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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山西展开的游击战，是山地游击战，这可以说是国内外一般游击战的经典打法。
苏维埃时期，中共在各地展开的针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即以山地游击战为主。
抗战时期，中共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游击战不再限于山地，而是扩展到平原地区，可以说，从山地游击战到平原游击战，是中共抗战时期军事战略的一个革命性变化，对整个抗日战争的战局、进程乃至战后国共两党的命运，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而这一决策的完成，又和毛泽东抗战持久战略的提出不无关联。
1、游击战与持久战
抗战爆发伊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提出并竭力强调游击战的方针。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的指示要求：
“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平津相继陷落后，中日间一场大战已不可免，8月1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周恩来等，要求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如下：
（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8月10日，毛泽东致彭雪枫的电报中告诚彭与各方接洽时，“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
这些看法，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时做了集中表述：红军的基本方针是持久战，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造根据地则是基本任务之一。
游击战是中共持久战的核心内容，尽管毛泽东一开始就强调中共作战必须是游击战，但游击战的内涵却不断变化、丰富。
中共最初提出游击战时，华北战场还有大批中国正规军存在，此时强调游击战，更多在于突出中共武装的独立性，将中共武装的战场功能定位于侧翼配合。
7月1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周恩来，要求其与国民党谈判时坚持如下原则：
“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
稍后，毛泽东致彭德怀电中又一再强调中共部队行动的自由：
（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
随着战争的进行，毛泽东很快意识到华北战场正面抵抗势难持久，游击战将有可能成为中共在华北持久抵抗的不二法门，对游击战的判断已经逐渐向着战略方向提升：
甲、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乎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学队。
丙、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放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从上述指令可以看到，就毛泽东的思考方向言，游击战不是零散的局部的战斗行动，而是整个的党、整个的军的中心任务；游击战不仅仅是群众性的战斗行动，更需要正规军的投入；游击战不仅仅限于军事意义，还具有战略意义。
2、从山西到华北的背后
虽然毛泽东要求把游击战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华北，但对于把八路军主力投入到华北前方，多少还存在一些担忧。
洛川会议时，毛泽东强调要在有利条件下发展平原游击战争，但重点是山地，具体而言，即“小游击队去发达平原”。
学者杨奎松注意到，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一些与会者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提法提出批评，作为妥协，毛泽东同意加上“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但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应为对日作战的基本军事战略方针。
而且，1938年初，毛泽东一直担忧日军会对西北有大动作，判断“敌之企图在一面攻陕北，一面攻潼关”，高度警戒西北，相愿地对华北也无法放手。
山西山地纵横，符合毛泽东实施山地游击战的要求；背靠陕甘，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态势，也让中共部队在局面全面恶化时，可有退路，这是此时毛泽东选择山西作为战略展开地区的重要考量。
不过，尽管毛泽东对主力部队的使用心存谨慎，却并不排斥部队向华北平原发展，而且一直在寻找时机，这是老练的战略指挥者不可能不想到的一步大棋。
对中共武装出动后的行动方向，毛泽东提出：
“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理由，红军要求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
对“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的注意，明显可以看到苏维埃时期裂缝中成长经验的余绪。
另一封电报中，毛还特别强调“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四角地区，不是三角地区）”，可见他对这种四省交界地区，所具有的裂缝中的机会的极端重视。
尤其八路军在晋察冀站住脚跟，获得战略支点后，毛泽东对河北平原的态度更加开放。
1938年2月，毛泽东甚至提出在华北大兵团作战的设想，估计：
“当敌集力攻陇海路时，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同时晋察绥三省之敌一时尚无力南进。”
