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30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审判厅，国民党正在进行一场开庭审判。

当“死刑”两字从法官嘴里脱口而出，站在被告席上的王孝和露出了释怀的微笑。

数分钟后，王孝和被执行枪决，一个惊人真相也随之曝光——他和妻子忻玉英的婚姻是另有打算的。可对于此事，忻玉英却答：“我并不恨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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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办婚姻 佳偶结成

王孝和与忻玉英是“娃娃亲”，忻玉英刚满7岁，便被父母做主许配给了11岁的王孝和。当时中国尚且处于封建社会，两家父母便约定等忻玉英长到16岁，王孝和再过来送聘礼结婚。所以订婚结束后，王孝和与忻玉英各自在上海和宁波生活，期间基本没再见过几面。

时光飞逝，很快忻玉英就出落成了一个18岁的大姑娘，可王孝和依旧没露面。整整两年过去了，王孝和不仅没履行约定，人也不知所踪。为了把事情搞清楚，忻玉英和母亲来到上海找王孝和。在那里，母女俩第一个见到的并不是王孝和本人，而是王孝和的姑妈。

左为王孝和，右为忻玉英

王孝和姑妈家住上海“大世界”对面的一个弄堂里，而王孝和则住在汉口路云南路。从姑妈的讲述中，忻玉英得知王孝和正在杨树浦发电厂当抄表员，随即提出要和王孝和见面。然而，另一边的王孝和却不是很情愿，因为那时的他心在革命，实在不想因婚姻大事而受到束缚。

最终，王孝和还是和忻玉英见面了。那天上午，忻玉英在弄堂外见到了自己许久未见的未来丈夫，但她的内心却并没多少喜悦。倒不是因为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不冷不热，忻玉英只是单纯觉得，自己乡下姑娘的打扮，站在身穿土黄色灯芯绒夹克衫的王孝和旁边实在有些突兀。

忻玉英

另一边的王孝和没表现出什么异常，两人碰头后，他主动提出要带忻玉英到处转转。忻玉英一路上几乎很少开口，生怕自己因没文化闹出笑话，基本是王孝和问一句她答一句。王孝和问忻玉英的问题都很奇怪，比如是否信佛、在乡下做什么。忻玉英思量一阵，如实答道：

“我不信佛，在乡下平时就是帮家里做做农活、织织布。不过，乡下的国民党很坏，经常派人过来收保护费，欺压百姓。”

听到“国民党很坏”这几个字时，王孝和脸上的冷峻瞬间消融了，对忻玉英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带着忻玉英去上海远东饭店吃了顿饭，这之后，他还亲自把忻玉英送到自家姑妈的弄堂楼上。王孝和如此快速的情绪转变，着实让忻玉英心中吃了一惊。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忻玉英没怎么读过书，想不通为何王孝和会突然变得如此热情。刚见面的时候，王孝和还一副爱搭不理的敷衍态度，怎么只是自己答了几句话，他突然就“转性”了？这满腹的疑问，直到1946年和王孝和正式结婚时，忻玉英也依旧没琢磨出个所以然。

忻玉英当然不知道答案，正如那个时候，她并不知道和自己约会的青年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忻玉英也不会知道，那次约会时出现在马路对面的神秘男子，真实身份是王孝和的“上级”沈鸿春。王孝和之所以会接受她，并不是因为情投意合，而是沈鸿春一番语重心长的劝说。

“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结婚后，可以培养她协助我们搞地下工作，让你们家成为地下组织的一个联络站！”

早在1941年就光荣入党的王孝和，认真思量了沈鸿春的话，最后选择接受他和忻玉英的包办婚姻。按照乡下风俗，王孝和带着聘礼上门求亲，并和忻玉英举行了婚礼。婚后小两口搬到了位于汉口路一个五六平方米的新房，在那里，忻玉英的人生迎来了滔天巨变……

心惊胆战 看不见的硝烟

王孝和是个很会算计的人，他每个月的工资都都会抽出大部分还债和资助家人，只留很少一部分用作日常开销。有时如若遇上罢工，王孝和还会积极参与捐钱，全心全意的资助工人阶级。丈夫的精打细算让忻玉英很是佩服，但唯有一点，忻玉英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王孝和和忻玉英的新家有一张八仙桌，那是王孝和同事们凑钱为小两口买的。自从结婚后，忻玉英发现家里总是人员不断，桌子上也莫名多了一副麻将牌。王孝和每次都会和客人们搓麻将，一玩就是一晚上，这让忻玉英觉得很奇怪。明明白天也能玩，为什么非得晚上搓呢？

忻玉英不是没问过王孝和，但对方次次都以“担心巡捕来查”搪塞回去，从没给出过正面回答。更让忻玉英不理解的是，每逢王孝和与客人们搓麻将，她总会被要求搬个小凳子去门口守着。同时，王孝和还会特地叮嘱忻玉英：

