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蒋介石统治大陆期间，热衷实行特务政治，幻想以暴力镇压手段来维护他的独裁统治。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曾指出：“国民党的特务，布置各地各界，比明末时候，东厂西厂还厉害多少倍。一点不满他们的意，失踪的失踪，活埋的活埋。”
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便授意陈立夫兄弟成立“中央俱乐部”和“党务调查科”，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和打击异己的特务活动。
1932年5月，蒋介石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幌子，成立了“复兴社”这一特务组织。蒋介石亲任社长，下设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大处，担负搜集情报、策反政敌和镇压进步势力的任务。
1938年3月，蒋介石为进一步加强特务统治，将党务调查科改组为中统，复兴社特务处则改组为军统，由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贺耀祖担任局长，戴笠为副局长，主持军统的特务工作。
在担任军统局长之前，贺耀祖从未接触过特务工作。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他来出任军统首任局长呢？
一、
贺耀祖1889年出生于是湖南宁乡一个殷实家庭。1905年，16岁的他考入湖南陆军小学第一期学习，因成绩优异，于1909年被清政府选中，公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在日本留学期间，贺耀祖通过自己的老师岗崎村次结识了在日本的黄兴等人，并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
有一天晚上，贺耀祖去拜访岗崎村次，恰好看到两个日本浪人借酒闹事，贺耀祖忍不住冲上前去，一下子把两个浪人打倒在地。
那两个浪人见贺耀祖是个中国人，顿时恼羞成怒，嚎叫着一起朝贺耀祖扑来。不料贺耀祖是个“练家子”，没用几招便将两个家伙打得屁滚尿流，狼狈而逃。
1916年，贺耀祖毕业回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法战争，依靠出色的军事才能，他很快由一名基层军官，升任湘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925年冬，刘少奇在长沙被湖南军阀赵恒惕秘密逮捕后，中共立即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营救。共产党人谢觉哉、何叔衡与贺耀祖的父亲贺穆生是清末同科秀才，于是谢、何两人通过贺穆生找到贺耀祖，救出了刘少奇。
大革命期间，贺耀祖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支持工农运动，被共产党人称为“开明师长”。这也为后来他与我党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926年，贺耀祖率部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出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参加了第二次北伐，并率部光复了江西重镇九江。
1926年夏，九江的码头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英国商人增加工资。英国人竟然出动停泊在长江中的英舰，向工人开炮示威。贺耀祖当即电请国民政府收回九江租界，率部接管了英租界，让飞扬跋扈的英国人灰溜溜地离开了九江。
1929年4月，贺耀祖因协助蒋介石成功招抚了冯玉祥手下的韩复榘，孙连仲、石友三等部，深得蒋的赞许，他也因此升任国民政府参军长，成为蒋介石最为信任的部下之一。
二、
1937年4月，贺耀祖被任命为兰州行辕主任，并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加上兰州地处甘、宁、青、新四省枢纽，是通往苏联的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中共在兰州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办事处主任，正是与贺耀祖有旧交的中共五老之一的谢觉哉。
当时在兰州的很多国民党人虽然也赞成合作抗日，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心存疑虑，对中共的政治主张也有意无意地保持距离。但贺耀祖却积极支持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一切活动，还送给谢觉哉一枚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徽章，允许谢觉哉自由出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
得知兰州有少数人对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不太配合，贺耀祖还多次在会议上要求这些人“对于共产党员不要有恶意的估量，分散抗敌的力量，应该在一定的主张及行动之下，共赴国难。绝对不要互相摩擦，致影响国家前途。”
