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殖民时期的炼金术，使黄金变成了废铜烂铁，粮食变成了毒药。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最出彩的足球明星，当属26岁的马拉多纳。八分之一决赛，他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击败英格兰队。他成了民族英雄乃至反殖民符号。他踢进的两球载入了史册，其中一球正是富有争议的“上帝之手”。
四年前，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挑起与英国的“马岛海战”，结果以伤亡两千余人的惨败，屈辱收场，总统加尔铁里下台、锒铛入狱，上万兵士沦为战俘，民族自尊心碎了一地。
民族的屈辱，促使马拉多纳声称，“‘上帝之手’就是对英国的象征性报复”。
中国人对世界杯的记忆，始于1978年，那年，资深球迷邓小平，给央视挂了个电话，要求转播阿根廷世界杯，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录播比赛。不过直到1986年的世界杯，中国人才首次完整地观看直播比赛。
这年，长虹机器厂厂倪润峰，自日本松下引进最新一代彩电生产线，中国以1447万台电视机产量，跻身世界第二大电视生产国，同年，17岁小伙黄光裕，盘下北京珠市口“国美服装店”，改卖彩电。自此，彩电成了“结婚三大件”之一，当然也成为收看世界杯的主要工具。
1986年阿根廷夺冠当天，《人民日报》体育专栏左下角，刊登了一封特别来信：“马拉多纳问候中国”，这大概是中国人第一次“官方追星”，追的当然不仅是老马出神入化的球技，更是对英国殖民者同有家国之恨的共鸣。
马岛海战三个月后，撒切尔夫人携“马岛余威”来华商议香港问题。邓小平以一句“主权问题不能谈判”，彻底击碎了英方“以主权换治权”的幻想。铁娘子不了解，中国人什么都吃，就是不吃殖民主义那一套。 “主权独立”，刻进了中国人的基因。
1996年7月26日，“为报答中国球迷的厚爱”，老马第一次受邀来华。仅四个月后，邓小平溘然长逝，未能亲眼见证香港数月后的庄严回归。但多年来，中国人始终记得老人家那一质朴的心愿，“我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不过，相比地球另一端的中国，自1982年战败后，阿根廷的经济乃至政治，始终未能摆脱习惯性殖民依附，甚至陷入为经济独立而不得不依附的泥潭。这个在足球赛场反殖民的国家，似乎一直沉迷在马拉多纳式“象征性报复”层面。
如今，人们提起阿根廷，会想起它肥沃的潘帕斯草原、横扫千军的足球名将，但同样会陷入“天赋即诅咒”的迷思。
失去的100年
尽管英阿两国1982年爆发过惨烈的战争，但100年前即19世纪末，两国却是能对唱“选择”的好基友。彼时阿根廷被誉为“世界粮仓和肉库”，英国则是世界最大工业国，两国近乎完美互补。
截至一次世界大战前，阿根廷90%以上的糖和黄油、80%以上的冻肉都出口到英国，而煤炭的95%、铁路材料的79%、火车机车的72%、毛织物的60%……等数不清的工业品，则多数自英国进口。
正是仰仗农产品出口，1870年至1910年间，阿根廷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黄金时代”，经济增长率年均6%以上，GDP总量和人均双双冲上世界前八，人均GDP一举超越曾经的宗主国西班牙，比当时新兴的工业强国美国还高。
那时欧洲贵族圈都这样夸人：“你富裕得像个阿根廷人”。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称南美巴黎，与如今“连垃圾车都是法拉利”的迪拜类似，世界各地的土豪喜欢来这里度假、shopping、打卡、发朋友圈。
阿根廷悬于拉丁美洲最南端，约278万平方千米，其泼天的富贵，主要来自它的心脏地带，即潘帕斯草原和格兰查科平原，面积约156万平方千米，相当于5个华北平原。这两块土地极其肥沃、气候温润、宜居，种麦子种水稻养牛均可，而且不需要太多人工改造，所以阿根廷人说，“我们的草原，从大西洋起，一犁头耕到安第斯山脉山麓，都不会碰到一块石头”。
但是，数十年的繁荣过后，大概自一次世界大战起，阿根廷便一路向“背”，经济持续衰退，同时伴有常年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至今未能恢复正常。
