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李靖效命玉帝,是掌管十万天兵天将,威风不可一世的天庭元帅。《封神演义》中,他则是以陈塘关总兵之位,起兵协助姜子牙伐纣,登坛封神的盖世名将。

实际上,他并非虚妄不存的神话人物,不仅在历史中真实存在,而且青史留名,备受景仰,他便是赫赫有名的唐代名将李靖

人神之变———刍议唐将李靖的形象演变

李靖,字药师,雍州三原人(今陕西三原县)。其生于隋,曾入仕为官,少时便因通习兵法、擅长谋略,被隋名将韩擒虎赞为“可与论孙、吴之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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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元年,李唐代隋,李靖转奉唐祚。高祖时,他率部战薛(轨)秦、讨王(世充)郑,灭萧(铣)梁,为唐朝消灭各方割据势力,统一天下,立下赫赫战功。

至太宗朝,他又奉诏北征突厥,西击吐谷浑,东战高句丽,所至皆有功,战果累累,为李唐开疆拓土,安靖边境,立下不世之功。

最为人称道的是,贞观三年,李靖无惧漠北霸主东突厥汗国,亲率骁骑三千,出其不意地夜袭东突厥颉利可汗,结果大获全胜,不但虏其可汗,亡其政权,亦令唐王朝“威震北狄”,诸夷降服,彻底消除了困扰唐朝多年的北部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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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战功广筑,颇受重视,高祖赞之曰“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太宗亦称之为“古今所未有”之名将。李靖因此加官晋爵,誉满天下。贞观二十三年,李靖病逝,朝野震惊,太宗痛悼。

为彰其功,太宗诏令李靖陪葬昭陵,并修铁山、积石山之形为筑封土于其坟上,以纪其平灭突厥与吐谷浑之功,同时追其谥号为“景武”。

景者,影也,武者,兵戎之事也,所谓“景武”者,即要天下行兵戎之事者皆效其行、踵其迹,太宗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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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太宗又“诏图画靖及赵郡王孝恭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以旌之。有唐一代,凌烟阁为天子表彰纪念功臣的专建之所,是级别最高的国家性纪念建筑。

至玄宗时,又入李靖为“武城十哲”之列,代表历代良将坐侍于太公武成王之侧,“祭典与文宣王比”,得国家岁时祭祀之享。

上行下效,在皇室的推动下,朝野上下皆推崇之,民间开始出现自发的祭祀行为,李靖也在此过程中逐渐被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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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载,宝历中,时任单于都护府单于张惟清,于黑山之阴处也就是今天的阴山北面,遇李卫公庙,见“庙宇隳残”且“卫公于国有大勋”,于是将李靖像迁到军城中,结果夜有所梦,李靖化身一“颀长黑衣”之人托梦致谢“吾居于卫公庙久,子幸迁我于军城中。”

从这个故事不难看出,即便在如此偏僻之地也建有李靖庙供人们祭拜,可知李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之高,而此庙建成久矣,说明人们很早便开始自发祭拜李靖。与此同时,李靖也逐渐被赋予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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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形象的佛教渊源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由于唐朝承平日久,朝政腐败,武备废弛,而叛军蓄谋已久,兵精粮足,加上事出突然,在叛军凌厉攻势下,唐军覆师失地,一溃千里,结果两京沦丧,玄宗被迫狼狈西狩。

此后唐虽举天下之力平叛,但唐军胜负无定,败绩连连,兵连祸结竟达七年之久。其间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生灵涂炭,世人皆盼叛乱早平,国家重归平安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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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二年(763),安史之乱虽已结束,但唐朝内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之势已成,特别是吐蕃趁唐军东调平叛、边境空虚之机,大举入侵。

吐蕃占河西,据陇右,攻西域,马疾兵利,兵锋直逼唐朝腹地,在763年甚至攻下唐都长安,一度令唐王朝陷于危亡之中。

面对吐蕃攻势,唐纵使竭力抵抗,但仍困于兵力不足,良将匮乏,疲于应付,难改颓势局面。面对唐朝困境,人们期盼名将出现,带领唐军平定叛乱,重现唐王朝国泰民安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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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唐初名将李靖不断被人提起,特别是其灭北方突厥的英勇事迹经人传颂后,人们强烈希望如李靖一般的能将出现,也希望李靖显灵,凭其神力助唐击退敌军。

与此同时,人们也不断寻求佛神奥援,作为佛教守护者的毗沙门信仰遂发展兴盛起来,于是人们开始频繁祭拜毗沙门天王,望其保佑北方安定。毗沙门天王,又称多闻天王,是佛教中佛祖的四大护法之一,镇守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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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摩诃吠舍罗末那野提婆喝罗阇陀罗尼仪轨》载,毗沙门天王“手着七宝金刚庄严甲胄,其左手捧塔,其脚下踏三夜叉鬼。”