当时兰州的监狱里，关押了很多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这些失散的红军有的被关押在监狱，有的被罚做苦役，有的则被改编为国民党部队，中央指示谢觉哉尽快将他们营救出来。在这件事上，贺耀祖也给予了极大的方便，只要能确定是失散的红军，贺耀祖都会下令释放，或者指令有关方面出面解决。
受我党抗日思想的影响，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省抗敌后援会”，创办了《妇女旬刊》，发动妇女宣传抗日。更为难得的是，她以贺耀祖夫人的身份，保护了很多进步人士。
三、
1938年2月，贺耀祖被蒋介石调到南京，任军委办公厅主任兼新成立的军统局首任局长。
贺耀祖担任军统局长正值抗战期间，虽然他此前对这一行业并不熟悉，但仍然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军事情报的获取业务上，做出了不少贡献。
贺耀祖上任后，要求军统局全力侦查日军及伪军的动态、兵种、兵力番号，按日编报，并在月终总合汇报该月日军所增兵力与伤亡总数之比较，作为国民政府判断日军之动向的依据。
除了侦查日军的军事情报，军统局亦对国军高级将领之抗战意志与平日言行，及各部队军风纪情形，随时摘要编报。对党政要员之言论与动态，及走私贩毒、兵役舞弊、贪污不法、法币走私等腐化行为，亦予调查，仅在 1939 年，军统局便检举国民党高层的贪污不法案件共 612件。
在军统局长任上，贺耀祖也给予了那些叛国投敌的汉奸坚决的制裁。制裁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影响较大、社会地位较高，且已经投靠日伪政权的汉奸；另一类则是在华公开活动穿制服的日本军人，达到提振国人信心，同时恐吓威慑汉奸的作用。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逃越南河内，并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调整中日关系三原则，公开当了汉奸。蒋介石大为光火，立即指示军统派人去河内刺杀汪精卫。
虽然刺杀汪精卫的计划，是由戴笠制定和执行的，但作为军统局长的贺耀祖，也是全力支持戴笠，并将军统的两大王牌陈恭澍和余乐醒交给戴笠，去执行这一计划。可惜的是，由于计划中的疏漏，汪精卫还是捡回了一条命。
担任军统局长期间，贺耀祖还营救了不少被军统逮捕和关押的进步青年，并发给他们去延安的通行证，让这些年轻人得以来到延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客观上也给我党输送了一大批新鲜血液。
四、
1938年12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到达重庆后，一时找不到适当住所。倪斐君得知这个情况后，在曾家岩50号替两人找到了一栋小楼，给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在周恩来夫妇的影响下，她积极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奔走呼号，还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秘密入党后，倪裴君并没有第一时间向贺耀祖表明身份，而是利用一切机会，把我党的政治主张以“枕头风”的方式吹贺耀祖。久而久之，贺耀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我党的政治主张也是越来越赞同。
据倪裴君的妹妹回忆，贺耀祖和倪裴君在家里经常因为政见不同，打“嘴巴仗”。一次两人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贺耀祖吼道：“今后，你看你的《新华日报》，我看我的《中央日报》，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一气之下，两人分房睡觉，谁也不理谁。可没隔几天，两人又和好如初。
当时贺耀祖和倪裴君的一双儿女正在念初中，对于父母的争执，两人一开始是“中立”，后来都慢慢倒向母亲一边，贺耀祖也因此在家里成了“少数派”。
倪斐君为我党统一战线所做的工作，军统的特务们是一清二楚。但由于倪斐君是军统的“局长夫人”，包括副局长戴笠在内的特务们碍于贺耀祖的关系，也只能投鼠忌器，不敢干涉，只是将倪斐君的所作所为报告给老蒋。
出于对贺耀祖的信任，老蒋并不相信贺耀祖夫妇会背叛他，只认为这仅是倪斐君爱出风头而已。因此在一次会议后，老蒋一半认真，一半调侃地对贺耀祖说：“贺耀祖，你连老婆都管不住，你如何当局长啊！”
时间一久，老蒋也发现，相比戴笠、毛人凤等人的心狠手辣，贺耀祖并不适合干特务工作，因此在1940年10月，将贺耀祖调到自己身边，出任侍从室主任一职。
蒋介石的侍从室表面只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下属机构，可由于它直接服务于蒋介石，因此被誉为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大佬对这个部门都颇为忌惮，包括大特务头子戴笠在内。因此能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的人，都是蒋介石千挑万选过，自认为对蒋是绝对忠诚的。
五、