以此为背景，毛泽东设想115师全部向东出动，进至沧州、石家庄、彰德间活动，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则展开下一步，“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
然后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
这是一个强战略行动，只是这个计划更像大规模的扫荡出击，而不是坚持长期游击战，毛自己也清醒认识到：“这一战略行动在国内国际之政治作用很明显不必说，从抗日军事战略说来，也是必要与有利的。问题是比较带冒险性。”
计划一提出，事实上即被束之高阁。
3、试探与收缩
比起上述大兵团作战的想法，1938年4月前，毛泽东的谨慎态度更引人注目。与发出上封电报几乎同时，毛泽东提出：
“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
可以看出，毛泽东设想中的这六个战略支点不包括华北平原地区。
根据这一判断，他计划，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
这一计划以陕甘为中心，两个触角分别向东北和东南方向伸展，主力若远若近瞰制华北平原，显然不是大胆出击的部署。
2月23日，毛又循着上述思路提出：
“假设潼关、武胜关均危险，则应抽出两个师南下，一个位于平汉以东，一个位于平汉以西，配合友军作战。仍留一个师，活动于山西、河北，非至某种必要时期，不撤回来。”
1938年3月前后，毛泽东仍然不断致电前方，反复提醒保持八路军前后方的纽带关系，还没有下定决心投入主力越过太行山，向华北平原出击。
3月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强调：
“八路军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
9日，毛泽东进一步明确：
“如果八路军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之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地区，则对整个抗战及全国政治关系都是不利的。…无论如何也不要说全部长期在华北的话。”
毛泽东担心的关键问题，稍后在电文中说得更清楚：
“在敌人后方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是十分必要的。国共两党均须用极大努力去干，对此不应有任何猜疑。但不要把此事看得很容易，不要以为数十万正规军能在华北一隅长期作战。”
不得已时将红军主力撤回黄河以西的想法，在3月底仍然没有改变。
24日，毛泽东提出：
“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地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
29日，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更明确指示：
“依此时敌我情况，河南、安徽、潼关、西安乃至武汉有很快发生严重变化的可能，同时敌确有进攻陕北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之计划。因此，刘师徐旅两部宜位于同蒲东侧，依太岳山脉为根据，发动民众，袭击同蒲路，配合林贺两师，打击晋西之敌，并便于向西转移为合宜。”
显然，这是一个收缩防御的计划。
然而，正是在毛泽东不断提醒要保住后路、准备西撤时，中共试探性进入华北平原的小股武装力量，却出现出人意料的大发展局面，如火如荼的华北平原大发展，给了中共空前的机会。
此时，毛泽东对后路的担忧固然不无道理，却也有失去战略机遇的可能。形势比人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面临着把握战略机遇的关键抉择。
4、危与机
苏维埃时期，中共根据地的建立主要依靠国民党统治的缝隙，利用国民党内部争战在省际交界的边缘地带迅猛发展。
抗战初期，尽管方式和对象不一样，这样的良机却再次出现。中日全面开战后，华北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经历激烈洗牌，二十九军迅速溃败，河北宋哲元基本失去原有地位；山东的韩复榘1938年初被枪决后，群龙无首；河南省政基本是南京中央和地方实力派共治，其下又有各种力量犬牙交错。
面对华北军政的混乱局面，国民政府对华北防御明显缺乏信心；早在战前，国民政府拟定的防御计划中就写道：“若就全盘论之，则防御河北北部，可专由现驻北方之部队担任。”
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重心投入上海，华北抵抗主要依赖地方军政力量，中共判断：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物的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
正由于此，华北日军推进迅速，兵锋直越华北平原，整个华北北部出现短暂的控制真空。1938年3月，日军在华的兵力（不含关东军、台湾军)共有14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8个师团，华中方面军6个师团。
此后，日军兵力部署持续向华中倾斜，到1938年9月，中国方面的情报显示，日军在华兵力部署状况是：华北、华中总计28个师团中，用于华中的达到18个师团，华北10个师团，其中部署在平汉北段的仅两个师团。
华北地区这种转瞬即逝的机会，毛泽东也有谈及：
“由于日本占领军人数很少，日本人不能掌握所占领的土地。他们的部队通常只部署在铁路沿线的居民点和城市中。而农村几乎全部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正如中共所看到的，华北的危急局面对于和其仅有一河之隔的中共党人，既构成威胁，也提供了机遇。
许多地区的权力真空局面为中共的进入及迅速生根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共产国际判断：
“八路军的这种迅速发展也是由下面的情况促成的：日本将其主力集中于对付中国大城市的主要战场，而国民党又没有能力将其主要注意力放在敌人后方。与此同时，八路军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在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这大大推动了它的发展。”