截至2023年底，阿根廷已欠下国际货币组织近4440亿美元，窘迫到连还利息都得外借，近十年失业率常年7%以上，贫困率超40%，货币则贬值了84倍。
重点是，走背字的时间极其漫长，如果从1910年巅峰算下来，已经“背”了百余年之久。
上世纪7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说过：“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
他的意思是，资源禀赋差的日本持续繁荣，资源禀赋好的阿根廷反而长期衰退，形成鲜明的反差。
但如今看来，库兹涅茨显然看走了眼，如果说日本有“失去的40年”，那阿根廷则有“失去的100年”，半斤八两。
两国共性，远远大于分殊：繁荣均高度依赖出口，只是一个出口农产品，一个出口工业品，且依赖的外部市场也都相对单一，一个依赖昔日霸主英国，一个依赖今日的王者美国。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阿根廷的富是真富，但问题也一目了然，富得只剩下钱：
得益于丰饶的农产品出口，人均GDP的确像个发达国家，但国民教育程度却远比发达国家低，超一半人口为文盲，技术创新更谈不上，数十年没有任何新增的专利申请。
所以富裕，并没有及时转化为创造财富的资本，反而成为养尊处优的饲料。
阿根廷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出现在一战前后，直接原因不难理解。残酷而持久的战争，让英国急速衰落，丢失头号强国地位，从债权国变成倒欠美国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国。而英国，是阿根廷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所以老英的衰落，也就意味着老阿的倒霉。
与此同时，全球工业化趋势不断增强，农业经济迅速边缘化，利润率和份额占比越来越小，加上1914年巴拿马运河开通抢走港口优势，吃农产品出口这碗饭的阿根廷自然也愈发边缘化。
换句话说，阿根廷如果想改命，不仅需要及时更换赛道，还需要摆脱对英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可令人扼腕的，是百余年来，这两个至关重要的步骤，阿根廷均未能顺利完成。
自衰退之日起，阿根廷人从未停止过自救探索，其中包括：
庇隆主义（1929-1974年）；军政威权市场经济（1976-1983年）；梅内姆主义（1989-2001年）；基什内尔主义（2003-2023年）。
梳理完上述史，就能轻易发现，阿根廷人不是不努力，只是就如近代中国的百年探索，所谓智尽能索，泥潭深陷，难以自拔。
而这，就是所谓“阿根廷迷思”。
庇隆主义
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决赛前夕，总理墨索里尼向国家队球员宣布：如果赢了比赛，国家将提供特设的民族英雄奖金，保障他们下半辈子不愁吃穿，当然，如果输了比赛也不必愁，因为他们将会被立即枪毙。
1939到1940年，阿根廷军官胡安·庇隆，前往意大利军队学习观摩，被墨索里尼的超凡魅力所征服。他尤为欣赏其煽动群众时的爆发力，更佩服他既不鸟英美也不跪苏联、力图蹚出“第三条道路”的壮志雄心。
1945年，墨索里尼垮台，携情人仓皇出逃，被意大利游击队抓获、枪决，倒挂于洛雷托广场加油站。庇隆再不敢公然佩服墨师了，但循着纳粹足迹寻摸“第三条道路”，却是他至死不变的信念。
彼时的阿根廷，传统农业出口模式走到了尽头，各类矛盾浮出水面。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当属急速膨胀的移民。
1870至1910年间的“黄金时代”，为补充劳动力，阿根廷将鼓励移民设为国策，写入宪法，不惜花巨资去欧洲招募移民。结果，人口从1869年的180万，膨胀至1947年的1600万。
1930年前后，城市中淤积了大量失业人口，而占比多数的意大利移民，众所周知，那是相当彪悍、很不省心的。
庇隆祖上就来自意大利撒丁岛。他出身医疗世家，祖父官至国家卫生部部长。1930年前，他躲在军校象牙塔里画插图、写书，没有任何兴致关心底层移民。
但到了1930年代，就连国际大都市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不香了，一位诗人写道：“就算是最繁华的地段，也能看见大量鸡笼式房屋，四处弥漫的腐臭味更令人永生难忘。”