1942 年 11 月，一架给延安运送药品的苏联飞机飞到兰州后，一直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放行许可命令，因此在兰州机场滞留了好多天。为了此事，谢觉哉和苏联驻华大使一起打电话找贺耀祖帮忙，贺耀祖没有报告蒋介石，便以侍从室主任身份电令给这架飞机放行，让这批极为珍贵的药品及时送到了延安。
蒋介石闻讯后大为恼火，将贺耀祖由侍从室调去担任重庆市长，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剥夺了贺耀祖手中的权力。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假惺惺地给毛泽东连发几封电报，邀请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来重庆谈判。为了保证毛泽东一行人的安全，中央决定由谢觉哉给贺耀祖写信 ，请其以重庆市长的身份，一定要确保毛泽东的安全。
后来的历史证明，重庆谈判期间，贺耀祖为毛泽东的安全，做了大量工作。他还以重庆市长的身份，设宴款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请孙科、吴铁成、张君劢、曾琦等人作陪，这一举动在当时的重庆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多次亲切地称他为“我党挚友”，贺耀祖也因此受到蒋介石的猜忌。
1945年底，蒋介石免去贺耀祖的重庆市市长职务，贺耀祖也从此被老蒋打入了“冷宫”。此后的两年里，贺耀祖一直住在上海施高塔路190号的寓所内，静观局势的发展，谋划以后的打算。
在此期间，倪斐君却表现得十分活跃。她一边协助宋庆龄管理中国福利基金会，一边组建“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
倪斐君的活动令老蒋大为光火，于是严令贺耀祖，要他限制倪斐君的活动。为了保护倪斐君，贺耀祖只得将妻子送去上海东南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安排到国民党第二联勤总医院工作。
1949年春，贺耀祖到蒋介石政权的覆灭已成定局，于是劝说汤恩伯步傅作义后尘，走和平起义道路。汤恩伯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却派人监视贺耀祖。为了避免意外，贺耀祖于1949年5月来到广州，准备从广州去往香港。
在广州期间，贺耀祖出席了1949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黄埔军校庆祝建校阅兵典礼。典礼上，正当阅兵队伍走过主席台时，悬挂主席台上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却突然断线坠落。贺耀祖偷偷地对身边的黄绍竑说：“这是天意啊！国民党寿命已尽，该垮台了！”
令贺耀祖意外的是，他的这些话，居然被人告密到了何应钦处 。恰好几天后，何应钦派人通知贺耀祖去参加一个会议，贺耀祖怕其中有诈，便以有病为借口推辞，并与次日离穗，前往长沙避祸。
此时的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正暗中与中共联系，准备在湖南和平起义。得知贺耀祖来到长沙后，程潜派唐生智与贺耀祖进行联络，邀请他一同参加起义。
贺耀祖早就对蒋介石政权不抱任何希望，于是欣然答应。不巧的是，此时白崇禧率部退至长沙，起义不得不推迟。贺耀祖于是决定飞赴香港，联系在港的龙云、刘斐、刘建绪等人发动起义，回到人民一边。
1949年8月13日，新中国成立前夕，贺耀祖与龙云、黄绍竑等44人在香港联名发表反蒋起义通电。
起义后，贺耀祖等人应毛泽东的邀请，北上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毛泽东特地设宴招待贺耀组，并幽默地说：“贵严先生和我们是老朋友了，他在重庆请我吃过饭，今天算是我们回报吧！”
六、
新中国成立后，贺耀祖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其夫人倪斐君，则担任解放军陆军第一医院院长一职。
1961年，贺耀祖患上了癌症后，毛泽东、周恩来非常关心，多次询问贺耀组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并指派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但贺耀祖最终还是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61年7月在北京去世，终年72岁。
贺耀祖去世后，经中央批准，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墓地。
贺耀祖与倪斐君一共生育了5个子女。其中贺仁诚、贺仁意、贺仁亲、贺仁睦一直定居北京，两人的幼子贺仁近则定居在广州，退休前是暨南大学图书馆原馆长。几兄弟都很低调，他们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出现，还是在2021年1月28日，将母亲收藏的两幅何香凝的画作无偿捐赠给何香凝美术馆永久收藏的仪式上。
参考资料：
《湖南日报》：《北伐名将贺耀祖和夫人倪斐君的传奇故事》
湖北省政协官网：《中共“挚友”贺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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