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事发后，周总理决定“劫法场”救人，并且放出狠话：“特科能打枪的，一律都要参加。”。
纵观周总理一生，他一直是个温文尔雅，处变不惊，仿佛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大惊失色的人。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比如说顾顺章叛变，供出了周总理藏身之处。面对几乎可以说迫在眉睫的危险，周总理并没有第一时间自己转移，而是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将中央各机关安排迁移妥当后才匆忙收拾行装进行转移。
后来国民党特务冲进周总理住处搜查时，发现被窝还是暖的。
周总理之胆色，可见一斑。
那么彭湃被捕，为何让周总理难得动容失态，以至于做出近乎孤注一掷的决定呢？
周总理照片
我们得先从彭湃本人说起。
彭湃，广东陆丰人，单以出身来看，乃是正儿八经的地主少爷。但就是这么一个高富帅，却从小同情底层人民，并且走上了一条惊世骇俗的道路——革命。
与别人不同的是，彭湃干革命，先从自己开始——他召集自家的佃户佃农，当着众人面将地契田契焚烧一空，宣布以后你们种的就是自家的地。
从以上事迹我们可以看出，彭湃是一个真正同情底层农民的革命者，为了改变他们的生活，抛家舍业也在所不惜。
也因此，在当地彭湃广受底层农民拥护。
自诞生共产主义以来，革命主要分为工运和农运两种形式，布尔什维克就是以发动工人运动而夺取政权。但当时我国是积弱贫困的农业国，工业化程度低，工人阶级力量也不够强大，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深入农村基层，发动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曾经评价：“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一个是指毛主席，另一个就是彭湃。
翻开二人的履历，会发现他们的出身成长乃至革命进程都惊人的相似。
彭湃出身大地主家庭，而毛主席家在韶山冲也是一等一的富庶。
彭湃同情底层农民，当众焚烧地契，将自家田地分给佃农；毛主席也抛家舍业，将家资回馈给革命事业。
彭湃曾于1922年夏天深入农村基层，遍尝疾苦，写下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毛主席也曾在1927年年初履足湖南乡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该书中，毛主席还引用海丰的先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彭湃于1924年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党培养善于发动农民运动的人才；无独有偶，1927年，毛主席也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讲习所。
可以说在当时党内，搞农民运动，他们二人是当之无愧的王。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彭湃更加有了用武之地。他参加了南昌起义，领导建立我党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1928年年底，彭湃被调入中央，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离他被捕不到一年时间。
彭湃照片
彭湃被捕后，周总理迅速召集特科成员开会，商量营救彭湃的事宜。
彭湃对于当时的我党，当时的革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他被捕前一年，我党刚确立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亟需大量农运干部。而彭湃作为公认的“农民运动的王”，在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性无可替代。让他身陷敌营，对于在白色恐怖中苦苦支撑的我党来说，损失难以估量。
所以彭湃必须要营救，即使付出牺牲也在所不惜。且营救的机会只有一次，一旦失败，敌人不会给第二次机会。
为了最大限度保证行动的顺利，周总理拍板命令道：“为了保证营救的成功，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参加行动。”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读者疑惑，出现人员被捕，第一时间不应该复盘原因吗？连被捕的原因都不知道，何谈救人。显然，周总理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那为什么他的第一反应是制定营救计划呢？
周总理早年照片
这还得从当时的形势说起。
少有人知道，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我党的核心——党中央竟长期藏在四一二事变的策源地上海。
原因有二：
一、上海是当时中国对外的窗口，工商业在国内最为发达，同时也是我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活动能够更好地发动工人运动。
二、上海当时租界林立。这些大大小小的租界犹如国中之国，拥有独立的行政和司法，国民党当局也无法插手，故而成为失意政客和富商的避难所。也在客观上为党中央的隐蔽创造了条件。