1944年1月15日，一场大地震将阿根廷圣胡安市夷为平地，超一万人被掩埋于废墟下，整个国家陷入了绝望与悲伤。
刚上任劳工部部长的庇隆，深入灾区赈灾，他用鼻音浓重的演讲号召捐款捐物，组织明星倾情义演，也正是这次义演，让他结识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庇隆夫人，三线演员玛利亚·伊娃·杜亚特，《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主角。
赈灾期间，眼泪婆娑的灾民，将庇隆当成下落凡间的救世主。这也是他第一次发现，为灾民、穷人谋福利是如此“吸粉”和上头。
他后来干脆将领导的“劳工部”更名为“劳动与社会福利秘书处”，专事为工人谋福利。他也乐于在一次次罢工中扮演工人“娘家人”的角色。他越来越受穷人、弱者、边缘移民和底层工人所欢迎，他的名字成了公平、正义的代名词。
1946年，正是仰仗无数“无衣者”饱含深情的选票，庇隆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总统大选。他得意地说道：要“做兔肉炖”就得先有兔子，而穷人就是最好的兔子。
上台后，他将执政纲领，简单地分为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三大块：
政治上，学纳粹，力图走出“第三条道路”的妖娆身姿；
经济上，实施国有化、进口替代，即抬高关税保护国内工业，用国内生产取代进口；
社会面，侧重分配正义，说服雇主将更多利润分享给工人，从收入、医疗、教育到住房，无上限提高工人待遇。
这就是著名的庇隆主义。
庇隆主义实施头三年，经济数据似乎证明了它的正确性，GDP增速分别达到了8.9%、11.1%、5.5%。如此，庇隆赢得了更多选票和好感，民众获得更多收入和福利，而雇主则有了更好的保护，三方多赢，没有输家。
只是，明眼人还是看出一个小问题：庇隆主义通过庇护穷人而赢得选票，那么，它是希望穷人减少还是增加呢？对庇隆大加挞伐的人，就更不客气了，声称庇隆主义为民粹主义，实质一句话可概括：慷国家之慨，肥自身名望。
庇隆第一次执政，从1946年持续至1955年。期间，进口替代战略，令阿根廷新增了不少工厂，但多为5至20人的“幼稚工业”，关税保护下，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而且一点也没减少对外来技术和资本的依赖，以及对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中间品的进口。
与此同时，劳工收入却以年均40%的速度疯涨，通胀很快攀升至37%。原本的农业优势，由于操之过急的工业化陷入停滞，肥沃的阿根廷，居然贫弱到需要设立“无肉日”、牛肉定量供应，并从国外进口小麦。
所以第4年起，庇隆主义的体制性BUG，就再也藏不住了：
高保护高福利，牺牲了工业生产效率，导致政府货币超发、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影响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结果，制造出更多需要保护的工人……
这是一个恶性的死亡螺旋闭环，背后是庇隆主义无法消解的“眼镜蛇效应”：它通过庇护穷人而受欢迎，因此就需要制造出更多穷人。
1955年，一场残酷的政变后，庇隆垮台，流亡海外，1973-1976年，他和第三任妻子，曾短暂归国重掌国政，但终究无力回天。
军政时代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超级球迷亨利·基辛格，兴致勃勃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观赛。他戴着宽边眼镜，喝着马黛茶，所到之处，总有一群当地精英簇拥前后。
这次世界杯，秘鲁队表现抢眼，一度成为夺冠热门。但就在一场与阿根廷队的淘汰赛前20分钟，基辛格与阿根廷总统魏地拉，悄悄走进了秘鲁队更衣室。结果，秘鲁队以一场0:6的惨败“回报”了他们的拜访。
此前，基辛格大赞魏地拉治国有方，并向记者信誓旦旦地保证，“阿根廷肯定会是冠军”。
世界杯开幕当天，67000名观众现场观看了盛大的开幕式，无数只象征和平的白鸽，振翅飞向寒冷而阳光明媚的天空。
