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如何撕开张贤亮、高晓声的苦难真相？之后两作家一蹶不振|作家|小说家|张贤亮|王安忆|高晓声

在最近公布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40部小说名单中，王安忆凭借《长恨歌》入选，但是实际上，她所创作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却是改革开放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可以说，它的影响力，要远超《长恨歌》。

《叔叔的故事》写于1990年，在这之前，王安忆息笔了近一年。她在等待着一个机会，对文学进行一次反省，一次评判。

正如她在这篇小说中提到的她为什么写这篇小说那样：“假如不将这个故事讲完，我就没法讲其他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讲完了，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其他讲故事的人，失去了讲故事的可能与机会。

而这两个人，就包括这篇小说里涉及到的与批判的有着右派经历的作家张贤亮与高晓声。

诡异的是，正是王安忆这部小说发表后，张贤亮与高晓声的时代结束了。

我们来看看。张贤亮1984年的时候，发表了他的重要的小说《绿化树》，这篇小说也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40部小说名单当中。当时他计划写一部《唯物论者启示录》，共分九部，这是第一部。

1985年的时候，他写了第二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但是，九十年代之后，张贤亮突然失去了他的光亮，基本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他后来所写的《我的菩提树》里，彻底背弃了《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为劳改经历贴金的英雄主义渲染，而是如实地交待了劳改过程中的毫不浪漫的最卑贱的事实。

而另一个开启了改革开放文学中的农民形象系列的高晓声，也在九十年代停止了小说的写作。

想想最初出道时的高晓声是多么走红。一直到1985年，他都是每年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这在中国作家中是唯一有此待遇的。

我们看到第一本是《七九小说集》，之后正常一年一本，到了1985年，小说集编好了，但是市场上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没有一家出版单位接手这本小说，一直拖到1988年，这本1985年小说集才出版，名字不得不改成《觅》。

进入到九十年代后，高晓声基本停止了小说创作，主要是以写作散文为主。

据叶兆言说，九十年代后的高晓声与他见面，从来不谈文学，文学在作家那里，都成了臭狗屎。

实际上，一个过气作家的被市场无人问津的程度，就如同今天的过气明星那样，只能以边角料的方式存在于圈子的边缘位置。

从这个意义上讲，《叔叔的故事》彻底地堵死了右派作者复出之后，所一心一意地塑造的主题：崇高的痛苦，光荣的受难，这个小说让这些右派作家恢复到了他们的实际的原形：委琐、羞辱、淫糜。

在王安忆的笔下，揭示出那些右派作家是如何美化自己的，大致我们可以看出三点。

一是美化划为右派的原因。一般右派作家，在陈述自己划入右派原因的时候，主要是把自己拉扯到“为民请民”上来。在小说里，叔叔自我炫耀自己当年被划为右派，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出色文章，从而蒙难，但作者借小说，很快解构了叔叔的自我吹嘘，他的那一篇文章，其实质量很差，而叔叔被打成右派，根本原因是凑数的，与他的那一个作品无关。

二是夸大自己的受难。王安忆在小说里描写到，那个日后一直称自己尽到磨难的叔叔根本“没有到达绝境”，所谓的劳改的日子，其实过得很舒坦，对于叔叔一直矫情地自称自己想自杀，王安忆指出，其实叔叔们“享受自杀中的自我表现”，真实的叔叔到乡下之后，很快当了教师。

我们看一看张贤亮在《灵与肉》中，描写了主人公准备上吊自杀，其实，张贤亮劳改生活并非那么不堪，他被单位抽去写通讯，还到省城里参与剧本的修改，可以说，他的文化才能，在文革期间就受到了重用。

同样看看高晓声，他自称下放农村21年，但实际上，据《高晓声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书记载，他真正在农村里劳动的时候，不足四五年，其实大部分时间在学校里当教师，文革期间，还被镇办工厂委以重任，去参加当时的农村科研项目，科研成果还曾登上《新华日报》。

但是，这些右派作家后来写作时，正如王安忆笔下所描写的叔叔那样，把自己的生活描绘得惨不忍睹，从而凸现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反衬目的。而他们这一套通过苦难来为自己贴金的行为，让不谙世事的小姑娘犹如碰到了大英雄，很快落入了叔叔们的圈套。

王安忆在小说里写道：“他崇高的苦难是他的宝贵的财富，供他作出不同凡响的小说，还供他俘虏女孩。个个女孩都爱戴受过苦累的男人，就像喜欢在传奇中扮演女主角。”

这种女孩的心理，并非王安忆作为女性作家的独家认知。

铁凝在她的长篇小说《大浴女》中，也写到了一位右派作家，用他的苦难诱惑了一个单纯的女孩为他献身。

实际上，这个形象，在铁凝《没有钮扣的红衬衫》里就已经露出了最初的端倪。小说里的姐姐，就是那个“红衣少女”的姐姐，一直叛逆地结交一个离过婚的男人。

在这篇小说中，姐姐还带着一种叛逆的精神，社会与家庭对她完全不能理解。但到了《大浴女》中，小说里的女孩碰到了右派作家，一个玩弄女性的才子，却让这个女孩深受其害。

所以，评论家说“铁凝笔下从没出现一个像模像样的男人形象。”而从《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到《大浴女》基本可以看到一个女孩本来是想通过与一个离婚男子的接近来实现自己对社会的反叛，抒写女孩最喜欢的传奇，但到了《大浴女》，终于明白这样的男人却是一个女孩的灭顶之灾。

