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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20世纪初通过经济渗透、政治扶持、文化传播等手段满足自身对中东地区的战略诉求。尤其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以及巩固本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地位，法国加紧在叙利亚、黎巴嫩建立“分而治之”的委任统治制度。

法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诉求

20 世纪初期，英国和法国在中东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分崩离析，政治真空逐渐出现在整个中东地区，为了保障自己在这一区域内的既得利益，英法两国既是极具威胁的竞争者，又是公开亦或秘密勾结的合作者。

但是，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诉求远没有英国那么明确，其战略目标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成为中东地区抗衡欧洲大国，特别是德国和英国的强劲对手，进而增强法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威慑力。

1903年，德国着手修建巴格达铁路的举动使得法国极为恐慌。为此，法国试图资助并修筑由叙利亚通往巴格达的铁路通道，以削弱德国在中东的嚣张气焰。

同时，放弃“光荣孤立”外交政策的英国虽然被迫卷入欧洲事务，但巩固并扩大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却成为英国时刻关注的焦点。英国注重保持和扩大既有的海外殖民地利益，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优势。

一直以来与东地中海国家有着传统联系的法国，不能无视自身利益受损。换言之，德国和英国作为改变中东局势的“施动者”使得法国不得不以“被动者”的姿态来加以应对。同时，为了夺得奥斯曼帝国的政治遗产，法国努力成为掌握地中海区域内战略主导权的有力竞争者。

第二，保护长期以来聚居在大叙利亚的基督教徒，以及通过宣传法国的文化和教育赢得马龙派教徒的信任感和认同感，这与其常常自诩的“文明使命”不谋而合。

一战前夕，大约有5万名叙利亚学生求学于法国，前往其他国家就读的叙利亚学生则只有2.3万名。而且法国慈善机构、宗教组织以及各类学校分布于整个叙利亚，这也就意味着法国对叙利亚有着极其深入的文化渗透。

一定程度上而言，这样温和的侵入方式当然会在政治上弱化当地民众的反法情绪。因此，当英法两国签订《赛克斯-皮柯协定》时，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以及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而叙利亚和黎巴嫩则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这与法国的文化渗透密不可分。

当然，实现法国在叙利亚、黎巴嫩的战略目标依赖于三大支柱:经济渗透、政治扶持、文化传播。就经济渗透而言，法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投资带动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经济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国资本占奥斯曼帝国贷款总额的60%，而德国和英国资本分别占21%和14%。这也就意味着，法国是将土耳其帝国卷入世界市场的欧洲主力军。

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最大投资者，法国的经济优势明显优于德国和英国，这加速了法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即叙黎两地的经济渗透。

20世纪初，法国在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的黎波里相继建立了奥斯曼帝国营新的分支机构，它极大地加强了法叙、法黎的经济联系。同时，法国金融家还热衷于投资叙黎两地的交通运输业、民族企业以及贸易公司。

可以说，一战前夕，法国企业牢牢控制着叙利亚交错相通的铁路网，法国资金则广泛运用于贝鲁特、大马士革以及阿勒颇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不同方式的经济渗透，法国已控制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经济命脉，这为其掌握叙黎两地的政治命运扫除了障碍。

就政治扶持而言，法国政府通过支持与引导叙黎两地的政治运动来增强自身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威慑力。黎巴嫩的政治运动往往由基督教马龙派领导，他们曾不切实际地渴望奥斯曼帝国允许其掌握大黎巴嫩的自治特权，法国却给予黎巴嫩更多的同情与理解。

特别是1908年土耳其革命成功后，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握了奥斯曼帝国的新型政权并日益加强对各个行省的控制。这就促使黎巴嫩的领导者期望在法国的保护下展开政治分离运动，即黎巴嫩的亲法倾向日益强化。

同时，对于叙利亚的政治运动，法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官方渠道谨慎地扶植有叛意的阿拉伯领导者，并以这种谨小慎微的方式扩大法国在大马士革、贝鲁特等政治中心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法国劝告叙利亚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要时刻警惕任何企图分裂奥斯曼帝国运动的出现，这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存续能够阻止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大英帝国占据叙利亚这一政治据点。

任何政治剧变都将使得叙利亚问题走向国际化，并有损法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政治领导者坚信只有通过欧洲力量的干预才能迫使奥斯曼帝国让步，这就为法国赢得叙利亚的支持提供了政治契机。

就文化方面而言，法国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文化影响源于长期以来扮演的宗教保护国角色。其实，法国与东地中海地区缔结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侵时期，而早在奥斯曼巨人强大之初，法国对大叙利亚就有着独特的兴趣。

公元1536年，法国首先从奥斯曼帝国获得外国人所获得的第一个特权，即取得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天主教的保护权，以及法国商人在土耳其境内经营的自由权。根深蒂固的文明使合观使得法国政府极力向世界各地宣扬法兰西民族的文化与语言。

