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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27日，纳粹德国建立由卡尔·豪斯霍费尔博士教授领导的德意志民族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协调外交部同海外德意志政策问题有关的各部委、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之间的关系。

直到战争爆发之前，德意志民族委员会在协调帝国各部委的海外德意志人政策和控制包括海外德意志人组织方面，始终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德意志少数民族意识形态的纳粹化

大多数波兰德意志人是从深入他们之中的各类帝国组织中吸收纳粹思想的。希特勒上台之时正是大萧条肆虐之际，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也在危机的打击之下日益窘迫。

因此，许多波兰德意志人希望得到柏林的援助，但是想要得到援助是要付出政治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组织很快就向德国新统治者屈膝，宣誓接受纳粹思想。

1933年初，爱德华·潘特公开宣称“虽然我们承认纳粹思想有一定价值，但是我们仍然拒绝接受它:…这是天主教政党的基石。”

在德意志天主教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潘特强调基督教与纳粹思想完全不相容，他还对奥地利恩格尔贝特·道尔福斯政府打击奥地利纳粹党人的活动予以声援。

潘特认为，德波两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政策和军国主义政策是导致德波交恶的主要原因，而且他宣布其宁愿与波兰人合作也不愿屈服于纳粹党;此外，他也是第一个投票支持波兰政府预算的德意志政治家。

德国纳粹当局是无法容忍潘特对希特勒和纳粹思想的攻击的。用德国驻托伦领事的话说:“希望尽快扑灭滋扰我们德意志民族之火。”“克雷默-默伦贝格甚至动用财政手段威胁潘特的支持者，潘特因而失去了大批支持者。

在帝国的授意下，那些接受纳粹思想的波兰德意志人开始抵制一切与潘特有联系的组织。在驻波兹南领事通告德意志天主教协会波兹南支部潘特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德意志人的团结之后，该组织为了获得帝国的财政援助决定驱逐潘特。

1934年8月，波兰德意志中央委员会宣布驱逐潘特，原因是“潘特对波兰德意志领导人的攻击伤害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感情”。一份报纸甚至报道大会正在策划在潘特出访德属上西里西亚期间将他逮捕的消息，于是潘特取消了这次行程。

帝国的上述措施，使潘特领导的德意志基督教民族党势力大衰。该党党员从1933年的7,000名下降到1934年中期的400名，新刊物发行量也从未超过1,000份。

然而，该党得到了德意志天主教协会行政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德意志天主教协会的纲领就是“反纳粹主义”。德意志天主教协会成员屈服纳粹党的任何行为，都遭到潘特的驱逐或者就像波莫瑞支部一样集体被解散。

1934年12月，潘特在卡托维兹举行的一次德意志天主教协会会议上遭遇挫折，因为大会通过了旨在与帝国新高层建立良好关系“巴本议案”。潘特因而退出了德意志天主教协会，同时宣布建立反纳粹主义的波兰德意志人联盟。

波莫瑞地区德意志少数民族领导人兼参众两院德意志同盟理事库尔特·格雷贝，也随着希特勒的上台而逐渐势微。当地纳粹党人将他描述为施特雷泽曼的支持者及社会主义的同情者:海外德意志人协会领导人斯坦纳赫尔将他定义为“军事悲观主义者”。

虽然格雷贝仍活跃在少数民族事务和欧洲民族议会的舞台上，但其已经辞去了参众两院德意志同盟理事之职。1937年，他在离开波兰的同时放弃波兰公民身份:然而，德国并不特别欢迎他:他直到1941年才通过志愿入伍的方式而重获德国国籍。

西里西亚德意志少数民族主要领导人、民族协会理事奥托·乌里茨于1933年在并不完全理解纳粹思想的情况下公开宣布接受“纳粹思想”。乌里茨及其领导的民族协会与帝国的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在1937年的年度报告中，乌里茨用了大量的浮夸的溢美之词对纳粹思想进行了赞美:“德国的意识形态…一种可以环绕灵魂的思想…我们民族的未来之所在…环绕着全民族的每个人”:“宣扬”这一信条“是德意志人的民族义务”。

