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 世纪，中国文化主要是在德国汉学家的研究基础上被德国人一定程度地认识和了解。当时的中国仍处于清政府的统治下，缺乏主动进行文化输出的意识观念，这种状况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鸦片战争后，中国虽然进入了近代化的进程，但是列强的侵入使得国家处于战争带来的水深火热中，经济发展的落后以及政治制度的腐朽都阻碍了文化的对外输出。因此，19 世纪的中国文化在德国传播和影响需要从德国汉学家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随着中德间的贸易往来频繁、国家间的交往也不断增加。为了便于两国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德国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因此这一时期的汉学发展较为迅速并且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先生把第一阶段称为“业余爱好者的汉学”。此时汉学研究的特点是业余化，时间主要集中于 19 世纪初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致力于汉学研究的人只是出于自身的兴趣代表人物主要是很多对汉学兴趣浓厚的学者，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为汉学家。

但他们对汉学的研究并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只是兴趣使然。他们或是将读过的中文作品翻译成德语，或是在对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某一方面的研究基础上亲自著书写文。第二个阶段被张国刚先生定义为“东方学中的汉学。

在这一阶段汉学研究的特点是从属性，汉学研究工作主要由专门从事东方学研究的学者进行研究更具有专业性，但它从属于东方学，代表人物专业研究的是东方学，我们不应该将他们算作绝对意义上的汉学家。第三个发展阶段的特点是“学术性汉学在这个时期汉学研究的学术性极大地加强了，为汉学的学科化打下了基础。

业余爱好者的汉学研究

在这个阶段德国有很多学者都对汉学抱有很大的兴趣，在汉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比较不错的成绩，为这一时期的德国人认识中国提供了很多信息和资源首先。

因里希·克拉普洛特(Heinrich Klaproth，1783-1835)博士曾在 1822 年整理了柏林皇家图书馆的全部中文书籍，并归纳成《柏林皇家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一书，此书给读者阅读中文书籍以及查找研究资料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克拉普洛特对中国书法也有所研究，歌德在魏玛皇宫给在场的官员表演过写汉字，他的书法技艺便是在克拉普洛特的指导下学成的。在 1816-1836 年间，他还和法国汉学家雷慕莎、兰德瑞瑟共同翻译了东晋时期佛教的《佛国记》，这本书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的经历。

1828 年，在细心阅读《论语》的基础上他将其翻译成德语正式出版，克拉普洛特翻译的《论语》是众多德文版《论语》中完成度比较高的。

19 世纪早期在汉学领域另一位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帕拉特(Plath,1802-1874)教授。他在 1830 年完成了名著《满族部落史》的第一卷内容并在德国出版，这本书是一本历史专著，在书中作者向读者详细介绍了清朝早期包括满族在内的北方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状况，书中的很多内容直至今日仍然具有研究价值。

此外，他还著有论文集《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与学说》，这部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孔子的儒家思想文化的介绍，帕拉特还对孔子的一些言论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和评论使德国人对孔子及儒家经典文化有所了解。帕拉特因为这部著作得到了德国的汉学界极大的称赞。

19 世纪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威廉·赫姆包德(Wilhelm van Humboldt，1767-1835)博士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兴趣。

他曾跟很多汉学家一样翻译过《论语》，但他在中国汉学研究上的最特别的贡献是在德国人研究中国古代象形文字的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是国外对象形文字研究工作中的领军人物。

在 1827 年他呼吁了其他多名学者一起参与探讨中国象形文字的形成与解读方法。他们还分析了象形文字的变化过程对中国汉字发展的积极意义。这些学者同时还为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赋予了很强烈的哲学内涵，认为象形文字十分具有研究价值。

这次学术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给德国早期汉学史画上了句号。德国早期对汉学的研究关注的更多的是文字，而此后的近现代德国汉学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孔孟的儒家学说和历史发展。

上述这些学者在汉学在德国的发展方面均做出了突出贡献，虽然他们对汉学的研究比较业余、没有形成专门化的体系，研究方法也主要是通过相关的中文资料的收集和中文书籍的阅读整理，方法比较简单，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特别广泛主要就是集中于汉语、汉字或者古代典籍。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后期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东方学中的汉学研究

威廉·硕特在 1802 年出生于德国美因茨，是 19 世纪非常知名的德国东方学家和汉学家，年仅 24 岁发表了一篇拉丁文论文《论中国语言的特点》，学术价值很高，接触了大量汉学知识后，他陆续翻译出版了《御书房满汉书广录》《哈拉契丹一西辽》《中国文学述稿》等文章。

这些文章都跟汉学相关，内容涉及到了中国清朝的多个民族的生活状态，使读者对清朝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基本情况及少数民族的相互关系有了一定了解。随着硕特对汉学的研究水平越来越高，他所发表的文章的学术价值也不断提高。

此外，硕特还是将《论语》和中国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译成德语的第一人。他把儒家经典《论语》首次完整地呈现给德国人，让他们对中国古代儒家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

纵观威廉·硕特一生，他始终致力于汉学的研究，教授汉语、传播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他的研究让汉学研究从业余性逐渐向学术性过渡，他曾获得“德国学术性汉学的奠基人”的称号。

德国汉学的发展史上不得不提的还有汉学大师戈伯冷兹。戈伯冷兹的父亲也精通满文，《金瓶梅》是由他的父亲第一次带到了德国，并把满文版的《金瓶梅》译成了德语，随后，这本书在 19 世纪的德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也成为了汉学研究的许多后来者的必读书目。

戈伯冷兹在 1881 年出版了《中文语法 (不包括俗体和今天的口语)》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中文语法此前还从未有过西方学者在研究中文时用过这种理论方法。

学术性的汉学研究

在 1871 年德国统一后，德国政府以及民间学者相比统一前更加重视汉学的发展。汉学研究的学术性极大的增强了，顾路柏(Wilhelm Grube，1855-1908)、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以及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

顾路柏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德国汉学家，在柏林创办了东亚文化博物馆并任馆长。他对中国的风俗礼教颇有研究，出版过《北京民俗学》 《中国的宗教礼俗》两本相关著作，还翻译过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封神演义》。

1896 年，他发表了代表作《女真的语言与文学》，这本书让德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了女真文化。顾路柏首先是将明代手抄本《女真译语》进行整理翻译，然后再将女真语与满蒙语进行比较，从而写成此书。

直至今日，书中的很多理论仍有很大的学术研究价值，他还有两篇同样涉及了女真语言的论文，分别是《女真语言文字简述》和《永宁寺碑初考》。

顾路柏的贡献是将汉学从东方学中分离开来，从而汉学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同时，他非常注重文化的民族性。因此，在深入研究中文原著的基础上，他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这部论述从前秦时期到明清时期的中国文学的著作，将中国文学全面地呈现在世人眼前。读者通过阅读此书可以更加客观、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德国在华传教士中的名人，可以上溯至明清之际的汤若望，也有诺依曼、戈伯冷兹、顾路柏、花之安等紧随先贤脚步的前赴后继的众多后来者，他们在 19 世纪的德国汉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各自的成就，虽然成就和贡献的大小不一，但都在德国汉学从业余向学科化的转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