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叙事伦理及叙事时间：人物笔墨与时事关怀|人物|叙事伦理|叙述者|小说家|理智与情感|简·奥斯丁|简·奥斯汀|贝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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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事行为的线性特征决定着叙事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时间序列，小说中的故事无论是基于现实还是作者的想象，总是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排列，从而能人被理解和感知。德国理论家将叙述中的时间分为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

叙事时间即是叙述者对故事时间的具体安排，它通过具体的叙述话语实现；故事时间则是叙事时间的参照，涉及到叙述接受的一方，如果故事时间被打乱，将会导致审美接受的混乱。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对生命体验的情感倾向投入到叙事文本，便会对故事时间进行拉伸、挤压，使时间要素变形。在此，小说中的时间已不再是物理学上的时间，而是“一种以价值时间为核心的艺术时间”，它蕴含着作者对世界的感悟与生命体验，小说中的时间也就具有了伦理性。

叙事时间：人物笔墨与时事关怀

简·奥斯丁身处英国社会深刻变化的时代：法国大革命激化了英国人对于现有制度与社会形式的争论，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和工人要求议会改革，参与国家事务，并爆发了激进运动；对法战争使英国扩大了殖民地和海外霸权，为工业革命积累了巨额财富，工人被纳为新的资本生产要素，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动。

贵族依然处于社会顶层，介于底层平民和贵族之间的中间阶层日益壮大，商人群体异军突起，并随着英国的商业贸易和海外扩张积聚起大量财富，出现了新的职业分层；同时，贵族自身开始衰落，其后代经商与跨阶层通婚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流动”。经济基础的变动也带来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圈地运动把大量农民转变为工业革命的后备人员。

在农村，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自耕农转而租用贵族的土地进行新式农耕兼具了富足与体面，因而是农村生活背景下不可或缺的角色；而简·奥斯丁的小说讲述在英国乡村生活的青年男女恋爱故事，依托现实导向自然无法规避时代变化，遂通过小人物的生活经历映射时事。

《傲慢与偏见》中的卢卡斯爵士便是做生意发财后向国王上书获得爵士称号后便放弃买卖搬离小镇独栋居住，表明此时的商业化还在初期，传统社会对商人仍抱有鄙夷之见。比如为促进伊丽莎白与达西结合出力最多的加德纳夫妇即是在伦敦做生意，但小说并未对二人多做介绍，只是起到对故事穿针引线式的作用。

同时，职业分化尚未成熟，新职业如医生、律师按照学徒制规范，亦不被主流社会看好，伊丽莎白的姨夫以律师为职就受到了凯瑟琳·德布尔太太的嘲笑。同为商人之子的宾利，虽然财产雄厚、举止优雅，一出场就受到贝内特一家的关注，却绝口不提靠做生意赚钱的事实。但与威廉·卢卡斯爵士不同的是，宾利有丰厚的遗产，且正预置一处地产，这正是跻身上层社会的必经之路。宾利父亲购置房产的心愿未了就与世长辞，可见上一代已有阶级流动的计划；但宾利目前只是租下内瑟菲尔德庄园，相较于均为家族遗留财产的罗辛斯庄园和彭伯利庄园，人物身份的差距已在叙事安排中有清晰的体现。

阶级流动还需要有上层社会人的带领，于是宾利结交有地位的人，如达西之属。在舞会上宾利带领姐妹正式亮相，且迅速结识了全场的主要人物，表明宾利很擅长社交。他的姐妹也希望他娶达西的妹妹，以便促进他姐妹与达西的第二次联姻；包括宾利的爱情都是听从达西的策谋，选择撇下简、躲去伦敦而非靠自己理智判断。

宾利最后成功地跨入上层社会就是在德比郡邻近的地方买了一幢房子，搬到了距离上流社会象征的彭伯利不足三十英里的地方。整个社会弥漫着贵族情结，所有人都渴望朝贵族靠拢，希望获得他们的认可或接纳。表现最突出的即是柯林斯牧师，对提拔他的凯瑟琳·德布尔太太摇尾乞怜，婚姻于他只是取悦贵族的手段；又自以为与贵族结交就能高人一等，对别人生出一股自命不凡的幻觉。

在简·奥斯丁的其他小说中，叙事矛盾也都围绕着跨阶层的婚恋展开，阶级和经济条件总是未婚男女优先考虑的问题，比如《理智与情感》中威洛比为了财产抛弃了玛丽安、《诺桑觉寺》中伊莎贝拉为了搭上蒂尔尼上位抛弃未婚夫詹姆斯，哪怕家庭优越如爱玛，也看不上埃尔顿牧师而心仪于奈特利和他的唐维尔庄园。

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简·奥斯丁并未刻意描绘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动，而是聚焦于英国乡村这一相对固定的场域内，通过人物的精神状态和社交生活来表现时代变革下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与个人努力， 尤其是乡绅女儿在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情况下，如何越过苛刻重重的婚姻市场获取未来幸福的保障。

