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文科共举行了112次,进士总人数大约在26000余人左右。如果对这些进士的家庭状况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特征:大部分出自官宦世家,或是书香门第,寒门难出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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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举制度最令人称道的地方就是公平性,然而在传统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下,这种公平性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实际上科举看似公平,但是实际上对于那些有产之家更为有利。一个贫苦人家出生的孩子,想要通过科举成为进士,显然是十分困难的。

不过这也不绝对,清代还是有不少进士是贫困生,他们之所以能最终获得进士功名,都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如果少了这些前提,那么是绝无成功可能的。

1、天赋异禀、勤奋好学

贫苦人家要供孩子读书应举,代价是很大的。封建时代是小农经济,每年要向官府纳税纳粮,每一个男丁都是家中最重要的劳动力,即便是在乾隆盛世时期,一个五口之家丰年也不过是温饱,如果要供应孩子读书,这就意味着家中有一个劳动力要脱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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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产出还是一方面,关键是每次考试所需费用颇多,尤其是乡试、会试动辄数十上百两,这对于一个贫苦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因此,孩子若不是天赋极高,父母很难下定决心让孩子读书应举的。分析乾隆一朝的进士情况,发现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以清代著名学者,乾隆二十六年探花赵翼为例,他的情况就比较典型。

赵翼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收入很微薄难以养家糊口。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了读书的天赋,12岁就能写出一篇水平极高的八股文,是远近闻名的神通。16岁那年,赵翼的父亲去世,生活就更加艰辛了,他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弟弟妹妹,一年都吃不上几顿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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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的时候,赵翼顺利取得秀才功名,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24岁考中举人。但在会试的路上赵翼几次落第,所幸在此期间他以举人身份被选为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直到35岁那年,才得以进士及第。

事实上,像赵翼这样的还算是运气好的,更多的时候,就算天赋高读书又勤奋,也未必就能高中进士,最终都是止步于秀才或是举人。

2、父母识字且重视科举

父母的文化程度往往会决定孩子的前程,虽然这些孩子物质条件同样匮乏,但在理念上却是根深蒂固,对“学而优则仕”坚信不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放弃科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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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乾隆二十五年状元毕沅,他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的母亲张藻是个比较著名的诗人,正是由于母亲的悉心教导,毕沅很小的时候就熟读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毕沅的科举之路也不是很顺利,关键原因就是缺乏物质条件的支撑。

他和赵翼一样,在会试落第后无法像其他官宦子弟一样,能留在京城读书准备下一届的会试,为了生计不得不自谋出路,功夫不负有心人,毕沅最终夺魁。

还有一位乾隆、嘉庆朝的名臣洪亮吉,他也是赤贫出身,自幼丧父。他的母亲不算一个文化人,但略识几个字,硬是靠着做针线活把儿子抚养成人,并供他读书。洪亮吉不算天赋特别高的人,多年屡试不中。迫于生计,他曾在朱筠、毕沅府下为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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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努力,45岁的时候洪亮吉终于以一甲二名考中进士。像洪亮吉这样的苦出身,若非他的母亲深明大义,那么他是绝无可能在科举路上坚持下来的。所以父母的文化水平和观念,对于孩子的前程是有很大影响的。

3、至少需要一点点运气

科举之路充满着未知,用迷信的说法叫“命”,用辩证法来说则叫运气。毕竟要成为进士,需要经过童试、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等诸多环节的考试,有清一代,还没有发现哪个人能一次性通过这些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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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著名的大才子纪晓岚,在科举路上也非一帆风顺。尤其是乡试、会试两个阶段最考验人,屡试不中是常态,三次应试能顺利通过的,那就属于运气好的。

当然运气也不仅仅是指具体的考试,有些人由于得到一些名人的指点,或是有缘结识当朝权贵、官宦之家,也能搭上顺风车。以毕沅为例,他正是拜了名士沈德潜为师,在学业上获得了极大的突破,尤其在八股文写作上,受益匪浅。赵翼由于当过军机章京,与当时的军机大臣刘统勋等人关系很好,有了这样的人脉关系,对举业自然会有不小的帮助。

洪亮吉因擅长舆地,与黄景仁、孙星衍友善,并得袁枚、蒋士铨的赏识。在这些名士的指点下,自然会有收获,毕竟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对科举考试很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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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寒门子弟应举,由于缺乏物质、文化基础的支撑,往往要比官宦人家、书香门第的子弟更难出人头地。如果再不具备以上三个条件,那么要想进士及第绝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