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虎患到建国后被捕杀殆尽，华南虎是如何走向绝路的|华南虎|建国|灭绝|老虎|虎患

老虎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大多是作为一种害兽，南方多地的县志上，往往有单独的“虎患”篇，记录人虎冲突。从明末贯穿至清朝，老虎吃人的事件达到顶峰；民国时期打虎的事件和照片屡见不鲜；建国后四川、湖南、福建等多地，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

明末伴随着社会秩序的混乱，大批老虎从山林里呼啸而出，与人类争夺地盘。曾写出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欧阳直在《蜀警录》中就写道：

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内江奔腾，余途次草中，月下见四虎过于前。又于叙南舟中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

“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可见此时老虎。竟然多到和现今城市里的野犬一样多的地步。

到了清代中后期，华南各地老虎依然成灾，清代西南地区至少有150个府州厅县有虎生存、活动的踪迹，几乎占当时西南地区府州厅县总数的67％左右。清《荣昌县志》第十九卷就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荣昌知县张懋尝带着7名随从抵达荣昌县城履新，刚走进荣昌洞开的城门，时值黄昏，城内除野草残垣，竟无一个人影，推开城门哪知冲出的竟是一群老虎！众人大骇，一番血肉拼杀，2名军士力保知县逃出，其余5人则当即丧生。

荣昌县城尚且如此，其他村镇就更是虎患成灾了。康熙九年（1670年）到十二年，漳州市长泰附近的老虎组团出征，少则十几只，多则近百只，主动袭击村庄，前后有上千名乡民遇害，有的村庄甚至人被吃到绝灭。广西贺州的铺门镇的镇志也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年）始，连续三年老虎吃人，被害者数以千计。

虎患如此严重，主要原因是因为虎作为食物链上的顶级猎手，活动范围非常大。据报道，每只雄性华南虎的活动范围在267-294平方千米之间，成年华南虎需要50-65平方千米的狩猎区域，通常一次要吃掉18-40千克的肉，这就需要有数百只羊、鹿等动物。而且华南虎是独居动物，领地大多不会重叠，也就说几只老虎就要数百平方千米的山地，随着人类数量的不断增长，对山地的开发利用不断增加，人虎冲突达到了愈演愈烈的局面。

在清末至民国，人虎冲突依然严重，以至于厦门人想看老虎不必去动物园，在大街上就可以。华南虎的生物学命名“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其中“amoyensis”中的amoy就是厦门。

1894年4月2日《申报》载：“现在厦门狮山、白鹿洞、虎溪岩各山麓，时有山君出入，竟于初十日傍晚拦入街市，在（靖）山头地方将某姓之猪母一头衔去，至白鹿洞山下花园墙外，饱食头、蹄并腹中五脏等物，仅余中段半截及后腿一段而已……”时至今日厦门据说有17个地名和老虎相关。

建国后，虎患依然猖獗，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江西省大余县县志就记载1953年全县被老虎咬死13人；1956年2月3日出版的《湖南日报》上，有一块巴掌大的地方，集中了五篇报道，分别讲述了5个县市饿虎伤人伤畜的事情。

严重的虎患，让各地政府纷纷组织起打虎队伍，以湖南为例。据统计，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湖南省各地纷纷成立了 “打虎队”，表彰“打虎英雄”、“灭害模范”，全省共猎杀华南虎170头以上；到上世纪60年代，全省共猎杀华南虎647只，占历史猎杀量的88.1％。

在对老虎围追捕杀的氛围下，出现了不少新时代的“打虎英雄”。1962年10月9日的《湖南日报》上，炎陵县一个叫钟永泰的打虎能手，单人击杀11只老虎，此外还有野猪、山牛（水鹿）、豹子若干，单人战绩占到炎陵县的2/3。

最厉害的要数湖南耒阳的陈耆芳。1953年，陈耆芳创下平均每10天打虎一只的纪录。7年间，他打到猛虎138只。1957年底，陈耆芳还因打虎的事迹，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

打虎如此卖力，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金钱的奖励。据《钱政 | 浔阳往事——九江华南虎 50 年祭》一文记载：“打死一只老虎给奖金 30 元、狗熊 15 元、狼 10 元、野猪 3 元。” 此表报告单位是原国营垦殖场莲花洞分场和庐山莲花人民公社，并盖有批字后的各自大红公章，另有审批单位庐山兵役局的大红公章。

人类有了猎枪的加持，对老虎形成了绝对的优势，其实对华南虎生存威胁更大的是人类对山地的不断开垦，让华南虎失去了生存和食物来源，野外华南虎悲惨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1964年，湖南最后一支打虎队解散，原因当然不是出于动物保护，而是华南虎，在湖南已经几乎被打没了。1977 年，政府的对虎政策开始有所转变，并立法禁止捕杀任何野生虎，但是民间打虎依然没有得到禁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