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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的操纵下，波兰边界最终于1921年划定。1910年普鲁士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德意志人口占波兹南和波莫瑞总人口的38.6%，占上西里西亚总人口的26.2%。
但是，1920/21年波兰对上述地区人口统计的结果与之出入甚大。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和统计技术的差异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战结束之时上述地区的德意志人就开始向外迁徙，波兹南和波莫瑞地区尤为严重。
近代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发展情况
德国政府试图阻止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迁徒活动。1921年4月，外交部制订了一个限制德意志人大迁徙的方案。
德国驻波兰大使命令社会福利专员只能援助那些遭到驱逐的德意志人。该方案遭到了广泛的批评态度，但是对大迁徙的限制是必要的。
政府每月向前普鲁士东部地区德意志少数民族难民提供一百万马克的资金援助，这些资金由德意志基金会掌管。援助对象主要包括知识分子、熟练工人和教会人士。
1923年底1924年初，大迁徙开始退潮。驻波兹南领事报告称，从1919年6月到1924年6月期间共有726,828名德意志人迁离波兹南和波莫瑞地区。
汉斯·科纳特博士披露的数字为波兹南和波莫瑞地区的德意志人从1910-1921年的大约六十万人(54.2%)下降到1921-1926年期间的大约十六万人(32.2%)。同时期，迁离上西里西亚的德意志人约十万人。
从上西里西亚迁离的德意志人口数量之多，之所以没有像从波兹南和波莫瑞地区迁离的德意志人那么多是因为上西里西亚德意志人得到了日内瓦会议决议保护。
波兰官方人口统计显示，1921年波兰德意志人的数量为一百万。931年，波兰德意志人的数量约为七十四万。而德意志少数民族组织进行的非官方人口统计相应的数字则是:1926年约为一百一十二万，1938/39年约为一百零三万。
波德两国对两次大战期间波兰德意志人口的数量存在着巨大争议。波兰人口统计学家不认同1921年和1931年波兰人口统计的结果，因为他们与政府的统计方法不同。
德方比较相信德意志少数民族组织进行的非官方人口调查的结果，这个争议是研究两次大战期间的波兰的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托马采夫斯基的结论是波兰官方确实在人口统计时进行了舞弊，但其只涉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而两次波兰官方普查结果显示德意志人口增加了0.1%。
科纳特在1921年和1934年德意志人进行非官方人口普查会议上指出:他统计出来的波兹南和波莫瑞地区的德意志人口与波兰官方的统计结果出入不大;存在巨大出入的是上西里西亚地区;对比双方的人口统计结果,波兰官方在上西里西亚普查时进行了造假。
证据是一项波兰教会进行西里西亚省德意志天主教徒统计，其包含发表于“东方研究期刊”之上、题名为“波兰德意志天主教徒状况”的文章之中。
根据各教区相关报告整理出来的结果显示的西里西亚省当时的德意志天主教徒的数量，结合官方的统计数据数字显示1931年50%以上的波兰德意志人都是天主教徒。
波兰各个地区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职业和社会结构也存在巨大差异，这反映出波兰各被占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状况。而西部省份的绝大多数德意志人(73%)，主要从事农业。
各个地区的德意志农场的数量和规模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例如，波兹南和波莫瑞地区规模在20公顷以上的农场超过30%，中波兰地区的德意志农场的面积大部分都在2-10公顷之间，沃里尼亚的德意志农场数量并不是很多。
在西里西亚、利兹和华沙这些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德意志人主要从事工业而且他们还建立了强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团体。德意志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集中于西部省份，而东部省份则比较稀少。
一战后初期，波兰德意志人的总数不低于一百万。但是在波兰政府一轮又一轮的去德意志化政策的打击下，德意志人被迫逃离波兰。这些人绝大部分心存怨恨地回到了德国，这样他们就成为了魏玛共和国领土收复主义政策和希特勒复仇政策的最坚定支持者。
德意志少数民族与波兰政府之间的关系
德意志少数民族与波兰政府关系问题是双方史学家仍在争议的主要问题之一。其中，德意志人的忠诚问题是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所首要关注的问题。