“如果有陌生人来，你就敲三下门。”

王孝和的话让忻玉英更迷惑了，打麻将偷偷摸摸也就罢了，怎么还有附加要求？但出于对丈夫的信任，这些疑问最后被她又咽回了肚子里。忻玉英顺从的遵循着王孝和的要求，帮着他给不认识的人送资料。她并不知道，那时的自己已在不知不觉间，成为革命的一份子了。

“每次送东西，他（王孝和）会告诉我在生命地方，看到有人拿着锄头锄地的，就把东西给他；有时候是一个人吐口痰，就把东西塞给这个人；有时候有个人摸出一块手绢擦擦鼻子，就把东西就交给这个人……还有一些材料，藏在我们阳台上的一个洞里，洞口放了烂泥巴和砖头。要用了，就把洞再挖开来。”

场景模拟

忻玉英并不知道的是，王孝和和那些客人们“打麻将”，其实是在召开地下党会议。而让忻玉英去门口蹲守，也是为了警惕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同时与其他地下党员交换情报。后来随着时间一长，忻玉英也隐约察觉到了事情的不简单，但每逢邻居询问，她仍会袒护丈夫：

“没有的事，那些人都是王先生的朋友、同学。”

忻玉英的做法帮了王孝和很大的忙，但这也让他心中的愧疚更深了。或许是为了弥补，本来不同意要孩子的他，和妻子忻玉英在结婚一年后迎来了大女儿佩琴。孩子的降生让王孝和和忻玉英的感情愈发亲密，然而就在这幸福的表象之下，一场始料未及的危机也正在袭来。

壮士捐躯 她抚孤成人

端倪是从1948年初开始的，忻玉英发现，一个名叫万一的男人总是隔三差五的找上门来。这个人是国民党安插在工厂里的特务，来找王孝和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拉拢他叛变入伙。王孝和自然誓死不从，万一便又将目光投向忻玉英，苦口婆心的“劝说”她：

“嫂嫂，你做做他（王孝和）工作，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生煤球炉子呢？我们头头房子都已经给你们弄好了，可以烧煤气！干嘛要这么苦呢？”

万一的话让忻玉英茫然了，她印象里的国民党都是穷凶极恶的恶徒，为什么上海的国民党却这么好心？他们不仅不抓人，还愿意给普通老百姓提供新房子，这又是什么意思？忻玉英百思不得其解，将万一的话转述给王孝和。王孝和听后却是冷笑一声，嘲讽的说道：

“天下乌鸦都一般黑，他们只是想利用我罢了。”

王孝和的工作证

王孝和心知肚明，当万一第一次找上家门的时候，他地下党员的身份就已经暴露了。作为杨树浦发电厂的支会干事，王孝和带着工人们发动了“上电大罢工”，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高度警觉。在察觉到拉拢无望后，国民党方面决定使出杀手锏，将王孝和彻底铲除。

1948年4月19日，万一最后一次登门来找王孝和，语气严肃的向他下达了最后通牒。国民党方面已经派出了大批人手将王孝和的住所包围，随时都会动手。万一走后，从外面归来的忻玉英看到了门外黑压压的便衣警察，心中猛地一沉。她知道，这些人铁定是冲着丈夫来的。

强装镇定的关上房门，忻玉英心神不宁的将自己目睹的一切告诉了王孝和。王孝和的脸色也变得紧绷起来，他急匆匆的翻出很多写了字的东西，把它们全都丢进火堆里。看着冒出白烟的灰堆，忻玉英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便哀求丈夫离开。然而，王孝和并没有答应。

王孝和觉得，自己既然没收到组织上让他撤离的消息，原则上就应该继续留守上海。忻玉英急得直掉眼泪，要抓丈夫的人都已经堵到家门口，随时都会采取行动。这个时候王孝和如果再不跑，岂不是白白等死？看着忻玉英忧郁的脸色，王孝和揽住妻子的肩，柔声叮嘱道：

“你奶水足，我被抓进去后你可以去奶妈，小孩可以交给我妈妈去养。生活困难，家里凡是有的东西，五斗橱、衣柜都可以卖掉。我如果有一天能出来，都会把这些东西买回给你。但是，平常我让你做的事情、认识的人，你绝对不可以讲出来。”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忻玉英也已经有了预感，知晓万一此前的那些话都不是虚言。从王孝和断断续续的叮嘱中，忻玉英坐实了丈夫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她也只能低头默默啜泣。灼灼火光映照在忻玉英和王孝和的脸上，那一夜的两人谁也没再说话，陷入了漫长的沉默……

1948年4月21日，王孝和一如既往的早起吃了早饭，随后准备上班。十个月大的女儿佩琴站在床铺边扶着学走路，王孝和同她和忻玉英道了再见，随后便走出家门。那天之后，忻玉英再也没看到过丈夫的身影，等到二人再次相见时，王孝和已经被抓进监狱整整19天了。