据不空所译《毗沙门轨仪》载:“唐天宝元载(742年),大石、康五国围安西城。其年二月十一日,有表情兵救援,……,一行曰:‘陛下何不请北方毗沙门天王神兵应援?’圣人云:‘朕如何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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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曰:‘唤取胡僧大广智(不空)即请得。’……大广智曰:‘陛下执香炉入道场,与陛下请北方天王神兵救。’急入道场请。”不空专修其法,平定胡乱,《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载“在开元,则玄宗图像于旗章”。

可见毗沙门天王当时的威望已是很高。不空所撰传说中所提及的安西乃北方之地,由于李靖军功大多立于北方,与突厥、吐谷浑等少数民族有关,因此人们不免将此传说与北方名将李靖联系在一起,并逐渐将两者混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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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形象的道教演绎

李靖与毗沙门天王于晚唐五代时期便有交集,但两者形象究竟具体在何时开始融合,由于史籍阙载,俱不可考。但从当事人所画图像与考古资料显示,两者已被联系在一起。

而且据考古材料证实,晚唐五代时期莫高窟所见毗沙门像,多是身穿甲胄、手托宝塔、耳戴耳坠等形象,与我们现在所知“托塔李天王”形象别无二致。发展至宋代,李靖与毗沙门天王联系在一起的程度逐渐加强,其在道教神话中也开始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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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宋朝崇文抑武,军队孱弱,边患重重。人们陷入水深火热中,虽寄希望于朝廷,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于是一边祈祷名将出现,结束边患,一边祈求神人庇护,消除危机。在此情况下,李靖地位不断上升,民众广建祠庙并祈祷祭祀,望借其力平定战乱。

《云笈七签》中载李靖庙“上真下降之地”。另一方面随着宋代经济的发展与市井文学的发展,李靖的形象不再是“凭空想象”,而是更加具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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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轩辕本纪》注云:“兵法谓玄女战术也。卫公李靖用九天玄女法是也”李靖在此处掌握了仙法,又《苏东坡全集》载“末云九霞仙人李靖书”直言李靖是仙人。

经过宋代的快速发展,到了元代,李靖“托塔李天王”与毗沙门天王名称出现混用与联用情况,尤其在道教神话中愈见突出。元朝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尤其是元杂曲的出现与发展对李靖形象的具体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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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形象与民间信仰的融合

在杂曲演义下,曾经口耳相传的神仙被搬到舞台上,在此影响下,民众开始大范围地接受舞台上所展现的托塔李天王形象,而其原型李靖则极少被人提起。

元代小说对李靖形象演变影响更甚,据《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平话后集》载“独孤角独战四将,五匹马混战,如黑煞真武贤圣斗,毗沙门托塔李天王”,此处便不再单独区分两者,而是合二为一称“毗沙门托塔李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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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明代,托塔李天王已经与历史脱离,并享有神仙系统中的一席之地,其与毗沙门天王也完全分离并独立存在。

例如,《封神演义》载,“李靖大战罗宣,戟剑相交,犹如虎狼之状。李靖祭起按三十三天黄金宝塔,乃大叫曰:‘罗宣!今日你难逃此难矣!’”《西游记》载孙悟空大闹天宫,玉帝大怒,便封托塔李天王为降魔大元帅,哪吒三太子为三坛海会大神,领天兵天将,去花果山捉拿妖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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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小说发展外,明朝政府也为李靖加封神号。《同治湖州府志》云,洪武初称:“唐将军李卫公之神”,这进一步稳固了托塔李天王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

李靖形象演变,既是三教合流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典型特点的表现。这一形象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中国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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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三家融合发展以及民间信仰对佛教的消解,使得李靖能够在佛、道两教中"共存"。在早期,李靖是佛门护法善神的化身,负责镇守佛门。但随着时间推移,民间信仰开始对其加以改造,赋予其道教神祇的色彩。

可以说托塔李天王的形象在民间百姓看来是毫无违和感的,尤其是经过宋代之后神话小说的不断改造和发展,托塔李天王已成为道教神祇。民间相传他手持九钯神铁,镇压八方邪魔,是护佑黎民百姓的重要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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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儒释道三教合璧的现象,实则反映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特轨迹。在中国,各种文化思想不是彼此对立,而是趋于互补共生。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很快就被同化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并与道教、儒家思想相互渗透影响。

结语

李靖形象的蜕变,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生动写照。佛道儒三家的教义思想在民间百姓心目中并无高下贵贱之分,相互借鉴吸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因此,李靖由佛门护法善神蜕变为道教神祇,实则是顺应了这一文化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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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三教合璧,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对李靖形象塑造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民间信仰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神佛形象。普通民众对佛教神圣高深的理念理解有限,更加青睐通俗易懂的民间信仰。因此,民间百姓将李靖同化为与己身边的力量型神祇,赋予其具体化的神格特征。

总的来说,李靖形象的演变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特色,展现了中华民族包容开放、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在这一过程中,三教合璧奠定了基调,而民间信仰则为其注入了生命力,二者相得益彰,最终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托塔李天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