因此，张贤亮从九十年代之后，再也不像之前小说里那样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苦难的英雄了。可以说，当识破苦难背后的英雄谎言之后，这种八十年代上半期一直占据文学的半壁江山的苦难神话彻底瓦解了。张贤亮的时代宣告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讲，《叔叔的故事》确实是一部凌驾于张贤亮、高晓声之上的一剑封喉的右派文学终结者之作。

三是神化自己的爱情。张贤亮在《绿化树》里塑造了一个风情万钟的女性，对男主人公情有独钟，其实这不过是张贤亮的一次想象而已，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则基本上是以张贤亮的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为原型与基础的。它的关键情节是，小说里的男主公在与妻子结婚后，出现功能障碍，不能成为一个男人，使妻子大失所望，之后，妻子不得不偷人，从此，男主人公再也不肯原谅她，直至最后离异。

有趣的是，小说里男主人公恢复了男性勇猛功能的原因，竟然是他在一次抢险救灾中成为了英雄，冲锋在前，无所畏惧，于是，他同时也在生理功能上恢复了男性的雄威。

而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里也写到了叔叔在女人面前的无能为力，而导致他出现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在一位被称着大姐的女性面前的自卑感。

后来，叔叔通过欺骗其他的文学女青年，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这里，显示出女性对男性功能性障碍的一种理解，其实是与男性的对此理解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的。

男性作家认为欲望是男人的本能，所以男人笔下，欲望是至上的，如果这个男性没有欲望，那么，他只能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患者。

《芙蓉镇》里的那位颇为正派的粮站主任，一直支持刘晓庆扮演的那位角色，而这位男性之所以没有更多的欲望，小说里写到，他不是什么正派，而是男性功能在战争中遭受创伤导致的残缺。但改编成电影后，略去了这些隐秘的原因，而归之于他的道德高尚。

而女性作家则认为男性之爱，更多地受到爱的心理的影响。所以，《叔叔的故事》里，王安忆从女性的角度，来为叔叔的功能障碍寻找理由。

同样，铁凝在《大浴女》中也写到那个右派作家有功能性障碍，后来是小说里的那个纯情的女主人公，帮助这个右派作家克服了障碍，恢复了雄风。

总之，右派作家，总是在他们自己的文学中，炫耀他们的艳遇，但王安忆与铁凝在小说中，却揭示出这些右派作家神化自己的爱情，并将这种神化作为勾引无知女青年的利器。在《叔叔的故事》里，叔叔在结婚之后，并没有忠实于爱情，反而去勾引女学生，实际上相当于今天我们司空见惯的非礼女生的那种卑鄙行为，但是叔叔却隐藏了这一段历史，而美化了了自己在非常年代自己是一个情种、多情才子。

《叔叔的故事》里对张贤亮、高晓声之流的揭露，大体上是通过以上三个部分，基本灭绝了右派文学能够成立的主体框架，而这种杀灭是很有杀伤力的，基本导致了右派作家到九十年代就已经掀不起波澜了。这个揭露，还是从思想上展开的，但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里，还有更狠的一招，就是叔叔与他不爱的妻子生下的儿子，后来来到作家的身边，两个人发生严重对立，作家只顾自己享乐，根本不顾儿子的前途与感受，致使儿子拿刀欲杀作家，形成了一种非常典型的“杀父”的态势，这也意味着右派作家，受到了他自己孕育的生命的狙击。小说通过这种儿子的报复，暗示出右派作家只顾自己游戏人生、享乐人生而缺乏人间大爱的内心本质，而王安忆的这种对右派作家的锋芒毕露的剖析，恰恰出现在生活之中。不能不说王安忆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敏锐与尖锐。

这个现实中的情节，就发生在高晓声身上。比如，高晓声复出成名之后，把患难与共的妻子休了，通过外面结识的红颜知己满足高晓声的内心里对美丽女性的渴望，但有一件事情必须提一下。高晓声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再婚，而离婚的妻子很快又结婚了，而且男方还比她小几岁。

据高晓声的好友林斤澜说，高晓声对儿子原来期望很大，但儿子并不听父亲的话，越教越笨，有一阵，向姐姐借钱炒期货，炒亏了，姐姐向弟弟要钱，一直闹到高晓声那里。高晓声不责怪儿子，反而怪罪姐姐没有爱心，当初是她把钱借给了弟弟，现在却又来要钱。儿子后来跟随长姐，也到了日本，并没有创下什么大业。于是，失望之余的高晓声宣布与儿子脱离关系，后来真的与儿子断绝了关系。临终的时候，儿子来探望，高晓声竟然拒绝让儿子踏进他的病房里来。（《高晓声研究之生平卷》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