华北的微妙形势，中共当然有所窥察。
1938年前后，八路军派出小股部队向冀中、冀东、冀南、豫北等地挺进，既窥探形势，也给主战略区山西建立环形的前出防护基地，做邓小平所谓“侦察式的活动”。
让人大为振奋的是，这样的试探行动取得极大成功。八路军东进纵队是成功的典型案例。
1938年1月，陈再道率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进入冀南时，只有500多人，正是这500多人，凭借正规军的武装、素质、威慑力，加上严密的组织宣传，在冀南几乎没有其他正规武装背景下，迅速独树一帜，对其他民间武装形成威慑和虹吸效应。
陈再道形象描述其慑服巨鹿保安团的经过：
“骑兵连拉长距离，绕城半圈向东南奔驰而去。这里是一片沙土地，又值冬季干旱季节，只见尘土飞扬，万马奔腾。”
这样的力量展示，足以让地方民军战战兢兢，屈膝而就。东进纵队很快吸收、改编大股民团、会匪武装，短短几个月里，“由原来六个老连，发展至三个团及若干个支队，共两万余人，并组建了五个军分区”。
当时对手空虚状态，聂荣臻有具体描述：
（1）平汉线日军九日被我袭击后，极为恐慌。被我破坏之铁轨与电线至今未敢动修。昨派往望都之侦察汇报：该城时起谣风，一日数惊，日兵守在工事里不敢出。
（2）我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外，仍有小部在铁路附近游击、继续不断破坏铁路。
（3）此次战斗经验，我感觉敌各处守兵都较薄弱，正因为薄弱，所以敌不重守城市，只守城内几个支点，甚至弃城而固守工事…同时敌警戒亦甚疏忽。引东进纵队这一时期的发展可谓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5、冀中和山东的狂飙式发展
初期取得巨大发展的还有冀中。
1937年10月，53军691团团长、抗战前刚刚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吕正操率部脱离退却中的原部队，留在冀中当地坚持抗日，所部改称人民自卫军。
吕正操和已经在这里活动的中共党员孟庆山等结合，部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
1937年底，自卫军主力开到平汉路西整训，1938年春节前后返回。此时，日军南攻，国军溃败，“群众悲观失望，溃兵土匪到处公开行劫，卖烧饼的小贩不敢出村，30里地的行程，有时要遇到20多起路劫；贴票诈财成为常事。人民看不到政府，也看不到军队，而成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自卫军大举编并各类武装，包括地方游击队、联庄和会道门武装，吕正操回忆：
“截至一九三八年底，我军在冀中争取改造了大部分联庄武装，并入我军的共约两万余人。”
到1938年底，整个冀中根据地人口达到800万，部队“号称十万人”。
更让中共中央振奋的还有山东。
抗战爆发后，韩复榘为保住自己的地位，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中共代表张经武、张友渔先后与韩会面，据张经武报告，韩“对于抗战前途估计，怕南京对日妥协，因此得出结论，将来蒋必消灭红军之内战要发生，故每嘱巩固陕北苏区问题。若南京彻底联俄，则我们力量势必强大，故将合作问题推诸将来”。
虽然韩对中共“不即不离”，但中共在山东的活动已基本不受限制，中共在各地抓住时机迅速发展。
1937年8月底，中共党员用公开的抗日自卫团名义在新泰几个区“发展抗日自卫团4000余人，拥有各种枪3400余支。”
在泰安六区，利用上层的包容和地方社会网络，党的发展“几乎用半公开的方式进行。因为六区区长兼民团队程子源是程照轩的堂兄，经过程照轩他们做争取工作，已经是倾向于我们了。”
1937年10月，日军进攻山东，中共山东省委预估山东形势可能发生变化，积极准备武装力量，适时打出自己的旗帜：
“武装起义的时机选择在韩复榘部溃逃，日军尚未全面占领山东及其立足未稳的时候，全省行动，揭竿而起。”
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徂来山建立武装，是为中共在山东发起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中心一环。在此前后，中共在沂蒙山、鲁西北、胶东地区相继起事，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逐渐兴起。由于中共山东党抓住时机拉起武装，加之韩复榘被处决后山东政治的群龙无首，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约4万人，统编为7个支队和两个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
山东的发展局面，后来中共曾有总结：
韩复榘不战而退，日寇深入山东，政治系统混乱，社会秩序不安，因而国共两党同志领导了山东人民的反日斗争，组织了广大的游击队伍。这一特点和华北其他地区不同，那里两党都有正规军的；和湘鄂川不同，那里只有友党的军队，而无八路军的。因此山东虽无八路的正规军（现在有一部分），但是发展了一部分游击队。这一点使得两党必须互相学习竞赛、互相激励，求得进步。
如果说东进纵队偏师入冀的快速发展令人鼓舞，山东完全靠地方党自身就发展成军的事实，更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感觉到在平原地区坚持和发展游击战的可能。
1938年4月，华北中共部队发展到“实有人数十二万以上”，这让一直坚持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大大增强了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信心。
中共文件曾写到，历史发展常常有一些不多见的历史先机，“当着历史先机已经出现，或许是很短的（一月甚至一周)，但它能给予我们的，往往能使我们完成多年所不能完成的事业。”
用这个判断观察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平原获得的机遇，异常贴切。短短几个月内，用极少的人力、物力，在河北、山东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发展，这样的机会空前绝后。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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