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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在地理上的整体形势演进和变动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环境，进而各种因素产生变化，影响到教廷的态度。地缘政治的因素对于教廷态度的影响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特点。

阶段性特点

可以按时间顺序将教廷的反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二战爆发到德国占领罗马之前，第二是罗马被德国占领时，第三是被占领之后到战争结束，德国的占领可以说是一个节点，因为在德国占领之后，教廷处在德国的直接威胁之下。

战争形势的变化使得教廷对于犹太人的态度也会受到影响，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德国的实力呈整体没落的趋势。在第一阶段，教廷对于德国对于犹太人的屠杀的了解经历了一个过程。

1941年开始，出现德国对于苏联占领区犹太人的屠杀，这一时期的屠杀并不是系统的杀害，对犹太人经常是与布尔什维克联系起来进行的迫害，人们基本认为这是战争造成的直接结果，对犹太人的杀害与其他战争的受害人群一样，并不具有特殊性。

1942年春万湖会议召开后，德国制定了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开始对欧洲犹太人群体系统性的针对性的毁灭。由于德国的保密措施，大屠杀并没有在发生之后立即为外界所知。

随着一些知情者的了解，教廷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这一传言。总体来说，在1942年教廷大概了解到这一问题。从德国对于轴心国家迁移犹太人开始，人们就对犹太人的去向产生怀疑。在开始阶段，教廷面对的是对犹太人的驱逐。

最早开始对犹太人的杀害开始于波兰，1941年底以及1942年1月4月以及10月罗马教廷四次收到神父斯卡维兹的报告，并且两次与教皇进行会面。神父将自己了解到的德国对于犹太人的杀害向教皇做了汇报，听完他的汇报后，教皇哭得像个孩子。

对于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驱逐，教廷在1942年就已经了解到并做了干涉，三月教廷收到斯洛伐克教皇使节的信件，其中提到对犹太人的迁移欲将他们送向死亡是同一个含义。

1942年12月，罗马教廷国家秘书处的一位官员带来了关于犹太人的报告，较为全面的描述了犹太人的状况，包括被关押在集中营以及受到了非人道对待乃至对犹太人的屠杀。因此，教皇在1942年就已经了解到犹太人被屠杀的事实。

教会担心对犹太人干涉会影响到与德国的关系，引发纳粹政权对于基督教会的进一步迫害。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在这一阶段，除了对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干涉，其他地区并没有比较有效的干涉。

这一方面是由于外界对于犹太人受到的迫害了解较少，外界对于教廷的呼吁也较少，使得教廷在这一问题上的压力小。另一方面，罗马教廷在中立政策的指导下，并不想恶化与德国的关系，希望通过保持中立保护基督教的利益不受战争损害。

另外，德国在战争中一直处于比较优势的位置，轴心国胜利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考虑到战后的局势，罗马教廷一直避免恶化与德国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德国占领罗马的这段时间。德军刚刚进入罗马不久的9月19日，庇护十二官方的接见了德国军队驻罗马司令凯萨金。德国与罗马教廷达成了一项协议，罗马教廷配合德国逮捕犹太人的行动，作为回报，德国将会保证罗马教廷的安全。

后来，德国还要求罗马教廷发布声明，表示德国尊重罗马教廷的权益。当时还存在希特勒有将教皇绑架到德国的传言，不论传言的真实性如何，这定会给教皇造成极大的困扰和担忧。慑于德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罗马教廷对其作了妥协。

这一阶段罗马教廷的外交更加倾向于保守，除了对于罗马的犹太人问题做过干涉之外，对于其他地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几乎没有什么作为。

当罗马的犹太人受到威胁时，罗马教廷表现出了格外的关注，通过各种非官方非公开的方式进行干涉，对于罗马犹太人迁移的暂停起到了直接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如果对于在眼皮底下发生的迫害默不作声，对于教廷的形象是极大的损害。

由于在德国的威胁下，罗马教廷没有正式的、公开的抗议，而只是通过私人与德国大使魏茨泽克会晤等方式表达了这样的诉求。

罗马教廷这时候面对意大利的混乱局势，希望德国保持占领直到盟军接管，这样会防止意大利内部的起义造成意大利共产党接管政权的局面，这是教廷所最不愿看到的。

在第三阶段，罗马被盟军从德国的手中解放出来。对于这方面作品的仔细检验发现，他们引用的教皇干涉的例子集中于大屠杀的后期阶段，表明相对于之前阶段，这一阶段的干涉较多一些。

前一阶段教廷面临德国占领军的直接威胁摆脱这一威胁之后，德国对于匈牙利犹太人的迁移进行了较多的干涉。其他地区的犹太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匈牙利的犹太人问题刚刚开始。

这一时期德国战败的趋势越来越显现出来，德国已近处于强弩之末，罗马教廷的干涉危险性降低。教廷希望通过干涉表达对于犹太人的关注，为自己在战争中对犹太人问题的作为增加亮点。

在霍尔蒂执政时期，干涉取得了积极的效果，霍尔蒂政权结束之后，箭十字党派的执政者对于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罗马教廷的干涉不再有直接的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罗马教廷的干涉仍然关注于受洗犹太人，对于是否受洗的犹太人区别对待。并且这一阶段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达佩斯教皇大使罗塔，它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发挥是干涉取得效果的重要原因。