德意志少数民族组织的一体化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青年德意志党作为一个波兰本土的纳粹组织，它的影响力在波兰德意志人中的影响力迅速增强。该党对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德意志人，甚至比德国纳粹党还要极端。

波兰在1935年一度禁止出版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该党就通过秘密方式将该书发放给所有的波兰青年德意志党人。

青年德意志党还是先锋报的忠实读者:“该刊物是对抗犹太瘟疫唯一也是最富战斗力的刊物”。波兰青年德意志党的“制服”由黑色裤子、白色衬衫和卐字徽章组成。该党领导人魏斯纳是一名纳粹世界观的狂热支持者。

尽管青年德意志党的奋斗目标是用纳粹思想实现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一体化，但是该党的行动却导致了两次大战期间德意志少数民族各阶层的严重分裂。该党宣称自己是德意志青年和工人的利益代表，反对参众两院德意志同盟和民族协会所代表的“保守派资产阶级”。

1934年12月28日通过的西波兰德意志联盟章程，规定西波兰德意志联盟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一体化组织。联盟宣布自己是一个纳粹组织:联盟的指导思想是“纳粹思想”，该组织还号召其他德意志少数民族组织“接受纳粹精神”。

科纳特在1935年6月首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导致成千上万的德意志人团结在西波兰德意志联盟旗帜之下的伟大思想是纳粹主义带来的德意志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然而，索波特波兰青年德意志党代表的行动没有得到魏斯纳的授权，魏斯纳拒绝接受索波特协定。

波兰青年德意志党索波特派被魏斯纳开除党籍。西波兰德意志联盟仍旧是一个波兹南和波莫瑞地区的地方性政党，民族协会仍旧宣称，它是西里西亚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利益代表。

普勒斯于1934年宣布接受其所理解的纳粹主义思想;像布劳一样，他似乎将纳粹运动误解为基督教民主某种表现形式:一场跨越阶级及宗教的、弥合了分歧及创立“民族共同体”的运动。

但是，西波兰两派之间的“战争”且变得更加激烈。换句话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对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而言的短期效应导致了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内部各派矛盾的激化。

1935年6月，在西波兰德意志联盟的年会上，科纳特引用俾斯麦和希勒特言论对波兰青年德意志党展开了长时间的攻击。在合并波兰青年德意志党的尝试失败之后，西波兰德意志联盟开始援引“排他性条款”，禁止其党员同时加入西波兰德意志联盟和波兰青年德意志党。

民族协会也在其成员中清洗出了大量波兰青年德意志党人:1935年4月，大概5,000名成员遭到清洗。双方的冲突不仅危害到了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正常政治生活，同时其还降低了德意志少数民族抵御波兰政府的能力。

尽管如此，波兰还选择支持波兰青年德意志党，可能是因为其力量较弱。波兰政府承认波兰青年德意志党为合法组织。波兰青年德意志党代表团比起西波兰德意志联盟代表团也更容易得到波兰官方允许以出访帝国。

1935年，奥托·冯·库塞尔领导的一个组织控制了海外德意志人。他试图通过“四点计划”结束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内部冲突。但是，这一努力仍旧没有取得任何实际进展。

1937年元月，库塞尔、德意志民族集团和博勒的海外组织/纳粹党全被德意志民族中心新领导人维尔纳·洛伦茨及其助手赫尔曼·贝伦兹免除德意志少数民族事务管辖权。

在1937年4月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包括科纳特、乌里茨、哈斯巴赫及一些波兰青年德意志党人，洛伦茨威胁如果不结束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内部冲突，帝国政府将会对此有所行动。

科纳特认为任何试图通过暴力实现少数民族联合的企图只会刺激波兰人，因此洛伦茨被迫另觅他法。然而，一年之后，双方的冲突仍在继续。

于是，洛伦茨决定通过强制手段结束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内部纷争:在帝国任命的领导人领导下组成波兰德意志人联盟，任何拒绝参与其中的少数民族人员将遭到放逐。西波兰德意志联盟合并波兰青年德意志党，其目的是便于该组织控制整个波兰德意志人。

简而言之，1937-1938年西波兰德意志联盟在冲突中的胜利，使得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内部冲突彻底消失，但其并不是帝国官员努力的结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