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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左派至今仍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的一个关注对象。目前所见，大部分研究新左派的著作来源于政治学家，他们主要研究的是新左派政治哲学及其与工党的政治关系。他们的作品往往集中关注新左派的失败，而且认为这是由于新左派没有及时与劳动人民进行联合。
少数来自史学界的著作也聚焦于它的成功或失败上，但不能简单地判定新左派的实践成功与否，而是必须在它兴起的背景中去把握这一问题。
英国新左派形成的国际背景
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共产党的部分成员便认识到了斯大林模式是有一定弊端的，约翰·麦克罗伊在文章中提出，在斯大林所任命的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哈里·波立特的领导下，英国共产党内也出现了个人崇拜，导致了共产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的不满。
而这些不满的知识分子，如弗兰克和维尼夫·霍拉斌，佛朗西斯·梅内尔，J.沃尔顿·纽博尔德、雷蒙德·波斯特盖特和艾伦·威尔金森，都是英国共产党内的重要人物。
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英国共产党党内的异议一直被忽视。直到20世纪 50年代中期，这些分歧，使英国共产党中的边缘知识分子与党的领导人之间出现矛盾。
此外，再加上受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以及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的影响，最终导致这些知识分子离开英国共产党。
苏共二十大和苏联出兵匈牙利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长达4个小时的讲话，这篇演讲概述了围绕在斯大林周围的个人崇拜的危险。
尽管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在苏共二十大的闭门会议期间发表的，但其所揭露的内容迅速向西传播，并且在 1956 年6 月由《观察家》刊出。英国共产党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促使一大批英国共产党员脱离英国党组织，寻求不同的道路。
得知秘密报告内容后，英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巨大的分裂。汤普森和萨维尔二者的呼声使局面无法再保持平静，他们二人开始出版《理性者》，此杂志与英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持不同意见。
在 1976 年为《社会主义记录》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萨维尔重申了苏共二十大的内容，阐述了英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是如何忽视这些内容。
英国共产党的出版物不允许对秘密报告的内容进行讨论的情况下，汤普森和萨维尔的目的都是提供一个在党内讨论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的平台或渠道，并因此导致其与英国共产党官方产生了矛盾。
在第二期《理性者》发表之前，萨维尔和汤普森被正式警告停止发刊。尽管受到警告，汤普森和萨维尔仍然决定并出版了这一期期刊。
到1956年10月底，《理性者》第三期即将出版时，汤普森和萨维尔决定向英国共产党官方做出让步。
在这一期《理性者》的告别社论中，明确表达希望创建一个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杂志，他们希望这样的杂志可以引起关于英国共产党发展方向的严肃的讨论，没有党派气息的属于英国共产党自己的杂志似乎被引出。
伴随着《理性者》第三期的出版，也就是最后一期出版后的几天，苏联出兵匈牙利的举动在欧洲引起了一场震动，这匈牙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事件动摇了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对莫斯科和斯大林模式的信念，并因此而进一步导致了英国共产党的分裂，以及左派讨论和活动的激增。
11月4日，汤普森和萨维尔在《理性者》上抨击英国共产党的相关政策，而英国共产党则要求汤普森等历史学家停止《理性者》出版。
由于继续在英国共产党的官方渠道之外出版刊物，萨维尔和汤普森被停职三个月，这是导致汤普森和萨维尔离开英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因。直到“布达佩斯的烟雾”出版，英国共产党的成员从33000减少到7000。
英国共产党失去了很多像萨维尔和汤普森一样著名的知识分子，但对英国共产党危害更大的，可能是在这次危机中失去了工会和劳工领袖。
苏伊士运河危机
巧合的是，苏伊士的危机带来了更为广泛的创伤和冲击。苏伊士运河是旧帝国'炮舰’式外交的最后一道惊涛骇浪，整个荒谬事件的可耻失败表明，英国再也不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单独行动。
作为对英国和美国拒绝资助阿斯旺大坝的回应，贾迈勒·纳赛尔将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和法国选择支持以色列入侵埃及。以色列人成功地占领了西奈半岛，英国和法国的伞兵部队摧毁了塞得港和福阿德港的城镇。
国际社会对此感到愤慨。美国人和苏联人都呼吁外国军队撤出埃及，这是交战各方需要满足的要求。因此，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没有实现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的目标，就撤出了苏伊士，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
苏伊士危机标志着英国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冷战的两极世界中，英国的国际地位衰落。使英国人民感到不满的是，这个帝国主义大国在他的盟友美国那里降为听命者。
在英国，执政者的入侵行为遭到了民众的强烈抵制，它提供了一个点燃年轻的左翼分子火花并使他们行动起来的契机。许多左翼分子已经厌倦了议会中工党与保守党之间的和平。保守党领导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似乎为工党提供了一个机会，尤其是工党中的左翼抢占了上风。
但他们发现，当英法军队发动进攻时，政府的立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此外，许多工党的批评人士抨击这一入侵，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反帝国主义的承诺，而是因为保守党冒险的行动危及了与美国的联盟。
对于帝国的留恋不是保守党统治阶级所专有的，帝国主义的遗产是被各级人民所继承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所带来的关于帝国的衰落深深地植根于全国范围内。
人们不情愿的认识到，英国作为一个主要的资产阶级国家和世界强国的衰落，在这些国家的和平运动以及左派中以一个流行口号表达出来:“让英国重新领导”。在所有的事件中，苏伊士事件使人们重新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存在，并在英国引发了一场全新的激进的抗议。
通过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及匈牙利事件，新左派得到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找寻不同于斯大林模式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道路。
这两个事件定义了新左派的兴起，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政治中可容忍的界限”。在英国，这两个事件也为一个大规模和平运动提供了道德和政治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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