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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社会上充斥着一种病态的仇视社会的心理,具体表现就是对任何舆情事件中涉及到的人都持怀疑态度。在这些人眼中洪洞县里没好人,似乎这个世界除了他以外,都是坏人。具体反映就是在一些舆情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些“网闹”们就会跳将出来,对事件中涉及到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喊打喊杀。常用的手法就是建议以纪检监察部门为主的国家管理机构,对涉事的人进行调查,似乎“查这个查那个”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全然不顾社会的规律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首先,“调查建议”基本上属于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一众动辄建议“查这个查那个”的人所提的“建议”基本上是无中生有,其主要目的就是制造社会矛盾,赤裸裸的体现出了仇视社会的病态心理。以近期发生的三起舆情事件为例。广东跳水奥运冠军全红婵被其同伴陈芋汐超越后,这些网闹们不干了,无中生有的怀疑起陈芋汐是靠“家庭背景雄厚”而赢得的全红婵,在网络平台上疯狂的开始建议,要求调查陈芋汐的家庭背景,结果发现陈芋汐的父亲陈健不过是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的体操教练,母亲董春华则是上海市体育学院体操教研室的副教授,两人都是普普通通的社会一员,根本不可能为陈芋汐这的上位提供不法支持。这些人仍不甘心,又开始呼吁调查中国跳水教练周继红,认为是周继红给予了陈芋汐特殊关照,而且不惜造谣说经过他们的“调查建议”,国家游泳协会终于出手了,已经开始调查周继红。而现实情况是,周继红仍然好好的在那儿当着她的教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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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江西玉山县发生了“提灯定损”舆情事件,一旅店的房主郭某林无理收取了住客4000元钱,房主郭某林因此被行政拘留,并赔偿了住客的损失。事情本来至此为上了,而这些习惯于“调查建议”的人却不善罢甘休,建议彻查房主郭某林,认为郭某林有“强大的背景”,并编造出郭某林“儿子遭退婚”“女儿是村妇女主任”“女儿被开除”等谣言。当然对于这种明显的无中生有的“建议”,有关部门是不可能予以支持的,但网民却扒出了事实,却原来郭某林夫妻均为自由职业者,育有一子一女,现在校读书,尚未参加工作,结果引来公安机关动手了,宣布网传均属谣言,并对炮制谣言进行吸粉引流、非法牟利等行为的网闹们依法依规予以查处。更为典型的就是最近的内蒙开鲁县建华镇副书记纪云浩“止耕”事件。本来这就是一起基层干部因为作风粗暴被免职的事件,但是却被这些人质疑成为“保护伞”事件,认为纪云浩背景雄厚,父亲是通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建议严查纪云浩,结果最后还是网民扒出来纪云浩的父亲根本不是什么通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而是一位普通的市民,其“建议”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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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查不查谁是有法律规定的,不是几个网闹想查谁就能够查谁的

第一,“建议”也是一种权利,要运用好

“建议”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什么人可以提,但实际上“建议”也是一种无形的权利,使用时是讲究分寸的。比如国家的“两会”上,只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才有资格提建议,虽然作为公民都有建议权,但必须讲究个分寸,尤其对这种信手拈来的、想查谁就查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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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查谁不查谁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不是网闹们想查谁就必须要查谁的。在网闹们看来,似乎他们建议查谁,有关部门、特别是纪检监察机关就应该查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弱智的心里。以纪检监察机关为例,立案是有标准的:对检举控告以及发现的党员或者党组织的违纪问题,经初步核实,确有违纪事实,并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经过侦查,发现具有没有犯罪事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应撤销案件。那么对照一下的这些规定,网闹们的“建议”怎么能够得到有关部门的理睬呢?

第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文革”遗风,早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网闹们建议查这个查那个,实际上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赤裸裸的文化大革命余毒。在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要你看谁不顺眼,写上一封举报信或者贴上一张大字报,就可以将这个人打倒。这些“建议”查这个查那个的网闹们和这些人是一个性质的。但是他们看错了气候,估计错了形势,我们国家已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文革遗风,早就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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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于那些总想利用国家手段,特别是想利用纪检监察部门查办案件的手段,今天建议查这个,明天建议查那个的人,不要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小心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在网络平台上编造虚假新闻,提建议,涉嫌诬陷诽谤而被司法机关打击处理的案例已经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