从阶段性的的变化中，可以发现变化中潜藏着教廷对犹太人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一些影响教皇态度的因素在发生变化。因此，阶段上的变化并不只是说的时间本身，而是时间变化中战争形势的变化，导致一些影响教廷态度的因素发生转变，这影响到教廷态度。

其中的因素有教皇对德国战争胜败的判断，罗马城安全的判断，对于共产主义威胁的判断。其他国家对于事件的关注和干预也会影响到，比如匈牙利犹太人迁移，美国英国等介入也会影响到罗马教廷态度。

总体上，教廷对于犹太人的整体态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教廷对于犹太人的援助始终是有限的、被动的，教廷始终没有把对受害者的援助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始终将通过和谈来达成双方的停战作为自己任务的中心内容。

并且，教廷始终对于受洗的犹太人给予特别的关注。教廷始终坚持自己的中立政策，避免卷入冲突之中，最大限度的维护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做到战争损失的最小化。

其中有一些地方的干涉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一是对于罗马犹太人进行了更多的干涉，二是对于匈牙利犹太人做了更多干涉。

第一个是出于对基督教形象的考虑，第二个则一方面是由于教皇大使的主观努力，另一方面是战争后期德国失败的迹象使其做出干涉的决定。另外，国际对于匈牙利犹太人问题的关注以及教廷所收到的外界的呼吁，都影响到教廷的干涉。

地域性特点

犹太人的迁移。盟国与轴心国的抵抗形势的地理上的特点，也会影响教廷的干涉。对于非德国占领区域，与德国直接碰面的可能性小，德国威胁小，进行干涉的代价小。并且干涉更容易进行，因此可能增加教廷对于干涉的考虑。

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教廷的关系越亲密，教廷的干涉越容易起作用，教廷也更容易施加压力，教廷干涉也越是方便，并且更容易产生效果。

并且，地缘的接近，更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比如信息更容易传播，更方便于建立联系，而这种信息的交流对于教廷和迫害的发生地是必不可少的。这表明地理的接近会创造出一些便利的条件，使得教廷有更多干涉的理由。

当然,这并不是说地缘接近创造的这些条件一定会起作用，只是会增加教廷考虑的方面而已。教廷的态度个反应是多种因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具体哪种因素起的影响更大要在案例中进行具体的分析。

罗马教廷内部，对于犹太人的庇护和救济比其他地方多的多。这种救济是自发的，没有证据表明是教皇下了命令，尽管这是教皇默许的。这表明罗马教廷的基督徒对于信仰是比较虔诚的，能够坚持基督教的原则，表达对于世人的关怀。

作为教皇，需要有外交上的考虑。而罗马教廷或者罗马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外交方面的考虑，只是会威胁他们个人的安全，是无关乎他人的，因此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

尽管基督教内的反犹主义一直传播着，他们在犹太人受到生命威胁时还是能够积极救援，抛弃对于犹太人的偏见。在这一案例中，这一批虔诚的基督徒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的援助是自发的，就像其他国家的旁观也是自发的一样。

造成差别的主要因素是基督徒的道德和观念差异。并且罗马教廷作为一个中立国家，这些基督徒所面临的威胁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严重，教皇的权威可以为基督徒的安全提供庇护。

并且,教皇的态度是反对种族主义的，不支持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这都会影响到罗马教廷及罗马城内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援助。

在匈牙利，这个国家的犹太人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苏联快要进入匈牙利的时候，匈牙利与苏联的接触导致德国占领匈牙利。可见二战形势的变化，对于匈牙利的局势有着深刻的影响。德国占领以后，形势就完全不同了。

特别是霍尔蒂政权解体，箭十字党上台之后，对犹太人的态度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犹太人后期遭受大规模迁移，并且教廷的干涉这时候已经无效，不能产生任何作用，因此直接影响到教廷对纳粹屠犹的态度和干涉的效果。

二战中作为一个小国的匈牙利，自身并没有多大的独立自由。因此战争形势、强国的态度对于匈牙利政局会产生较大影响，这也会相应的影响到匈牙利犹太人，进而影响到教廷对于犹太人问题的态度。

但是,意大利与匈牙利犹太人的情形不太一样。特别是意大利，由于德国与意大利的特殊关系，在墨索里尼在位时期，一直没有展开对于犹太人的迫害，甚至在意大利新占领的地区犹太人还受到意大利军队的保护，免遭被杀害的厄运。

意大利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引起德国方面的不满，但是由于意大利的特殊地位，以及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特殊关系，这一情况在墨索里尼执政时期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当墨索里尼政权倒台，面对新的执政府，德国迅速攻入意大利，将墨索里尼解救出来，但是意大利的自主性已经大大降低。此后，德国特别行动队开始对于意大利犹太人进行搜捕，意大利犹太人的厄运才真正到来。

对于教廷态度和反应有直接影响的地缘因素有与教廷地理上的远近程度，与教廷的历史关系，特别是这个国家的基督徒所占比例会影响到二者关系。

另外，德国的占领以及德国的对其施加的压力大小也会影响到教廷的回应，因为罗马教廷一直避免与德国直接接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