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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3日，在德国进攻波兰两天后，法国在各方压力下向德国宣战。然而，国际绥靖政策的大环境以及国内普遍流行的厌战情绪，致使法国军队始终在西线按兵不动。5月10日，德国在西线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在短短六周时间里，德国军队就攻陷了巴黎，法国政府被迫迁都波尔多。
“民族革命”的提出
德国军队的闪电攻势，给法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法国政府内部围绕“继续战争”亦或“寻求停战”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主和派占据上风。1940年6月16日，保罗-雷诺政府倒台，亨利·菲利普·贝当就任第三共和国总理，并开始着手与德国、意大利商讨停战事宜。
与此同时，法国民众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人带来的创伤尚未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败局就接踵而至。1940年5月至6月，在巴黎通往南方各个城市的大道上，随处可见逃亡的民众。
据学者估计，6月10日至14日，约有200万人逃离巴黎。从战争开始到6月20日，至少有600万法国男女因为战乱背井离乡。成千上万的逃难者，汇成了潮涌似的逃难洪流。6月22日，法德双方在贡比涅森林雷通德车站签订了停战协定。
协定规定，将法国划分为占领区和自由区两部分。占领区包括法国东部和北部，约占法国领土的三分之二。法国北部所有的工业区，以及大西洋沿岸的所有港口都在占领区范围内，自由区则主要是法国的西部和南部地区。
同时，法国必须负责占领军的全部费用和供给。据估计，德日军队的占领费每天高达4亿法郎，法国政府每年应提供的费用相当于1939年法国国民收入的48%。
除此之外，法国所有的陆海空军队全部解除武装，法国政府只能在非占领区保留一支人数约10万人的军队，以维护社会秩序。此外，法国应该立即交还德国战俘或被拘留的德国人，但180万法国战俘和拘留在德国的法国人则仍然被关在集中营，或在德国的工厂里强迫劳动。
停战协定签订后，贝当将法国政府所在地移至南方温泉小城维希。在皮埃尔·赖伐尔的活动下，参议院和众议院于7月10日举行联席会议，并以569票对80票的多数优势，授予贝当制订和修改宪法的权力。
翌日，贝当颁布了三个新的宪法法令:宣布废除第三共和国，建立法兰西国家，贝当担任法兰西国家元首。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全部集中在元首手中，所有的官员均由元首任命产生，并直接对元首负责，同时解散议会。
至此，以贝当为首的法兰西国家正式得以建立。然而，在维希政府内部仍然存在着诸多的政治派别，各派别的领袖掌握着政府各个部门的实权。
尽管在国家政权建设的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但在共同反对民主共和制度这一点上，各个派别基本达成一致，统一于维希政府中。以贝当为首的保守右派认为，正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自由民主制度破坏了法国的优良传统，使得法兰西民族逐渐衰败，从而在战争中一败涂地。
因此，在掌提政权后，贝当主张对法国社会进行改革，建立“一种新的、勇敢的、极权的、社会的、民族的制度”去取代议会民主制。同时清除民主思想的影响，恢复传统的道德价值观，达到复兴法国的目的。这场以贝当为主导的社会改革运动，被称为“民族革命”。
塑造民族共同体
1940年，以法团主义为基础，维希政府先后颁布了16条关于社团建立的准则。这些准则声称个人只有在团体中才有权利可言:家庭养育了他，工作团体为他提供养分，国家则对他进行庇护。
个人权利应该服从于共同体权利，只有通过对纪律和领袖的服从，以及对国家元首和权威的尊敬，个人权利才能获得保障。个人权利与义务是无法分割的，义务不仅意味着工作，还意味着个人应该秉持合作精神来改善国家的状况，而不是追求个人荣誉或者政治以及意识上的利益。
除了宣扬法团主义，贝当政府也在莫拉斯主义的影响下，加强了对法国社会中各种不稳定团体组织的监管工作。1940年8月13日，维希政府以“秘密社团”违反法律为名义，攻击了法国的共济会。
1941年，法国共济会中主要成员的名单被政府公布，这些人自此受到了情报部门的严密监管。1940年9月3日，维希政府颁布政令，宣布政府有权拘留任何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人。
事实上，这条政令的矛头直指法国的共产党员。一年之后，为了遏制共产党员的抵抗运动，维希政府建立了一个国家法庭，这个法庭可以宣判任何“恐怖分子”的死刑，并且剥夺他们上诉的权利。
在这些维护社会团结的政策中，最为严苛的当属反犹政策。维希政府针对犹太人的政策，在学术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一些学者认为维希政府是迫于德国的压力，才会追害犹太人。
而且事实上，部分官员在执行反犹太政策的时候并不积极。随后以罗伯特·帕克斯顿为代表的学者们却认为，希特勒在犹太人问题上并没有给维希政府施加过多的压力，因而维希政府的反犹大政策更多是出于自愿和主动。
1940年9月27日，德国当局在法国占领区颁布了第一个反犹法令，法令规定，只要祖父辈中两人是犹太人，那么本人将被视为犹太人。从德国占领区逃跑的犹太人，禁止返回德占区。占领区的犹太人必须在10月20日前，去相关部门进行犹太身份登记。
在德占区颁布该项反犹法令一周后，即1940年10月3日，维希政府也颁布了一项名为“犹太身份认同”的法令。