与此同时，离体育馆不到一英里的海军高级机械学校，却有数千人正遭受酷刑、审讯和监禁，其中还有孕妇，她们的孩子在监禁中降生，然后被人夺走，扔进宽阔的拉普拉塔河，淹死并沉入冰冷的水底。
——这就是阿根廷军政府发动的，以追捕共产分子为由，导致超3万人失踪、死亡，制造了大量失独母亲的“肮脏战争”。
1976-1983年的阿根廷军政同期，拉美超过十几个国家爆发军人政变。背后，是1970年代后，冷战白热化，美国为“防止拉美出现第二个古巴”，扶持独裁军人推翻左翼政权。1973年智利阿连德政府，遭陆军司令皮诺切特推翻，就是其中的典型。
所以1970年代登台的拉美军人政权，均以反共、亲美为特色，当然也多以血腥和暴力著称——奉行现实主义外交的基辛格，期间起了关键作用，这成为他直至去世未能甩掉的“污点”。
阿根廷军政府，同样是亲美的，经济上奉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为圭臬，实施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包括爬行钉住汇率制、金融自由、私有化、降关税、反政府干预和取消产业政策等。
军政府经济部长马丁内斯、央行行长阿道夫·迪兹，都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忠实拥趸，且多有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任职经历，与西方政商学界也有亲密的私人关系。
比如马丁内斯的朋友圈，不仅包括戴维·洛克菲勒这样横跨政商的富豪二代目，也有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
哈耶克，堪称自由市场教教主，也是拉美军政府的超级铁粉。1978年，他受邀前往阿根廷“指导工作”。多年后，一位头发乱糟糟的自媒体博主，依然以“阿根廷哈耶克”自诩，其渗透力可想而知。
1976年6月18日，春光满面的马丁内斯，面向纽约商圈大佬唱完自由市场赞歌后，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戴维·洛克菲勒当即宣布，向阿根廷提供一笔高达9.5亿美金的财团贷款。作为回报，马丁内斯则宣布，将庇隆时代国有化的“阿根廷商业银行”，归还给大通曼哈顿银行。
——这是军政时代阿根廷政府与西方资本的一次典型交易，甜蜜且丝滑。本质而言，所谓经济自由化，是军政府为换取政权安全，向美国纳的意识形态投名状。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美元发行失去“硬约束”，加之石油危机爆发，美国政府开闸放水，大量美元冲向大宗商品市场，催生出水深浪大的石油美元市场。
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拉美国家，一个猛子扎了进去，大肆借入美元，债务迅速飙升。1970年，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的平均外债余额63亿美元，到了1980年，猛增到523亿美元，10年间涨幅高达727%。
结果，到了里根时代，为抗击10%的高通胀，老美开启加息周期，全球美元回流，高负债的拉美顶不住了，爆发债务危机。
与之相配合的，是IMF、世界银行等，跟随美国进入紧缩周期，对一众陷入美元流动性枯竭的拉美国家见死不救，甚至趁火打劫。
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率先拉爆。阿根廷也未能幸免，国内出现793.13%的恶性通胀，资本外流、工厂破产、工人失业，罢工、游行此起彼伏。
军政府用暴力严控工资、物价，但遏制不住经济滑入深渊。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这才有了加尔铁里冒险发动的马岛海战。
加尔铁里天真地相信，一战解千愁，但他远远低估了战争的成本。
更可悲的，是他严重误判了美国，以为纳了意识形态投名状，美国不说支持，至少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殊不知，老美才是出了名“用完即弃”的渣男。
美国毫无犹豫地站在英国身后，更联合一众西方盟友对阿根廷实施全面制裁，一夜间，阿国数十亿美元海外资金遭冻结，而各大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宣布，不再向阿国提供任何融资。
如此，普信的军政府，灰溜溜的下台了。
