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4月，毛主席因工作乘坐专列前往江苏调研，路途中他靠在沙发上休息，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倒退在眼前。
此时一名列车员走了进来，手中还拿了条毯子：“毛主席，这天还没回暖，毯子得盖上，防冻勒。”
这一举动不禁让主席心中流过一丝暖意，便主动与列车员聊了大约一刻钟的家常，接着主席就继续休息了。
离开后，列车员的心中很是激动，不曾想一国领袖竟然也会像家人般与他寒暄，嘴角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
“主席找你谈话了？都和你说啥了哟！”这时一名工作人员正巧遇见他问道。
“不要背地乱议论。”列车员严肃的回答道。
“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这可都录下来了呢！”这名工作人员说着，还拿出了口袋里的录音装置。
列车员心中一惊，思索了一阵，最后他认为窃听主席的谈话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于是找到主席说明了情况。
不出所料，毛主席在知晓事情后大发雷霆，立即派人做调查，党中央更是连夜召唤杨尚昆回京做检讨。
这也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窃听器事件”，随后查出的“凶手”竟是主席的贴身秘书，而这件事一直到1980年才彻底被终结。
此次窃听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涉及案件的工作人员最后会是怎样的下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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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的建立
涉及窃听器风波的“凶手”竟是主席的贴身秘书---叶子龙，这消息一出可惊诧了众人，要知道主席的生活起居和工作安排可都是叶子龙在身边负责的，如果叶子龙是什么组织派遣的“不法分子”，后果可就严重了。
此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还在河北省徐水市出差，正在开会时却接到了中央办同事龚子荣的电话，不知情的杨尚昆接过电话还说着“开会呢，有什么事结束说”，结果却听见龚子荣郑重的声音传来：“中央正在调查录音事件，请您现在停止一切工作回北京汇报工作。”
杨尚昆挂了电话后大脑便一片空白，一直想不明白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隔天，杨尚昆便乘坐最早的一班列车回京，此时坐在列车上的他也多方了解到了“窃听风波”的事件，于是在到达中南海后便迅速向邓小平、彭真等领导做了有关“录音器管理”情况，在汇报结束后又立即向毛主席做出一封书面情况报告与检讨。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当晚邓小平又找到杨尚昆，说道：“窃听风波事件组织主要是要调查清楚这个录音为何会出现在专列上，以及叶子龙参与在这个事件中目的到底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有关中央录音的工作早在1954年就开始建立了，目的其实是为了有效核对速记员的记录内容，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而在录音没有建立前，速记员记录下的文档便都由杨尚昆负责。
作为毛主席的贴身秘书叶子龙，需要记录的东西则更多，譬如需要叶子龙记录的各国外宾信息，或者是主席提前向叶子龙交代几日后的工作内容，这些如果单纯靠速记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跟在主席身边的人都知道，主席说过的东西也不是很喜欢重复第二遍的。
与此同时，主席更不喜欢别人在他开会时拿笔低头做记录，他还曾在一次小型会议上当众发过火：“这些有什么好记的，都别记了。”
叶子龙
出于对工作的负责，叶子龙便专程找到杨尚昆讨论了这件事，他表示若想一字不漏的将主席说过的话或者准确无误的将主席交代的任务记录下来，是否可以考虑选择录音这种方式来完成。
而此时的杨尚昆正巧也在为“怎样记录”一事犯愁，于是很快就将此事请示了周总理，在中央领导的开会商讨下，最终同意使用录音，毛主席、周总理也都是投赞成票的。
在后来对杨尚昆进行的采访中，他还特别说到：“我当时做了周全的考虑，主席不喜欢别人拿本子记录他说的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但我们全党的领袖，人人尊敬爱戴的主席，他的发言若是都没有记载，后人到时候也不知情不了解，那大家岂不是要怪我这个办公厅主任工作的失职吗？”
但由于录音这一方式涉及的敏感问题太多，什么场合下该录音，什么场合下不准录音，该怎么录，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地方。
叶子龙
于是中央也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下特别制作了一套明文规定，主席还曾特地对叶子龙说过：“录音是可以的，但得掌握好这个尺度嘛！”
据记载，自1958年开始，主席在一些会议上的重要发言，或者接待外宾同他们的谈话，在主席的默许下，都由当时的录音器（外观像一个手表，由两根线相连接）记录了下来，这一项任务主席当时是亲自交给叶子龙来完成的。
不仅录音被记录的内容要严格保存在机要室，并且除了工作上需要录音器的借阅，其他都是不外借的，杨尚昆也是当时机要室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这样看来主席对录音是不反对的，可为何这一次这般发怒呢？
因为录音接连发火
在“窃听风波”前，主席其实就曾因为录音发过两次火。
1959年的11月，杭州召开中央工作的会议，毛主席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还发表了讲话。
本来一切都在正常不过了，但当主席谈到外交模式以及国际关系时，他留意到参会的同志们都在埋头做着记录，主席便说道：“大家一起听听就行了，不用一直苦记的嘛！”
但这时不知谁接了句：“没事，不用笔记还有录音帮我们记呢！”
这话一出，毛主席瞬间变了脸，厉声问道：“是谁批准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将党籍开除！谁都一样！”
后来这场会议，主席也是一句话没多说了。
这是主席第一次因为录音发火，杨尚昆当时还特地因为这件事开了一次大会，告诫所有同志不准随便进行录音。