该法令比德国的反犹法令更为严苛:凡(外)祖父中有三人为犹太人，或配偶为犹太人，甚或是配偶的(外)祖父中有两人是犹太人的，其本人将被视为犹太人;禁止犹太人在政府、军队、新闻、教育、电影及广播等行业中任职。
除此之外，将犹太青年上大学的比率限制在3%之内，担任自由职业者的人数不得超过 2%。据学者统计，自1940年10月8日至1941年9月16日，维希政府颁布了26项法律、24项条例和6条命令。
在这些法令的影响下，犹太人逐渐沦为法国的二等公民。维希政府企图通过这些措施，驱逐异端，建立稳定团结的民族共同体。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它在1940年所拥有的民族凝聚力。维希政权的法律试图通过驱逐外族和加强同质化来建立和维护民族共同体，形成新的共同体价值，反而导致法兰西民族的进一步分裂。
打造新青年
在道德建设上，维希政府希望法国社会回归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因此将“回归土地”和“回归家庭”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口号。在贝当看来，土地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是民族力量的来源，同时也是爱国主义的基础。
在宣扬“回归土地”这一口号上，贝当政府极大地利用了法国的各种历史传统。民族英雄圣女贞德，这位来自法国农村的少女，以其对法国的热爱之情闻名于世。
贞德的农村出身以及为国献身的事进被维希政府大肆宜传。同时，由于具有相同的家庭背景和经历，贝当和贞德被视为法国土地的代表，代表着一种农民式的战士形象，是法兰西土地的播种者和挥卫者。
维希政府还通过庆祝农村节日来宣扬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传统的源于土地的民间节日。所有的这些举措都旨在激发民众对于改革的热情，将源于法国土地的那种淳朴，踏实和坚毅的精神与法兰西民族联结起来，赋予民族革命以爱国合法性。
回归家庭的概念与法兰西的传统土地神话紧密结合在一起，统一于民族革命的道德建设中。贝当将家庭视为社会的基本组成细胞和传达优良传统的纽带，家庭是建设新法国的基石，同时也是传统美德的承载者。
因此，维希政府大力推行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并对传统的大家庭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和奖励。同时，授予大家庭的家长在乡镇中的政治发言权。政府企图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鼓励，来提升法国的人口出生率，并且以家庭为依托，宣扬民族革命家长制和尊重权威的精神。
在对土地和家庭重要性强调的基础上，维希政府提出了创造“法兰西新人”的计划。1944年7月在一次演讲中，贝当指出法国社会缺少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法兰西独特的民族性格。
在法回传统右流看来，法国之所以这受战败这样的奇耻大辱，正是因为法国民族在体质、道德和智力上丧失了应有的男子气概和精神。因此，为了复兴法国，就必须打造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法兰西新人”。
维希政府培养新人的计划是与土地、家庭和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人必须植根于法国的土地和家庭。人应该立志服务于国家，尤其是履行一些军事上的义务:同时，新人应该具有为法国土地和民族自我牺牲的精神。维希政府塑造新人的思想充满了强烈的道德色彩，是爱国主义、军队和宗教的混杂物。
新人计划的实行，主要体现在种族政策和对青年的教育政策上。维希政府推动道德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制定法兰西国家的教育政策。在维希的领导人看来，共和国的世俗教育体系是民主自由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的罪魁祸首。
因此，要对法国青年进行道德建设，就必须废弃第三共和国的教育系统。保守右派认为，只有天主教思想才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而第三共和国的教育过多的强调世俗主义，将传统美德破坏殆尽。
作为军人出身的贝当，主张将军队的纪律，军人对荣誉感的追求和为了国家的自我牺牲精神应用到对青年的教育中。
在政府的教育政策中，青年教育是新人计划的核心内容。这种对青年进行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在维希政府纲织下的青年工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维希政府对于民族青年的期待，以及围绕新人教育而来的各种派别斗争，都以青年工场为中心展开。
而且，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接连受挫的情况下，维希政府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法国青年的道德建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维希政府的民族革命实际变成了一场关于青年道德和体质建设的社会改造运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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