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佘宗明
“投机之王”杰西·利弗莫尔说过：世界上只有1%的人明白真相，剩余99%的人三观是被塑造的，他们只负责站队。
问题是，那99%的人经常觉得自己就是那1%。
随之而来的场景便是：许多人并不关心真相，却在争夺真相的定义权——通过重新定义真相，来荫庇自己永远“真理在握”的幻觉，捍卫自己永远站在制高点上的正当性。
这两天，此前一度住在热搜上的胖猫事件有了下文。
下文里呈现的故事，在“闹剧的掩体是悲剧”中印证了“悲剧的底色是闹剧”：它集合了“爱而不得”与“得而不爱”交织的情节和“猫一杯”自导自演式的桥段，呈现了一部“消失的他”的上下集。
之前不少网民赛博哭丧与疯狂猎巫，多是基于“捞女专坑纯情男”叙事的入戏和加戏。
可从重庆警方的通报看，套用这套叙事模板的根基，正在二人的真实往来与第三方的舆论操纵中动摇。事件呈现出了更复杂的基本面相。
但这也许并不影响很多人寻找下一个胖猫和谭竹。
他们并不关心胖猫，只是关心自己可不可以借此泄愤；他们也不关心谭竹，只是关心自己有没有一个靶子。
他们不是在胖猫事件上充满正义，只是需要让自己的廉价正义感表演有附着物——刚好炒作与算法顺着“共情”网络将胖猫事件推了出来，让死去的胖猫成了“二次消费”标的而已。
01
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正义之心》里写道：理性能力与道德情感的缺乏结合在一起是相当危险的。
他认为，“在人类创造出了非议和惩罚性的道德共同体后，它的职责开始拓展：大多数人对因果报应原则有很深的直觉性关切——他们希望看到众人因其各自行为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现实则一再证明，理性能力的缺乏和道德情感的肿胀结合在一起，也是相当危险的。
许多人对因果报应的关切，总是起于对单方消息的偏听盲信，终于挖坟、网暴、开盒。
前些年，“要顾及大众朴素的道德情感”，是很多遇事常诉诸民意之人常用的一句话。
现在看，在舆论场把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的阐释演活了的今天，这句话已不合时宜：在“大众”已被无数个圈层圈成“分众”，“朴素的道德情感”里夹杂着一堆不朴素的非道德情绪的当下，坚固的民意早已烟消云散了。
“猫一杯”事件已经将这验证了一次，胖猫事件又验证了一次。
虽然人们已无数次掉进同一条河流，那条河流里回荡的，都是情感浓度超标的小作文、“只挑有利于自己的说”的单方面说辞、选择性呈现的聊天记录、虚实难辨的网络传言掀起的漩涡，可太多人已学会了在里面蛙泳、蝶泳、仰泳。
膨胀的道德审判冲动，总会在冷静的慎思明辨能力拉住他们之前，将他们推进河流里。
戴维·布鲁克斯说；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人类无知的状态，反而让人们进入了一个“新无知时代”——无数未经提炼和归纳的信息碎片，正在被不断创造出来，犹如“一条浑浊的信息河流”，大量缺乏判断力的受众浸泡其中，对偏见、虚假消息不加辨别地吸收。
这段话，一下子点了太多人的穴。
对他们来说，吃一堑连着的往往不是长一智，而是再长一堑……长一智是不可能长一智的，这辈子都不可能长一智的，多看点书又不会，就只有去喷这样子才能够维持精神生活。
在入坑、上当、中招方面，他们挺像是SM中的那个“M”。
也正因如此，“捞女-纯爱战士”的二元化叙事会轻易地击穿感情复杂交互模式的地表，快速在舆论场里搅起巨大的风暴——即便许多消息未经正视、双方说法呈现并不平衡。
02
在胖猫事件上，这次警方通报信息量不小，媒体划出了三个重点：
1，感情上：胖猫与谭某以真实身份交往两年多，互见亲友，多次在谭某家中约会，双方还曾共同攒钱谋划未来。
2，金钱上，胖猫向谭某转账317次共计79.9万余元，谭某向胖猫及其亲属转账179次共计46.3万余元，其中13.6万是在胖猫投江后退还胖猫家属，另外胖猫曾从二人共同攒钱账户中多支取7.5万元。经调解后，谭某全额退还经济往来差额。
3，舆论上，胖猫的姐姐刘某操控舆论：大号怀念弟弟，小号曝光谭某个人信息；找人代写文案以博取网民同情；有选择性地截取聊天记录，显示谭某“是捞女+骗子”；购买流量提升事件热度。
在解释权被“垄断”的时下，“通报内容=真相”的合理性显然需要论证。
但在调查基础上的详实还原，总比那些被小作文牵着鼻子跑的脑补情节要靠谱。
在巴菲特老爷子说的“家庭的第一核心永远是经济而不是感情”已全方位渗入婚恋过程的背景下，在情感交往中的金钱投入没法简单用ROI（投入产出比）计算和通用标准答案评判的语境中，谭竹跟胖猫的转账差额是否能导向“钓男”“骗钱”“杀猪盘”，注定会言人人殊——即便是有官方通报，也无法阻断每个人从自身视角出发的解读。