梅内姆主义
1990年，一位意大利商人，将一辆红色法拉利，慷慨地赠送给时任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作为超级赛车迷，梅内姆爱不释手，将这份昂贵礼物私藏起来。可这并不符合惯例，于是记者老拿这事烦他，逼急了，他大吼道：“这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梅内姆，是外形和私生活都很拉风的总统，年轻时以齐肩的长发和羊角鬓而闻名，有三个女人为他生过娃，刚当上总统就把第一夫人换了，70岁泡上环球小姐，还有个私生子25岁后跑出来喊他爹。
虽然梅内姆外表豪放，可他的政治主张却极其保守。
马岛战争失败后，阿根廷的路子已非常狭窄：
激进的路，是与西方硬刚到底，翻脸不认账，走古巴的路子； 保守的路，是认错服软，接受美国为首的国际货币组织的“化债方案”，也就是新殖民主义的“割地赔款”。
1989年，梅内姆借庇隆主义政党身份当选总统，却一点也不敢效仿庇隆的反西方精神，相反，他不仅服了软，还以最极端的西方舔狗著称。
进入1980年代后，苏联疲态尽显，美国意识形态压力大为减小，转而向全球推销“民主工程”。阿根廷抓住美国这点“业余爱好”，表演民主化改革，企图换取美国和背后国际组织的贷款和债务展期。
但表演效果实在有限，IMF一口回绝了阿根廷的借款。直到阿根廷答应近乎“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IMF才勉强答应输血，但杯水车薪，截至1988年，通胀依然高达400%，全国性总罢工爆发了13次之多，可谓民不聊生。
IMF或世界银行，是具有鲜明“经济意识形态”倾向的国际金融组织，设立的借款条件，会有市场化程度、贸易开放度和私有化程度等强制性要求。而它们对某国的态度因为具有“投资风向标”作用，所以有实质性惩罚能力。
借钱，就意味着降关税、公共企业私有化和外资自由进出等，但结果往往是国有资产贱卖，乃至经济主权丧失，进而陷入债务死亡螺旋陷阱：即通过变卖家财化债，可变卖家财会削弱经济造血能力，结果只能欠下更多的债。
梅内姆跟如今的米莱，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给阿根廷开出的“药方”简单粗暴，就是全面市场化、私有化、美国化和最小政府化，主张用美元取代比索，弱化乃至取消阿根廷央行。
他设立了独立于央行的货币局，实行固定汇率“可兑换计划”，简单来说，就是承诺外资可随便进出，不受阿根廷通胀影响，放心大胆购买贱价的资产。结果是，包括电话、航空、铁路和油田等阿根廷国有资产，甚至军工企业，几乎全部清算并出售给了私人或外资。
梅内姆改革的效果，初期数据漂亮又唬人。通胀自1989年恐怖的3000%，猛降至1992年的30%，私人投资开始复苏，外资猛增，GDP增速1990年达到6%，1991年为9.5%。自然的，从IMF、巴黎俱乐部等组织获得的贷款，也大幅增多了。他个人的民意支持率超过50%，超3/4的国民支持他的经济改革政策，1995年成功连任。
但是，他也就帅了三秒。
外资为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大规模裁员，导致失业率飙升。一家私有化的石油公司，从5万员工削减到5千人，减肥减到脱相。另外水电、交通和通信等公共服务收费，由于外资垄断也大幅提升，有些收费上涨了数十倍不止，公众苦不堪言。
1995年，受墨西哥金融危机影响，外资恐慌性撤离，3月内阿根廷损失了1/3外汇储备，股票指数跌了50%。但由于梅内姆政府实施固定汇率、外资自由流动政策，放弃了货币主权，只能眼睁睁看着外汇储备急速流失，无法反周期调节。
截至1999年梅内姆被阿根廷人抛弃，阿国经济已经连续36个月衰退，政府开支达至GDP的28.2%，外债规模接近1500亿，约为GDP一半，阿政府已无力还债，只能又一次可悲地向IMF伸手求救，IMF自然提出了更高的要价。
进入2001-2002年，危机全面爆发，固定汇率被迫废除，比索暴跌70%，GDP总量2002年下降了11%，失业率高达35%，40%的国民陷入贫困，老百姓带着帐篷和食物在外国使领馆排队申请逃离自己的祖国。政局陷入混乱，12天换了5个总统，如走高铁观花。
新上任的总统杜阿尔德，悲戚地承认：国家已经破产，同时宣布：暂停偿付一切债务。阿根廷，做了老赖。
刚上台时，梅内姆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让阿根廷摆脱经济问题，但我确信我会让这个国家变得更有趣。”
