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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主要计划从那些设法避免强制遣返的苏东难民中来聘任员工。二战结束后，欧洲仍存在着大批的战争难民，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德国抓获的二战战俘和一些从被占领国家所强征过来的劳工，他们主要来自苏联、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还有一部分人是苏联红军反攻后逃离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的人，另外一部分是解放后向西迁移的幸存的犹太人。
苏东移民构成的主体员工
为了提高电台员工的水平，电台曾派遣鲍里斯·舒伯到北美和欧洲去招聘合适的人选。舒伯的父亲鲍里斯·舒伯，是一个社会学家，在革命前就来到了美国，他写了一系列有关该国民主遗产的文字，还结识了像亚历山大·赫尔岑这样有民主作品的听众。
舒伯继承了他父亲的社会主义传统，俄罗斯传统，以及美国民主的文化因素。舒伯的首要胜利之一是招到了维克多·弗兰克，他曾担任BBC俄语广播的主任，在自由电台被任命为俄语服务系统的领导。
虽然BBC 有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广播实体，自由电台仍挖掘了一些有才华的BBC员工到自由电台来。自由电台另一个重要的贡献者是亚历山大·史密曼，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牧师，他的儿子塞尔，是纽约时报的外国记者。
史密曼定期播放有关宗教主题的广播，他在苏联有广泛而忠实的追随者。自由电台的美国管理者更偏爱老一辈的俄罗斯移民，而不是那些在战后来到西方的人。
上一辈的流亡者受过更好的教育，讲一口更纯正，更具文学形式的俄语，而且有的还会说英语，在与同事的个人交往中更加民主，政治前景也更加温和，他们对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都更为了解。
这是一个重要的财富，因为电台广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共产主义对俄罗斯文化的压制和对俄罗斯历史进行重写。
自由电台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它最严重的问题不是信息传播，而是工作人员的老化和对新节目的需求，新节目才能够吸引年轻和日益独立的苏联听众。到70年代，员工问题几乎快接近崩溃的边缘了。
在50年代期间，雇佣的最有价值的广播员来自第一波移民潮，许多人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加入了自由电台。到了1970年，他们已经死亡，退休或即将退休。
一些较小国家语言服务体系的情况尤为严重，有时候不得不减少广播时间，企图用他们本国的语言，来培养那些电台工作人员的后代，竭力企图补充人员的不足。
虽然苏联现在相较于斯大林时期压迫比较轻，但是移民，甚至到外国旅行也还不被公认为是公民的权利。这时如果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人设法逃到西方，电台会尽力争取过来为自己所用。
在美苏缓和的早期，勃列日涅夫政府允许国内的迁移浪潮。超出想象的是，大量的苏联民众移民到西方来。移民中有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人还从事过记者。
移民中还包括著名的人物，有作家，歌手，音乐学家，艺术家以及苏联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技术知识界的权威人物，这些人成为了补充电台的优良人选。
事实上，一些电台退休人员认为，电台的官员或许担心苏联会再次遏制移民，担心苏联又会回到最初的禁止离境的政策中去。因此电台在最初的雇佣决定中没有做足够的区别，任何一个可能会被教会做无线电广播的新移民都不放过。
最终，招聘决策变得更加有选择性了，不再不加选择地聘任新移民为电台员工。新加入的员工因为良好的教育素质和文化素质，成为电台成就冷战黄金时期的基石。
20世纪70年代是自由电台发展和改进的时期。它拥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其中有些是俄罗斯观众熟悉的人物，它提供了有关地下出版物和人权运动最全面的报道，其对苏联事务的报道明显优于美国之音，俄罗斯广播节目的批评者认为，这符合美国- 苏联的关系缓和政策。
另外，随着新移民的涌入，电台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少数民族在俄罗斯服务系统中逐渐平衡。勃列日涅夫时期移民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应美国的要求，犹太人被允许作为体制歧视的受害者离开苏联。
电台的工作人员中一直有犹太人， 也一直都有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们永远不会将犹太人视为真正的俄罗斯人。这两个团体不得不在不和谐中和平共处。随着新犹太员工的涌入，一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开始对工作人员内部的种族平衡感到担忧。
来自第二代移民中的一些人通过向移民出版物传播报告。使他们的担忧“员工犹太化”成为了大众话题。民族主义者和犹太人之间的混乱，是在未来十年困扰俄罗斯语言服务体系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自由广播电台获得了短暂的认可和赞誉。回归祖国时，曾经流亡的编辑和评论家被誉为自由斗争的同志。许多年老的流亡者在1995年电台迁往布拉格之后离开了无线电台。有些人返回本国，在新闻界担任职务，有些充当了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西方公司的代表。
自由电台的广播主题和指导方针
从20世纪50年代初，电台开始广播到70年代末，自有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通过定期的指导来制定广播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指导政策是由美国政府的成员起草的，并分发给各语言服务的编辑。
有时候，这些指导是由自由欧洲电台或自由电台的管理人员编写的，然后在作为官方政策实施之前送交中央情报局或国务院批准，电台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美国政府虽然没有直接决定电台的广播主题和内容，但总体上来说，电台的广播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是一致的。
随着自由电台逐渐演变成正常的国际广播网络，他们不太频繁地使用指导，更多地依赖于语言服务编辑的专业判断。到20世纪70年代末，政策指导就几乎完全停止了。自由电台需要一个总体的主题或是思路。
到 1953年，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乌克兰境内爆发的战后动乱也都已经被压制了，苏联几乎也就看不到或是说找不到可以引发动乱的苗头了。俄罗斯人与外界世界隔绝开来，在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学方面没有什么经验。
俄罗斯人可能对共产党制度的某些方面有所不满，但他们也认为，斯大林战胜了希特勒，并且还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小幅提高，没有理由引发不满。他们不太可能对在西方可能诱发群众不满的事件也作出相同的反应，比如本国领导人的一些出格行为等。
自由电台的主题是“解放，从布尔什主义和一党统治的暴政中解放出来，从布尔什维克政权强加给人民的贫困和痛苦中解放出来，从布尔什维从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所施加的战争威胁中解放出来。
斯大林死后，自由电台的广播有时候是混乱的。因为美国政府此时在对苏关系上的态度还不是很明确。是希望与苏联保持更加和平的关系，还是继续呼吁在东欧消除苏联的权力，遏制苏联的势力，在这两者间摇摆不定。
这导致电台一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广播的内容也有些摇摆，电台广播的语调与内容也正在变得更加温和与理性。1954年9月1日， Amcomlib 的主席史蒂文森上将表示，广播业者在做政治评论时，应该尽量较少容易引起争议的声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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