也源于此，仍有很多人纠结于“胖猫事件到底反转了吗”：有人说，反转了，因为谭竹跟胖猫不是“只见过两次面”，似乎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用关系——在胖猫跳江前，谭某就曾明确表示拒绝胖猫转账，称他应该为自己存些钱；有人说，没反转，因为谭竹在二人交往期间花了胖猫很多钱。
只能说，在反转可以被“自定义”的情况下，反不反转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核心事实跟原来单方曝出的出入不小。
在我个人看来，当这段“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感情以胖猫之死结束又被胖猫姐姐以“讨说法”名义续上闹剧续集时，事情就在直奔“可悲复可叹”的方向而去。
胖猫可怜，他的不幸在于，没学会自己爱自己，无论是为了“爱的供养”而燃尽自己，还是因为结婚愿望落空而投江自尽，深情之余都显露了他的不成熟——很多时候，够深情跟不够成熟也是一体两面。
谭竹可怜，她的不幸在于，她没意识到跟胖猫经济来往的不对和跟坊间流行的“渣女图鉴”的对应，会为她带来致命杀伤。
胖猫的姐姐原本也可怜，她的不幸在于遭遇了失亲之痛，但当她从不幸者变为加害者时，她就亲手让渡了部分被同情可怜的资格。
03
耐人寻味的是，警方通报出来后，依旧有人拿出《庆余年》里“一切为了庆国”的台词来内涵当地官方。
这画风，挺像是那个对话场景：“-你听我解释”“-我不听，我不听”。
在该质疑处不疑，在不该疑处质疑，部分网友在对待胖猫姐姐爆料和警方通报态度上的不正常错位，在“典、孝、急、乐、蚌、赢”成“网络君子”六艺、许多人信奉“顺我者，真相；逆我者，洗地”的时下，来得很正常。
在人均一个福尔摩斯的地方，真相从来都不够用。
即便有“御赐”的真相，换来的也经常是网民的不肯“奉旨”相信——虽然他们习惯了“等通报”形塑的信息供给生态，但塔西佗陷阱常被小作文达人利用的情形在反噬着这样的生态。
后真相时代中的“后”，对应的就是多元信息渠道消失之后；后真相时代的“真相”，也只能是存在于“相信自己想要的真相”土壤之中。
着眼现实，人们生活的信息土壤还经常被污染：女权（利）-饭圈-民粹三股极端力量，就正侵蚀人们所处的公共信息空间。
胖猫事件就成了寄生在“女权舆论共同体”之上的“仇男-厌女”两股势力的对决场。那些性别对立声音，顺着男女当事人双方被臆想出的“舔狗”“捞女”设定倾泻而出。
这里的女权，自然该打引号。真正的女权，指向的该是两性平权，而非女性特权。可如今，很多女利主义者把自己活成了锤子，专门靠钉直男癌和大男子主义言论为生，跟男权主义者形成了共生结构；许多男权主义者同样是见到女利就如同鲨鱼闻到血腥味。二者行为同构、本是绝配，却视彼此为仇雠。
在这类极端情绪的推波助澜下，胖猫事件必然会朝着失控方向发酵：骂谭竹的人，很多都是在把她当一类“钓系女孩”的典型来批斗；骂胖猫的人，很多都是将自己对“蝈蝻、屌癌、金针菇”的反感投射在可怜的胖猫身上。
英国作家娜奥米·阿尔德曼说：用一种性别去压倒另一种性别的战争，既没有尽头，也没有胜利者。
但这群人在以己为矛为盾，挑起“一群人对一群人的战争”。
04
村上春树在短篇小说《列克星敦的幽灵》中写道：
“我真正害怕的是那些毫无批判地接受和全盘相信别人说法的人们，是那些不制造也不理解什么而是一味地随着别人听起来顺耳的容易接受的意见之鼓点集体起舞的人们。他们半点都不考虑，哪怕是一闪之念，自己所作所为是否有错，根本想不到自己能无谓地致命地伤害一个人。我真正害怕的是这些人。”
这些偏听盲信者如同墙头杂草，性别对立的心态则是一把火，能快速将其点燃，最终吞噬无数个胖猫和谭竹。
这带来的直接问题是舆论场的“垃圾场化”，深层次弊害则是“真问题失焦”——正如法学家劳东燕所说的，公共事件逐渐从公域里消隐，越来越多的私人事务被拉到公域，在显微镜下被围观被细看，出现任何瑕疵都会被上纲上线。当“监督”的箭头一边从某些地方退缩一边向私生活领域延伸，社会注定会被一场又一场的舆论泡沫黏住。
一通没有意义的狂欢，留下一地没有价值的鸡毛，就是我们公共生活里的常态景象。
回到胖猫事件上，它就成了后真相时代被众人加工的琥珀样本。虽然许多人并不在意真相，但它暴露出了几重真相。
如果说第一重真相是警方通报还原的胖猫生前有情感寄托、死后被拿来炒作，第二重真相是无数哄客不关心胖猫也不关心谭竹，只是用他们来为自己的伪正义癖好和表演欲献祭。
那胖猫事件背后真相的真相的真相，就是真相濒死——它可能被掩埋在畸形信息供给结构的深坑里，也可能溺死在情绪洪流之下。
这，或许就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最残酷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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