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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是一件发生在远离美国大陆、较少与美国人有直接联系的事件，然而正是这样一件较少具有“美国性”的事件却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和记忆之中，相反却一步步地从美国公共话语舞台的边缘之处攀升到美国国家记忆的核心位置。
对此，艾伦·明兹便一语中的地指出，美国大屠杀记忆从公共话语的边缘位置走向国家记忆核心地位的过程，本这就是战后美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惊人的发展。
大众文化对大屠杀的“美国化”解读
利普斯塔特指出，从某个特定领域出发，美国大众文化中探讨大屠杀的作品，其关注点并非聚焦于纳粹屠犹本身，而是更多地与美国和美国经历有关。战后初期，以及直到当前一段时间，美国大众文化创作者们通常都将大屠杀作为解读美国和美国文化的一个工具。
战后初期大屠杀话题首先在大众文化领域呈现，其中文学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大屠杀文学是理解美国大屠杀话语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美国学者弗兰克·斯特恩、阿尔文·罗森菲尔德以及詹姆斯·E.杨都赞同，在很大程度上，大众文化将大屠杀这一事件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这一趋势在未来仍将继续。
在研究美国社会对大屠杀做出的文化反应时，艾伦·明兹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相互对立的研究模式:“例外论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
“例外论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将大屠杀视为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件，只能通过大屠杀本身去理解它，并将其作为自身的唯一参照点，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建构主义模式”强调的则是通过社会形态各异的文化棱镜来解读大屠杀。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各不相同，这导致以色列、波兰、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大屠杀记忆各有差异并各具特色。
“建构主义模式”尤其适用于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大众文化作品对大屠杀的认知和理解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社会是如何通过白身的文化棱镜来解读并看待大屠杀，从而一步步推动大屠杀话语从边缘位置走向美国国家记忆的核心地位。
“恐怖却不绝望的大屠杀”:《安妮日记》
在大屠杀的美国化过程中，《安妮日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成为此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安妮日记》最初于1947年在荷兰问世,仅发行了1500本。1952年,罗斯福总统夫人艾丽诺·罗斯福将《安妮日记》引进美国。
虽然经过重重修改，但这本日记仍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跻身畅销书排行榜，成为美国大众读物中的畅销书。20世纪50年代，“安妮·弗兰克”的名字认知和受欢迎程度在美国大陆极为高涨。自问世以来，短短20年间，《安妮日记》的发行量便超过了500万本。
《安妮日记》对青少年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在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影响深远。学术界在分析这一“安妮现象”时表示，虽然20世纪50年代人们尚未将纳粹屠杀犹太人视为具有特殊性质的事件，而是把二战视为一场“善恶对决”。
改编后的《安妮日记》虽然部分呈现了安妮遭遇的不幸，但却“巧妙”地将安妮对人性、战争的失望之情蒙上了一层充满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论调，为文明社会的惨无人道裹上了一层不太苦涩的“糖衣”,"使人们能够深刻感受到邪不压正、人心的善良终究会战胜世间邪恶。
在这一改编过程中，安妮也从一位惨死于纳粹集中营中的犹太小女孩，上升为象征希望、乐观、积极的一位典范，更成为对人类、人性充满希望、饱含“基督徒式”救赎理念的人类代表。
这一充满乐观主义的“美国化”改编，也成为《安妮日记》在美国广受欢迎的重要因素。例如，安妮原本在日记里写道:“人心里有一种毁灭的冲动，杀人、谋杀和发怒的冲动，由于战争，所有苦心建立、培养和种植的一切都将会被毁灭。”
但这句悲观性话语在改编后的剧本中，却被一种振奋人心的口号所代替:“尽管遭遇了所有这一切，但我依然相信人们的心地是善良的。”这种对人类善良力量进行乐观主义式的歌颂,体现了典型的美式乐观主义。
美国著名编剧詹姆斯拉派恩在为《安妮日记》话剧进行宣传时便表示，“人们应该带着孩子，与家人共享这部话剧。它不乏幽默，并情感磅礴。这是一部极易令人产生愉悦之情的话剧，它对你有益，你应该来观赏。”
然而，改编之后的《安妮日记》虽然在美国社会赢得了大片赞誉之词，但与此同时却也在美国学术界引发了巨大争议。
这些争议围绕着《安妮日记》的“去历史化”特性所展开，并上升到美国社会是否应该将《安妮日记》作为大屠杀历史教育读本，是否应该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作为一种普遍意义的参照工具。
首先，持反对态度的学者在对弗朗西斯·古德里奇和阿尔伯特·哈克特所改编的《安妮日记》进行评论时表示，他们往往对安妮故事中的具体犹太层面轻描淡写，反而将她的苦痛经历进行普遍化处理。”普遍化”导致“去犹太化”，而“普遍化”本身便是“去历史化”。
辛西娅·奥奇克更直言不讳地指责，人为将《安妮日记》打造成为斗志激昂的作品简直是无稽之谈。《安妮日记》被删改、曲解直至变质，其已沦为幼稚化、美国化、伪造化和亲民化。
这些学者不赞同从《安妮日记》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教训，认为除了对安妮加以缅怀，任何试图从此事件中得出历史教训都是对历史的扭曲;为了阻止“去历史化”的进一步发展，应该通过“回归历史”这一逆向过程来缓解“去历史化”引发的负面影响。
其他聚焦于纳粹反犹暴行的大众文化作品
1950年，普利策奖得主约翰·赫希的作品《围墙》问世。这本长达632页的纪实小说讲述了二战期间位于华沙隔都中的40名犹太人逃离这座“人间炼狱”的英勇故事，是首部重要的以英文写就的大屠杀小说，对美国读者群体理解犹太抵抗发挥了深远影响。
《围墙》在其出版后一个月内三次再版，并迅速横扫《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畅销书排行榜，成为美国50年代排名第4位的畅销书。几乎所有著名的美国报纸，都从赞赏的角度刊登了《围墙》书评。
这部由美国作者为美国读者以英文创作的《围墙》所收获的巨大成功，成为战后美国文化以及美国大屠杀记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标志，这一标志也只能在美国文化的背景中才能理解。
赫希在《围墙》中将华沙隔都既视为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具体象征，同时也将其上升为人类对抗折磨、饥饿、侮辱和残暴的堡垒，宣扬宽恕、和平、乐观主义的理念，极力彰显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精神与韧性，而将华沙隔都起义的英勇抵抗置于次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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