事后看，除了他的私生活带来点谈资，其他，都很无趣。
基什内尔主义
2012年，阿根廷军舰自由号，横渡大西洋，舰上250多名刚从海军学院毕业的船员，正参加一年一度的远航培训。期间，军舰停靠加纳Tema港修整。
刚停妥当，一家名叫NML Capital的公司，就向加纳法院申请，扣押了自由号，理由是，阿根廷政府欠债不还。加纳法院支持了债权人诉请，直至阿政府偿清2000万美元债务。
自由号是一艘拥有三桅风帆的高帆船，2008年曾访问上海，是阿根廷海军的骄傲。可这次，脸丢大了。
2001年经济崩溃后，阿根廷背负了高达1780亿美元的债务。2003年，中间偏左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粉墨登场，面对根本无力偿还的债务，这位庇隆老粉的办法就两个字：赖账。
2004年底，基什内尔单方面宣布，将1400亿美元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旧债券转换成新债券，新旧债券面值一样，但公开市场买卖，价值只有1/3，2038年到期，年利率只有1.33%。
阿根廷财政部强硬宣称，只给债权人一次兑付机会，要么接受，要么走人。
阿根廷外债，大多借自IMF、世界银行和巴黎俱乐部等国际金融机构，但提前感知风险后，它们将债券大多转卖给了私人小投资者和散户。
这些债权人组成“全球阿根廷债权人委员会”，花了三年时间到西方七国法院上诉，不过效果寥寥。其中3/4的债权人，骂了几句娘，出于聊胜于无的心理，被迫接受了阿政府赖账方案。
另外1/4的债权人，将大约250亿美元债务，转让给了国际讨债公司，也正是它们，扣押了阿国军舰。
这些人相信“家里有矿”的阿根廷，一定有能力还钱，所以除了扣押军舰，他们还追索阿国国际存款、扣押阿国与SpaceX签署的两份卫星发射合同、威胁夺取阿政府法兰克福书展展位，甚至一度扣押基什内尔夫妇出国访问的空军一号。
以NML Capital公司隶属的Elliott Capital为例，持续追了阿政府15年之久，各种骚操作，令阿国颜面扫地。基什内尔怒斥道，Elliott Capital堪称“秃鹫”“金融恐怖分子”。
但是借钱一时爽，还债路漫漫，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赖账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阿根廷2001年被列为“失信国家”，2009年又失去了MSCI新兴市场国家地位，这意味着阿国休想从国际机构再借到一分钱，另外国际贸易成本也将大幅上升。
基什内尔上台的国际背景，是进入2000年后，新自由主义破产，以“强政府”为特色的东亚模式崛起，国际上掀起新一轮对原教旨市场主义的反思潮，在拉美，这股浪潮被称为粉红潮。与基什内尔同期上台的，包括1998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巴西左派总统卢拉等。
竞选期间，基什内尔利用国内强韧的庇隆主义情绪，宣称“要么庇隆要么死亡”。但他真正当政后，施政其实非常理性而务实。
他重视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功能，将部分企业重新国有化，废除了固定汇率，贬值比索促进出口，扩大税收，实施扩张性财政，大肆投资基础建设。他将经济重心，压在了实体工业，弱化金融部门，全面脱虚向实。对于美国，他不再跪舔，当然也不反美，将现实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
基什内尔的打法，实际是弱化版的东亚模式。初期，效果惊人。
2007年，阿根廷国内工业企业数量增长了11.9%，制造业产值增长了7.7%，出口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实现贸易顺差114亿美元，联邦政府债务从2003年占GDP的153.6%下降至 2006年的62%。
可以说，阿国经济，初步走出了债务陷阱，摆脱了IMF主控模式。
只是，比较遗憾，由于身体原因，基什内尔执政时间仅4年，尽管得益于他妻子和小粉丝费尔南德斯的接续，基什内尔主义一直延续至2023年，但越往后，内劲就愈显不足。
原因也不复杂，作为弱化版的东亚模式，基什内尔主义缺了最核心的要件：强势政府。
阿根廷是过分早熟的选票政体，一套经济政策再好，也不得不受制于选民、议会和政治对手，难以持续且无法长远规划。