主席第二次因为录音发火，是在两年后的一次接待外宾会议上，跟随的同志不仅带了照相机，还带了录音器，而在主席和外宾拍照时，在看见录音器后就变了脸，等待外宾结束后便大声斥责道：“是谁批准今天会议录音的？”
其实从这两件事情上不难看出，主席并不是不喜欢录音，只是不喜欢工作人员私自录音，随意妄为的录音。
虽说两次录音都惹得主席生气，可终归是属于纪律性问题，但若要说主席在自己的专列上休息也能被录音，这个问题可就不容小觑了。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杨尚昆被电话连夜召回北京，在杨尚昆做完情况说明，书面报告后，他又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内容主要为录音事件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中央书记处对此事迅速进行开会，在调查到叶子龙是出于对工作的多方面负责后，周总理、邓小平、彭真还特地又进行了一次小会。
最终党中央就“窃听风波”事件做出了三条通告：一是决定田家英任中共中央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二是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三是中央书记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叶子龙、杨尚昆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
而这三条通告其实也就无形的说明了所谓的“窃听风波”是子虚乌有，录音本身是没错的，但问题就处在录音的范围并没有严格的把握好。
而叶子龙作为主席的机要秘书身份自然是清白的，并且调查结果来看他在工作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因为前两次的纰漏加上这一次的疏忽，他不仅受到了“严重警告”，还永远的离开了主席的身边。
1962年初的冬天，毛主席望着窗外，语重心长的对叶子龙说道：“你从二十来岁就跟着我到现在，如今你四十岁了，我也快七十了，咱俩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了啊。”
叶子龙低着头沉默不语，此时的他其实已经明白主席的意思了。
“我老了，你也不是小毛孩子了，总跟在我的身边也没有前途。”主席说到这顿了顿，回头望着叶子龙，再次开口道：“我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我也一定比你先去见马克思.....那时候，你可以看看大家对我的评价，定是褒贬不一，人无完人，你说对不对？”
这时，叶子龙的身体微微颤抖，眼眶中的泪水也在打转，他明白，主席还是把他当做亲人般耐心的教育着的。
接着主席继续关切的叮嘱道：“不管到哪里工作，都要努力认真，还得多看书多学习，记住了没？”
随后，主席还找来了摄影师为他和叶子龙合拍一张纪念照，这是两人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最后一张。
那么事情进展到这，大家会不会以为这次的风波就过去了呢？事情调查清楚了是个乌龙，相关人员也都被进行处理了，可在1965年时，这事情又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给重新提了出来。
在我国政治混乱的那十年间，由林彪等人带头将杨尚昆，叶子龙的这件事情又重新提了出来，并且还将这个问题升级成了“盗窃党的机密，不怀好心的窃听”。
想必明眼人都能看出林彪为首的团伙在这件事中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一点来说，就诬陷杨尚昆不怀好意提出“录音”来说，这在当时是机要室业务范围的一项正常工作，所有录音带事后都要整理成文字材料，最后被记录在《记录稿》中，并且全部是登记可查的。
而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掌管机密文件，按照规定杨尚昆是需要阅览这些机密文件的，以了解全面情况，所以“窃听、窃密”纯属无稽之谈。
对于叶子龙，林彪团伙还将将机要室进行录音工作所使用的录音机、受话器、电线等拍成照片，作为“秘密录音”的“罪证”装进了叶子龙等三人的档案里，强扣叶子龙怀有政治阴谋的罪名。
在当时，就“窃听”案件所受到牵连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不仅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同志被诬陷，就连一些地方工作人员都被无缘无故的扣上罪名，在这之后更是经历了为之十年的“审查”。
洗白冤屈
与此同时，叶子龙也因窃听风波受到审查将近七年，而在毛主席得知到叶子龙情况时，亲自下令道：“可能他是犯了些疏漏，但政治上他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而后来叶子龙得到平反，恢复了工作也都是毛主席在背后为他助力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因“窃听”一案受到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杨尚昆也恢复了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澄清了事实，调查结果认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审查真相，对于“私自录主席谈话”“政治阴谋”全是不实之词。
叶子龙作为毛主席的随身秘书追随其身边一共27年，在离开了主席身边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南海，可在临行前主席却会亲自将他送出门外，亲自吩咐摄影师为两人拍一张照片，在叶子龙受到冤屈时亲自为他澄清清白。
1982年，叶子龙任北京市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他在采访中真挚的说道：“离开主席身边后，我好一段时间没有缓过神来，不知道每天该做些什么，但我后来又想起他对我的叮嘱，教导我不管在哪里都要认真工作，我的脑海中直到现在都会回想起主席叫我名字的模样。”
叶子龙挂念主席，主席也从未忘记他，正因为主席的“放手”，使他从一个小小秘书逐渐成长为能够自力更生的中央干事，成为了为党、为人民的好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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