德意志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政治上居于优势地位，这种状况对两次大战期间的德波关系和波对第二共和国的内政产生的巨大影响都是无疑的。
德国政府在1918/1919年期间通过各种措施保护波兰德意志人。一战后，德国大片土地丧于波兰之手，所以从凡尔赛和约签订伊始其就发起针对凡尔赛和约中涉及波兰边界问题的修约运动。
德国政府向德意志少数民族政治组织和波兰德意志出版机构都提供了大量援助。资金问题是德意志少数民族政党前往柏林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除此之外，便是接受柏林的指示。
在对德意志少数民族组织进行援助的过程中，德国政府建立一系列的金融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1920年建立的德意志基金会。它的任务不仅是管理资金，而且还负责管理德意志少数民族日常事务。
虽然该组织一直是德国政府对德意志少数民族进行援助和操控德意志少数民族的重要工具，但史学界一直都对德意志基金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德意志基金会领导人埃里希·克雷默-默伦贝格与德国外交部一直都保持着密切接触;希特勒上台后，他更成为纳粹的海外代理人，其他海外德意志人也由他领导。波兰当局一直都怀疑德意志少数民族与柏林保持着密切接触:因此，波兰当局试图采取一切措施去阻止这种接触。
例如，波兰当局于1923年以其从事颠覆国家活动的罪名解散了德意志协会。这一时期的领土收复主义活动不仅牵涉到了德意志协会，而且牵涉到了德国驻波兰的外交使团。
很多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政治精英都是德国驻波兰外交使团的情报员。例如:1925-1926年期间，波兹南省政工作的德意志官员秘密截取波兰内政部有关波莫瑞省的情报，而德国驻托伦领事进行了全程协助。
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决定着德意志少数民族对波兰政府的政治态度。由于德意志少数民族组织从一开始就完全依赖柏林的政治和资金扶持，所以他们也就受到了柏林政府的操控。
此外，波兰的去德意志化政策使他们心存怨愤，所以柏林政府的修约主义政策在整个西部省份的德意志人中大有市场的。受此影响，波兰德意志人，尤其是前普鲁士地区的德意志人，普遍敌视波兰。
大量调查材料也证明，德意志少数民族与柏林保持着密切联系;波兰政府掌握的情报也证明德国外交部正在利用德意志少数民族进行反波兰宣传。波兰当局掌握的证据足以证明德意志少数民族参与到了反波兰的领土收复主义的活动之中。
德意志少数民族领导人的不忠行为及其领土收复主义立场受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诟病。在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政治领导人便向其宣誓效忠，同时接受纳粹思想。
德意志联盟前领导人的库尔特·格雷贝中校在1923年便被波兰政府指控从事颠覆国家的活动。尽管如此，他仍是波兰众议院议员及德意志众议院代表团和德意志联盟的领导人。
1934年之后，格雷贝担任日内瓦欧洲民族理事会常设秘书处主席。格雷贝在瑞士和波兰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盖世太保及国防部提供情报。
需要注意的是，德意志人对波兰政府的态度是存在差异的;不同组织和不同地区的德意志人忠诚度也是不同。比如，忠诚度最高的地区为中波兰地区、小波兰地区和沃里尼亚。
这些德意志人与一战前处于德意志帝国管辖之下的西部省份的德意志人不同，其在一战前居住于帝国之外。这些德意志人直到20年代末还完全忠于波兰政府。
然而，当第三帝国及依附于帝国的少数民族组织在中波兰和东波兰的德意志人中间传播了纳粹意识形态后，这种差异完全消失。波兰内政部于1935年3月14日主持召开部际代表会议:据其评估大约仅有20%的波兰德意志人是真正忠于波兰的。
30年代后期，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态度和欧洲国际形势都发生巨大变化。希特勒成功兼并奥地利、收复苏台德区及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一这些事件都在刺激着波兰德意志人，尤其是前普鲁士地区的德意志人，要求回归“帝国”。
广播技术的发展和收音机的普及，使得波兰德意志人能够逐渐摆脱波兰审查制度的控制而收听到德国戈培尔式的宣传。在战前的数月内，波兰德意志人加入了许多隶属于盖世太保和国防军的破坏组织。
为了逃避兵役，许多德意志青年通过边境逃离了波兰。然而，在1939年9月战争爆发之时他们却成为了德国国防军的一员。因此，波兰德意志人的忠诚问题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德意志少数民族的行为至少是波兰对其实施镇压政策的原因之一，但其并不能用以证明波兰政府于1926年之后在德意志人聚居地实施去德意志政策具有正当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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