虽然在政治层面上，国民党当局攫取了政权，但细化到情报方面，我党一度占据着主动权。
当时国民党的情报机构主要是党务调查科，也就是中统的前身。至于后来的军统......戴笠当时还在黄埔军校读书，毛人凤则还当着劳形案牍的刀笔吏。
可以说从党务调查科建立开始，我党的情报员已经打入这个组织的核心。众所周知，蒋家天下陈家党，顾名思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控制着国民党中央党部。而成立党务调查科，这是为了更进一步的攫取权力。
当时党务调查科的科长是徐恩曾。徐是浙江吴兴人，与陈家兄弟是老乡，还有表亲关系，故而深得二人信任，成为由陈氏兄弟掌控的CC系的骨干。
徐恩曾前后执掌中统十五年，中统在他手中从党务调查科一个小部门发展为后来的庞然大物，一度成为与戴笠齐名的特务头子。
他能够上位主要靠的是乡里关系，所以上位后也大肆提拔老乡当亲信，而他最为器重的亲信，恰恰是我党的情报员，这个人就是钱壮飞。
钱壮飞也是吴兴人，跟徐恩曾是正儿八经的老乡。他的经历比较丰富，当过医生教过美术，演过电影干过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被党组织转移到上海。
当时徐恩曾在上海大刀阔斧地招兵买马，办培训班培养无线电人才，而钱壮飞诸多的特长中，恰好也有无线电这一条，于是便报考这个无线电培训班。
当时的懂无线电的人本来就稀缺，钱壮飞这等人才一进去那简直是鹤立鸡群，很快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钱壮飞这些年走南闯北的，阅历丰富，能力突出，再加上还有老乡这层关系，不久徐恩曾就把他提拔成自己的机要秘书。
钱壮飞利用自己身份便利，陆续掩护我党的另外两位情报员打入中统核心部门，这两人就是李克农和胡底，他们三个就是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三人成立一个情报小组，源源不断将中统的情报提供给组织。是以在多次情报层面的对决上，我党次次抢占先机。
老蒋万万不会想到，自己寄予厚望的特务部门，刚开张就被我党埋入暗子，还是在最核心的位置。
龙潭三杰
党中央当时隐藏在上海租界内。租界当局虽然与国民党在打击我党方面达成一致，可并不愿意放弃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权，也从不让国民党当局的特务到租界抓人。而是由国民党方面提供情报，租界巡捕房负责抓人，再经过所谓租界法庭判决后，引渡给国民党当局。
这层层环节之下，也为我党留下了利用空间。
巡捕房是租界的“警察局”，里面的巡捕分为“洋捕”和“华捕”。虽然巡捕房的重要职位都由“洋捕”充任，但“华捕”还是人数最多。
众所周知，那个时代的上海滩是青帮的天下，青帮头子黄金荣甚至是法租界华人总探长，所以当时租界的华人巡捕也大多有帮会背景。而且华人巡捕待遇极低，薪水只有洋捕的七分之一。这么低的薪水，他们自然不可能用爱发电，于是便靠山吃山，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贿赂以及敲诈勒索。
特科当时就利用这一点，定期给一些华人巡捕发放“津贴”，以换取情报。因此巡捕房在抓人时，党组织往往能提前得到消息，及时转移。
因此，周总理一点也不慌乱，因为他相信，最迟第二天，他就能得知原因。
第二天，离英租界巡捕房不远的新世界饭店来了一位年轻的客商，这位客商二十多岁，打扮阔气，房间里不时有客人进出，一副谈生意的架势。
如果老蒋此时在现场，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不是自己的学生兼救命恩人陈赓吗？
此人就是陈赓，他现在是特科情报科科长，奉周总理命令查清彭湃等人被捕的原因。
他此时在等人，而等的这个人身份也不简单，叫杨登瀛，时任党务调查科派驻上海的特派员。
在时人严重，陈赓乃是铁杆的共党，杨登瀛则是在党务调查科身居高位，前途无量，甚至他的委任状都是老蒋亲自签发的，为什么他们二人会走到一起？
上海租界示意图
容我娓娓道来。
在当时的上海滩，鱼龙混杂，各方势力交纵，混乱至极。所谓乱局造英雄，在这种形势下，总有一些人长袖善舞，八面玲珑，无论黑道白道，警界政界，他们都认得人吃得开，用时人的一句话，就是“党政军帮，路路皆通”。杨登瀛就是这类人。
杨登瀛是广东香山人，与孙中山是老乡，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他读过不少进步书籍，回国后参加过五卅运动，并且加入国民党左派。
他为人擅长交际，故而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就包括许多共产党员。也因此在四一二政变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来得朋友保释才出狱。
杨登瀛能够参加中统，也是由一个朋友介绍。
这个朋友叫杨剑虹，与杨登瀛是老乡。杨剑虹当时投在陈立夫门下，是后者的亲信。党务调查科组建后，被委任为调查科的总干事。
当时调查科刚刚起步，继续路子广的情报人员，于是杨剑虹便想到了自己这位朋友，将杨登瀛推荐给陈立夫。
杨登瀛在上海滩交游广阔，和租界当局也关系不错，特别是在关键的巡捕房，有很深的关系网。故而很快得到陈立夫赏识，被委以此重任。
从杨登瀛的履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思想进步，同情我党的人，虽然在替党务调查科做事，但仍然暗中与地下党员联系，并表示愿意暗中向我党提供情报。
而特科派出与杨登瀛接洽的人，正是陈赓。杨登瀛为人圆滑，面面俱到，陈赓性格诙谐，重义轻利，故而在几次往来中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关系。
杨登瀛照片