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均遭遇了政治对手难以想象的攻击，尤其前者，从长相、衣品到人品，对手的攻击近乎荡妇羞辱，她被骂做“肉毒素女王”，还差点被吹毛求疵的指控送进监狱。
2015年，随着克里斯蒂娜卸任，基什内尔主义中断，新上任的马克里，施政方针中间偏右，所以阿政府再次走上借债度日的模式，2018年向IMF获取了570亿美元的贷款，使阿国又一次成为IMF最大债务国。
2019年尽管费尔南德斯，重新上马基什内尔主义，但奈何积重难返，加上3年口罩，截至2023年10月，阿国公共债务已滚雪球般上涨至4192.91亿美元，是2001年经济崩溃时的三倍有余，年度累计通胀率达142.7%，依然有超40%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四年比索贬值超过1000%。
结果是，绝望的阿根廷人，再次放弃独立自主，将一个新的“梅内姆主义者”推上了前台，国家的命运也再次交给了一个发型飘逸、私生活豪放、誓言全面美元化的人手上。如此，阿根廷又启动了下一个了无新意的轮回。
结语
纵观阿根廷近百年衰退和自救历史，其实不难总结出这个国家的四大困境：
中心-外围之困：这是阿根廷本土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原创理论，是对传统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的经典驳斥，中心与外围国家看似互补双赢，实则支配与依赖，阿根廷身处外围，依赖出口而非投资，经济命运旁落于中心国之手，早期英国，后来美国。
荷兰病：能源或资源优势过于明显，对技术、人力乃至政策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致使其他行业萎缩、滞后，具体到阿根廷，利润丰厚的农业，导致工业及制造业落后、发展不起来。
民粹主义：源自19世纪末蜂拥而入的移民，为赢得选票，政客利用国家资源讨好底层移民，并自此形成体制性依赖。
债务陷阱：本质是美元依赖症，靠美元债务获得短暂繁荣，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丧失造血能力，从而陷入借新债还旧债、债务越借越多的怪圈。
这四大困境，如果说前两者是阿根廷“天生”的，那么后两者则是为了克服“天生”的困境而“后生”的新困境。
可以看出，阿根廷人近百年的自救与探索，实际掉入了某种神秘的悖论，越想摆脱债务就越借越多（偏右翼的自由市场主义），越追求独立反而越依附（偏左翼的庇隆主义）。
阿根廷人对自身处境，实际非常清醒。人类学博士格里姆森在《阿根廷迷思》中说：“对阿根廷的每日责骂，正是深沉的阿根廷民族性的体现。”
只是可惜的，是对迷思的清醒，并不意味着走出迷思。正如马克思所言，重要的不是解释，而是改变世界。
一个民族的崛起，谈何容易，往往是数代人的牺牲和付出：
需要“请自嗣同始”的先驱，需要不找到适合自身道路誓不罢休的决心，需要一场从脑入心的思想革命，需要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革，需要一支能战还能胜的军队，需要一个政令直达村镇且能将铁路通向峡谷高原的中央政府，当然最最需要的，是一群不甘平庸、愿意为子孙为民族放弃眼前利益、奉献青春乃至生命的人民。
作者：左 页
部分参考资料：
阿根廷危机与“制度性不信任”，杨雪冬，读书杂志；
阿根廷基什内尔主义研究，张成宇，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Perón A Biography ，Joseph A. Page；
阿根廷史，J.C.布朗，中信出版社；
阿根廷危机反思，江时学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部因素影响下的阿根廷国家变革（1982-2002），谭杨，南开大学博士论文；
阿根廷迷思，格里姆森， 北京大学出版社；
Kirchnerismo as a reclaiming of classical Peronism，Uğur Tek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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