在小说《爱玛》中，奈特利经营着登威尔农场，属于富绅。罗伯特·马丁租用了奈特利的农场，在他的管理下，农场欣欣向荣，也为殷实的家境提供了资金。在奈特利的引导下，爱玛认可了马丁“绅士般的农民”身份，承认他的适婚性和个人品行会给她的朋友哈丽特带来幸福。表面上看是爱玛对新型农民身份的看法，实则是叙事者对农村经济道德主题的考量。在《理智与情感》中，约翰·达什伍德就是因为深知有赚头才购入了东金厄姆农场；《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农民更具个性，鄙夷了玛丽以钱衡量一切的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

随着英国海外扩张愈演愈烈，海军行业成为下层人士积聚财富最快速的方式，《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范妮的哥哥威廉渴望从海军行业出人头地，也确实在丰富的阅历中锻炼了个人品性，并引发了亨利·克劳福德自立自强的想法；《劝导》中简·奥斯丁以兄弟弗朗西斯和查尔斯的海军经历为素材塑造了海军舰长温特沃斯、哈维尔船长和克罗夫特夫妇，是简·奥斯丁第一部以海军军官为主人公收获落魄贵族小姐爱情的小说，八年后温特沃斯重现引得周围人的改观，也反映了人们对海军职业的肯定。

在英国的帝国主义正强盛的时期，海军建设举足轻重，而重塑军官形象对鼓舞国民信心、恢复政府声誉大有裨益。简·奥斯丁长期生活在闭塞的乡村尚能受此影响，可见英国政府建设大国形象的工程声势浩大。

尽管人物的存在无法突破时代的洪流，但叙述者并未使用大篇幅的文字详尽史实，只是将其压缩在故事内，或者干脆对历史事件进行省略，这当然与当时妇女地位低下有关，读小说、写小说被认为是最低级别的文学形式，有辱淑女的体面；其次，简·奥斯丁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乡村度过，乡绅之女的地位不能带领她接触更广泛的世界，家庭才是她更熟悉的领域，因而能更仔细地观察到社会的真实。叙事者在文本中有意地疏离了那些耳熟能详的政治理想斗争，消解了人物行动背后的政治意义，更能突出被历史裹挟着前进的个体鲜活的生命力。

故事时间：人生经验与自然感知

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故事的排列不仅会影响小说主题的表达，还体现出作者的个人经验和对时间的独特感知。简·奥斯丁的小说无一例外是经由风俗喜剧的形式表达出深深的道德担忧，比如《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劝导》等直截了当地用书名表达出来。从宏观上看，简·奥斯丁通常按照人物的生命历程展开叙述，一开始交代人物的生活背景，从少女待字闺中到主要矛盾产生、觅得良缘，人物在与社会的对抗中逐渐成长为社会主流价值的代言人。

唯一一部稍显不同的《劝导》是先从主人公的当下说起，回溯过往之后再转到现实。在对过往的追忆中，既表现出主人公对爱情逝去的深切怀念，刻画出人物面临的道德困境，为后面的情节埋下伏笔；也避免了叙述的单调，增加了阅读的乐趣。总体而言，小说的故事时间紧紧围绕着主人公的命运起伏，比较适合日常生活的书写。

但在对微观故事的展开中，作者通常采用自然时间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起伏或生命状态，这正是浪漫主义余波的回荡。18世纪工业革命造成的环境污染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态观念，呼吁“回归自然”；如画美学兴起，自然风景被纳入艺术审美的领域，也促使大自然进入公众视野，唤起人们对自然世界的感知。

《傲慢与偏见》第七章中，简接受了宾利小姐的邀请骑马前往内瑟菲尔德，刚走不久果然如了贝内特太太的愿下起了大雨，为后面简生病、伊丽莎白踩着泥泞路独自去看她制造了条件。故事占据了五个章节，在去往内瑟菲尔德庄园的路上，两个小妹妹莉迪亚和凯瑟琳在梅丽顿就与姐姐分手只是为了与卡特军官告别，顿时与伊丽莎白形成了对比，显出了亲情的凉薄。

住在内瑟菲尔德庄园的期间，又通过这伙人的言行举行见出了宾利姐妹对简友谊的虚伪和赫斯特先生的蛀虫行径；回到家以后，母亲埋怨简不该回来，三个妹妹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并未对大病刚愈的简表达任何关心，父亲虽然感到开心也只是因为没有简和伊丽莎白在家，和家人聊天没劲。这场冰凉的大雨表面上看来是对情节的推进，实质上也是对人物感受的拟物化。

藉由这场事故各个人物形象得到了充实，片言只语就使次要人物鲜活而富有个性。在伊丽莎白拒绝了达西的第一次求婚，出门散心的时候注意到了清晨的美景，“树木一天比一天青翠”也预示她与达西之间的关系在好转。在游览彭伯利庄园的过程中，令人叹赏的美景透过伊丽莎白的视角呈现，怂恿她萌生了在这里做女主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