“他（王孝和）戴着脚镣手铐，一步一步拖着走出来，本来很神气的一个人，竟然变样不认得了。”

尽管心中早就料到王孝和“失踪”是因为被抓，但当真正见面的那一刻，忻玉英还是被丈夫的模样吓了一跳。王孝和的面部蓄满了胡须，头发也乱糟糟如同杂草，身上更是随处可见血淋淋的伤口。那些可怕的痕迹，都是国民党用老虎凳、“磨排骨”的方式给折磨出来的。

忻玉英哭着给丈夫换下了带血的白衬衫，而王孝和看到妻子隆起的肚子，眼眶也忍不住泛红。这个在监狱里受尽国民党折磨的铁血汉子，却在得知忻玉英再次怀孕后流下热泪。虽然知道自己此次在劫难逃，但王孝和还是强忍着心中酸楚，轻轻抱着忻玉英安慰她不要难过。

这次探视让忻玉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解救丈夫出来，哪怕只有她一个人的力量。在地下党组织的建议下，忻玉英开始隔三差五的跑到国民党政府门前闹事，揭露敌人虐待王孝和的行为。国民党的人不为所动，她又跑到电影院和发电厂，气得敌人直接找忻玉英对质。

“没有人教我，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要给王孝和洗冤。他是个好人，你们不讲道理，乱抓人！”

忻玉英的努力没有白费，公众和各界媒体很快就关注到了这件事，关押王孝和的提篮桥监狱开始成天围满指责的人。国民党本来想用武力强迫忻玉英离开，但迫于公众舆论的威压，敌人最后只能悻悻放弃。忻玉英刚打算松口气，可几日后的一则新闻，又让她陷入了谷底。

1948年9月30日，国民党对王孝进行最终庭审。法庭上，王孝和同穷凶极恶的敌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坚决否认他们扣给自己的一切罪名。此外，他还用英文向在场媒体揭露了国民党酷刑逼供的行为，当法官宣布死刑的那一刻，王孝和的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

“天就要亮了，我王孝和一个人倒下去，会有千百万个人站起来！”

《大公报》的记者用相机记录下了这幅画面，而这张照片也同那五十封家书一起，成了王孝和留给忻玉英最后的留念。王孝和牺牲时年仅24岁，两天之后，他的妻子忻玉英在保健站生下了二女儿王佩民。在那之前，忻玉英也和王孝和一样，数度面临国民党抓捕的风险。

王孝和写给忻玉英的家书

王孝和被捕入狱后，忻玉英作为家属也登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经常被带到杨树浦发电厂指认地下党员。尽管那些怀疑对象忻玉英都见过，但当敌人询问时，她都会抬起头重复同样的一句话：

“我就认识万一，你经常到我家里来，别的人我都不认识！”

忻玉英和两个女儿

许是瞧着忻玉英是农村出身，国民党最后没再继续逼迫她，忻玉英和两个女儿的生活恢复了平静。组织上知晓这对孤儿寡母的不易，尽己所能的帮扶她们。王孝和的追悼会结束后，忻玉英被组织安排到夜校就读，后来还有了正式工作。同时，母女仨还在小南门有了新房。

惊心动魄的岁月早已远去，然而对忻玉英来说，一切似乎并没有结束。王孝和留给她的那些家书，忻玉英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每次看到“对不起”那三个字时总会落泪。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王孝和永远失去了个人的幸福，她如何不痛？可面对外界质疑，忻玉英却总会说：

王孝和追悼会上的忻玉英和两个女儿

“我并不恨他。”

对于革命者来说，儿女情长永远是排在国家大义之后的，有国才能有家。或许在过去的光阴里，忻玉英也曾埋怨过王孝和的欺瞒，会懊恼于他带有目的的接近。但忻玉英也同样明白，这是作为共产党人说出的善意谎言，她并没有资格去质疑丈夫的选择。

上海各界民众悼念王孝和

王孝和后来被葬入了上海烈士陵园，而忻玉英则和小自己三岁的青年陆祖兰重组家庭。大女儿王佩琴从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进入上海芭蕾舞团当小提琴手，后来移居澳大利亚；小女儿王佩民则留在国内，一直从事地方志的编纂工作。

“有正义的人士们！祝你们身体健康，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在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奋斗！”

从辛亥革命到南昌起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新中国的成立离不开无数个“王孝和”的努力。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无数仁人志士舍小家顾大家，用生命谱写出一曲热血颂歌。无论有名或无名，他们都是笑对死亡的肝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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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新华网《王孝和：无所畏惧的工人阶级代表》；
【2】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笑着走向刑场的地下党员——王孝和》；
【3】澎湃网《字里行间｜英烈王孝和：今天完成我的一生，虽遭奇冤仍光荣》；
【4】澎湃网《妻子回忆中的王孝和：临刑前，他在狱中写下五十多封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