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 618 年（武德元年）唐朝立国就给人一股崛起的雄强力量的话，那么 630 年（贞观 四年）征服草原最大对手东突厥之后的唐朝，就以太宗李世民集“皇帝”与“天可汗”为一身之 称号，标志着统辖中原农耕与草原游牧的多元复合型王朝于世界东方伫立之形象的确立。

东突厥与唐朝

这固然是秦汉基础之上王朝的进一步整合，但它向周边开拓引生中原与域外交流网络中“邦交关系”之扩大，则成为唐朝盛世场面的一个突出标识，亦成为世人 关注唐朝的一个焦点。

唐朝邦交的礼仪模式 按照《唐六典》这部行政法典权威的记载， 唐朝的鸿胪寺具有“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的职能，它是负责朝廷与其他政权交往的一个专门机构，重在安排来访国王与使者在长安城的相关事宜。

这方面的文献史料向来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不过对公众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是那些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雕刻壁画。譬如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步辇图》、高宗武则天乾陵诸蕃长的朝拜雕像群和章怀太子墓道壁画出现的使者图就是其中的典型。

乾陵的 60 余座外臣朝拜的场景以其震撼的视觉最能引起人们 的关注。这些外臣的身份和排列目的曾一度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 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搞清了其中近 40 位石像的文字，多系突厥、吐蕃、吐谷浑等周边属部之头人，个别为昭武九姓、波斯等远域之使者。

不管具体的目标如何，出自什么程序， 单就如此排列，唐朝与周边外族乃至外国之间的宗主——藩属这种“差序”关系的确立，成为所有动机背后最突出者，当无疑义。

案例对照 各有特色

与此对照的是章怀太子墓道东西两侧的《客使图》，它同是唐朝与其他部族和政权之邦交礼仪的写照，但因少有文字描述，就像乾陵石人雕像那样充满了晦暗不明的变数而引起人们的好奇和猜测。

上面的案例固然是唐朝邦交礼仪的写照，但它的选取并非刻意为之。就唐朝这类仪轨的展现 而言，文本文献尤其官方的记载无疑最有说服力， 但石刻雕像和墓道壁画形象的直观和生动，更予人以感官印记，这实乃陵寝作为王朝法统的象征所决定。

陵寝是君主生 前的死后回照，它通过建筑者的再塑造以表达君主统辖的正当性，作为皇权内外伸张的蕃王使者 朝拜所映照的唐与域外之关联的象征，它同样是现实场景的再现，只不过充满了塑造者的主观想象和设计而已。

唐朝邦交的主要特点 藩属酋长这些域外政权的头领或依附于唐朝 的外族军政官员，出于“礼”的规约，以朝奉表达的形式或死后陪奉陵寝周围的行为来践行唐朝的礼仪。因它涉及邦交礼仪规则，由“涉外”的 尚书省鸿胪寺专职承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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