杨登瀛没有让陈赓久等，很快他就派人传来情报——彭拜被捕系叛徒出卖，叛徒叫白鑫；彭拜将于8月28日由租界移送给国民党当局。
陈赓瞬间了然，因为他知道白鑫这个人。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曾在叶挺独立团担任营党代表，1929年年初调往上海，时任军委秘书。
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秘密向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范争波自首，他要将自己所掌握的军委情报当作晋身之资，换取赏钱。
不过范争波是个狡猾的家伙，一点情报还不能满足他的胃口，他想放长线钓大鱼，利用白鑫趁军委开大会时来个一锅端。
白鑫是军委秘书，会议地点、通知参会人员都是由他负责安排，想配合范争波再简单不过，于是就发生了前文的那一幕。
周总理得到陈赓反馈，心里有了计较，叛徒已经暴露，容后再惩处，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营救彭拜。
特科机关旧址
1929年8月28日，上海徐汇，枫林桥。
一组车队一大早就赶到了这里。车刚停稳，就呼啦下来几十号人，这些人有的扛摄影机，有的搬道具箱，一副剧组拍外景的架势。
来往的路人早已见怪不怪。中国第一部电影自打1905年就出现了，上海的第一家电影公司也成立快二十年，及至如今，上海滩已经有大大小小一百四十多家电影公司。
受限于当时的交通和治安，电影公司很少赶赴外地拍外景，一般都是在城郊拍摄，故而对于这样的外景组，路人早已司空见惯。丝毫没有怀疑这个设备齐全的外景组可能别有所图，比如...劫囚？
实际上确实是。这些导演剧务演员都是特科成员，他们身上都藏着上好膛的手枪，道具箱里装的则是机枪、手榴弹甚至催泪弹。
看这阵仗就知道特科这次真的豁出去了，务求一次成功。
特科众人静静等待，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已经日上枝头，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仍然没有出现。
难道是情报有误？亦或者囚车已经过去了？已经快到晌午，这一堆人在这里只摆架势不拍摄，时间长了难免惹人怀疑了，无奈之下，现场负责人顾顺章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回去之后，经过内线传递的情报，特科才复盘了当天的经过。
陈赓传递回囚车出发时间的情报后，特科连夜展开准备工作。由于参与行动的人太多，枪支不够，所以临时派人去洋行采购。
按照计划，行动人员先在特科机关集合，等采购的枪支送到后赶往行动地点。但等枪支送到，打开箱子后才发现，由于是全新的枪支，上面涂着厚厚的黄油防锈，不擦干净根本无法使用。众人火急火燎地将几十支手枪擦洗干净，耗费了一个多小时。
范争波老奸巨猾，也怕路上有闪失，所以催促租界当局起早送人，就在这一个多小时期间，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已经通过枫林桥，到达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因为这出意想不到的变故，声势浩大的劫囚行动在将要发动之际半途作废。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彭湃等人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宁死不屈，英雄就义。
烈士已经就义，现在是惩处叛徒的时候了。
另一头，白鑫在彭拜等人被捕后惶惶不可终日，他太清楚特科的手段了，深知组织绝对饶不了他，于是赶紧寻求国民党当局的庇护。
国民党当局为了掩人耳目，在报纸上发布了一条关于白鑫的报道：“白鑫曾在黄埔学校学习毕业，前以受人之愚弄，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代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这是国民党当局刻意制造的烟幕弹，为了掩盖白鑫叛变的事实，并且故布疑阵，造成他已经离开上海的假象。
但在情报方面，特科可是完爆国民党当局，这些小花样怎么能瞒过特科的耳目？特科方面很快得到情报，白鑫仍在上海，而且就躲在范争波的公馆内。
另一头，白鑫在范争波的公馆内如同地洞里的老鼠，门都不敢出。他心知老是这样躲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向范争波申请出国去意大利。
范争波也不想一直花费人力物力来保护这个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叛徒，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派人为他购买船票。
转过头，白鑫出发时间，乘坐那条轮船，去码头的方式就已经摆上特科的案头。
特科经过研究决定，尽量在白鑫出发去码头的路上解决掉他。
1929年光棍节这天，躲藏几个月的白鑫终于踏出了范争波公馆，今天是他出发的时间，送他去码头的汽车就停在公馆门口。
但他刚刚拉开车门，正要俯身上车时，从四周突然冒出七个人影，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不等旁边的保镖掏枪，特科行动队已经开火，枪声中，白鑫被打成筛子。
今天确实是他出发的时间，不过目的地不是意大利，而是地下。
参考资料：《周恩来年谱》、《陈赓同志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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