1900年以后，法国不仅加强对东地中海进行宗教和文化渗透，而且还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叙黎两地。为此，法国政府、中东地区的天主教学校以及由广大传教士支持的宗教机构积极对中东腹地进行宗教渗透。

同时，中东的世俗教育机构也加入其中并大力传播法国文化。而且，叙利亚的学生如果没有选择去开罗接受高等教育，那么他们往往会求学于法国。

也就是说，法国在中东侧翼的文化传播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而学成归来的学子们则会成为法国政府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重要筹码。

法国对叙黎的委任统治

随着一战的爆发以及英法两国就划分中东地区势力范围所达成的诸多政治共识，法国逐渐确立起对叙黎两地进行委任统治的制度。

可以说，在1916-1920年之间，法国实现近东战略目标的依据就是《赛克斯-皮柯协定》，因为它基本满足法国对大叙利亚的利益诉求。

事实上，这一协定已经预示着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治命运将由法国掌控，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政治走向则交由英国主宰。

一战结束后，无论在欧洲还是中东，英国比法国掌握着更加有利的战略制高点，但是由于英国害怕失去法国在欧洲地区的大力支持，不敢扰乱其对叙利亚的战略意图 。

这是因为，英国在欧洲政治局势中与法国建立一个持久的同盟关系远比在阿拉伯地区重要得多。特别是英国在伊拉克拥有着类似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诉求，这就意味着英国政府不会轻易撕毁英法两国早已达成的政治约定。

而1920年4月《圣雷莫协定》的签订，则标志着以官方的形式最终将地理上的大叙利亚划分为英国和法国的委任统治地，这一人为的划定方式极大地妨碍了地中海东岸人员与物资的流通。

阿勒颇的人们被迫切断了与土耳其以及伊拉克境内的叙利亚天然腹地的联系，大马士革的居民则必须通过边防警察的审查才能进入巴勒斯坦。

但是，瓜分地理层面上的大叙利亚只是法国实施地中海计划的第一步，将其分割为国家“碎片化”的地区来进行统治则是法国的最终目的。

最初，马龙派教徒倡导建立以基督徒为主体的大黎巴嫩的构想是有望实现的，但是法国于1920年8月重新界定的黎巴嫩区域范围使其失望不已。

这一范围除了包括基督徒聚居的山区外，主要涵盖了的黎波里、西顿、提尔等穆斯林居住的沿海城市，穆斯林和基督徒均匀分布的贝鲁特地区以及有大量穆斯林生活的贝卡谷地。

一定层面上而言，这种将黎巴嫩从叙利亚分离出来并重新解构的“分治”方式不仅激化了中东地区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固有的宗教矛盾，而且还使得1920年9月1日建立的大黎巴墩成为受法国操控的中东政治基地。

实际上，法国人用扩大这个地区的办法改变了人口比例，增加了逊尼派穆斯林，使基督教徒只在全民中稍占多数，并且有意识地降低了马龙派的优势地位。当然，许多穆斯林不仅不想受控于马龙派教徒，而且希望黎巴嫩与叙利亚能够再度统一。

然而，广大穆斯林的政治领导者逐渐认识到自己将在黎巴嫩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在所倡导的大叙利亚则会处于劣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政治家的地位。

换言之，尽管他们积极团结那些主张与叙利亚重新合并的政客们，但是他们只是把这类支持转变为对黎巴嫩施加影响的政治手段而已，这也就意味着黎巴嫩难以扭转从叙利亚分离出来的政治命运。

对于叙利亚的其他地区，法国采取“分而治之”的委任统治方式。为了在政治上保持委任统治地的分裂状态，法国对叙利亚的领土变更进行了多次划分。1920年，法国政府在拉塔基亚建立了由委任统治当局保护的但有着特殊管理体制的国家实体，即“阿拉维派国”。

之后，法国又将前奥斯曼帝国所属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省设定为两个独立区，二者都由当地人管理并接受法国专员的监督。霍姆斯和哈马成为大马士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阿勒颇则将拥有着大量土耳其居民的亚历山大勒塔划定为自治区。

同时，位于叙利亚东北部且紧邻代尔祖尔的地区也在阿勒颇的势力范围之内。到1922年，法国宣称将德鲁兹山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宜布建立“杰贝尔德鲁兹国”。至于叙利亚的沙漠部落，尤其是位于东北部的偏远地区则由受法国军事当局控制的贝都因人管理。

至此，除了大黎巴嫩，法国在叙利亚地区成功设立了五个彼此独立的行政区，并以“分而治之”的方式进行区别管理。此外，1922 年建立的叙利亚联邦政府虽由阿勒颇、大马士革和“阿拉维派国”构成，但这一政府却于1924年被叙利亚国家取代。

总之，法国对叙黎两地采取“碎片化”的管理模式虽然延缓了中东地区统一国家的出现，但是“分而治之”的委任统治方式确实增强了法国对东地中海地区的控制力，这使其赢得了与欧洲大国进行激烈争夺的筹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