1949年长达7年的时间里，侯宝林不断完善自己的相声表演，加入了很多新奇元素。他和张寿臣等人联合创作了《俏皮话》等相声。1949年6月，他和郭启儒应邀来到中南海，为毛主席等人表演了自己改良过的相声选段《戏剧杂谈》。
《戏剧杂谈》本来是侯宝林表演了很多遍的老段子，但他巧妙地将毛主席的矛盾论加进去后，相声内容顿时就变得丰满许多。台子上，侯宝林和郭启儒一唱一和，配合得十分默契。忽然侯宝林身子一挺，眉毛变成倒八字，抬着一只手一本正经的忽然开口；
“任何一个事物都会有矛盾产生，但是，要看是否能将它统一起来，不然它们就只能作为对立方继续发展下去！”
此话一出，坐在下面的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高兴得连连鼓掌叫好。从那以后，毛主席越发离不开侯宝林相声这味“精神食粮”，只要每周一到周三和周六，伟人便会让人去接侯宝林来中南海演小品。看到精彩处，他还会主动起哄：“侯先生，再来一个！”
这当中，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据说有一次侯宝林表演完小品后，毛主席曾邀请他和自己小酌几杯。侯宝林最爱酒，尤其偏好白兰地和白酒。毛主席知晓侯宝林这个喜好，故而特地准备了一瓶上好的茅台。结果老爷子不仅喝了十七杯，还顺走了剩下半瓶，一路揣回了家。
不过，去中南海表演的次数多了，又一个问题也摆到了侯宝林的面前。他的相声题材是有限的，总会有讲完的时候。如果同样的内容讲太多遍，主席也会心生厌烦。于是，他深入民间，刻苦钻研，创作出了很多高质量的优秀相声作品。
而在不断精进自身技艺的同时，侯宝林也积极致力于我国的相声理论研究。在毛主席的鼓励下，他带头建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并于1956年发表了《相声与语言》、《相声的结构》等文章，将相声真正搬到了台面上，愈发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时间转眼来到1975年，这一年，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已经严重到不能自主下床活动。看着日夜饱受病痛煎熬的伟人，工作人员们都很着急，希望能找到帮毛主席减轻痛苦的办法。千钧一发之际，侯宝林又出手了。
这一天，侯宝林接到了他从业以来最大的挑战——录制10个大段、2个小段的相声作品，再统一放进录音带中。这么以来，毛主席即使不便下床，也能躺着收听侯宝林的相声。而接到任务的侯宝林也不敢懈怠，加班加点的在录音师录制好了所有相声。
时值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毛主席时日无多，侯宝林也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花甲老人。尽管这个时候的毛主席身体很差，但只要稍有精神，他总会坐起来，全神贯注地收听侯宝林为他录制的相声。每每听完，伟人总会微笑着向身边人感叹道：
“相声也是一门艺术，我们是一定要保留的！”
事实正是如此，上世界50-60年代，正是在毛主席“双百方针”的号召下，我国相声界才能涌现出《买猴》、《开会谜》等优秀作品。上世纪70年代，党中央更是大力支持相声艺术家大胆创作，由此催生了很多歌颂社会主义事业和祖国的佳作，真正做到了相声大众化。
1976年9月9日，伟大人民领袖毛主席因病离世。1993年2月4日，76岁的侯宝林也与世长辞，结束了他颇为传奇的一生。大师虽然离去，但他留下的作品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致敬一代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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