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7年，许世友住进了大别山，远离是非之地。
不久，许世友的夫人田普与上海记者组的邢文举打电话说：“邢记者，还是劝劝许司令吧，请他回来住吧！”
大别山的生活条件简陋，洗澡还得用木盆，很不方便。
田普担心丈夫许世友的身体状况，便委托邢文举帮忙劝说许世友搬离大别山。
于是，邢文举按着田普的要求，直接给许世友打了电话，请他到上海来。
接到邢文举的电话，许世友同意了，让邢文举要飞机。
邢文举找了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他原是许世友的老部下。可廖政国却说：“现在上海的气象不好，暂时不能派飞机接许司令。”
邢文举把情况和许世友说了以后，许世友直接给毛主席发了两个电报，要求见毛主席。
邢文举记得，电报是从北京转到上海的。当时，毛主席就在上海，但十分保密。
毛主席看过电报后，派张春桥亲自带两架飞机去接许世友。后来，邢文举听田普说，许世友见到毛主席就哭了。
在上海见到毛主席后，许世友对张春桥说，我要见我的老朋友，邢文举。
那么，邢文举是谁？他和许世友之间有何联系？
邢文举的特殊身份
邢文举于1933年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
1950年11月，还在上学的他，怀着一颗“保家卫国”的雄心，毅然参军参加了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4月，邢文举在战火弥漫的朝鲜火线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5年，邢文举在沈阳军区后勤部七六七仓库政治处任宣传干事。期间，他被调去参加社教工作团，在黑龙江通河县搞了一年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1966年，社教运动告一段落，邢文举回到了原单位。
不久，七六七仓库政委告诉邢文举，说沈阳军区后勤部来电话了，通知借调邢文举到北京总政工作。
这天，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干部处长和保卫处长一起来到七六七仓库找邢文举谈话：“组织调你到北京去，工作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邢文举当时的心情特别激动。
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此行虽然只有16个月的时间，却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同年9月9日，与邢文举一样被借调的30多个战士，从沈阳一起乘火车前往北京。
与此同时，济南、广州等军区的战士，也纷纷抵达北京，加起来共有200人。
人员到齐后，马上召开会议，“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对这200多人说，以后这200人就是“中央文革记者”了，到各地是以《解放军报》记者的名义公开活动，主要的任务是观察“文化大革命”，反映各地情况，向“中央文革”报告。
后来，邢文举了解到，徐学增是新华社资深军事记者，战争年代写过不少报道，为人忠厚老实，对组织一向忠诚。
集训和学习结束，邢文举和另两位战士一起被分配到了江苏省，住在南京军区。
邢文举他们到了南京后，南京军区派人来车站接他们。令邢文举感到吃惊的是，军区政委杜平在华东饭店等候他们，并亲自陪同他们。
杜平是邢文举的老首长，在朝鲜，杜平是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在沈阳，杜平是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
杜平交代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给邢文举他们配备了车辆，随叫随到。邢文举回忆说：“我们在华东饭店就餐，每餐4个菜，不足部分，由南京军区补贴。”
邢文举他们刚到南京，只有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杜平等主要领导清楚，江西省委对他们的身份一无所知。
依照当时的中央指示精神，军队指战员不许介入地方“文革”，因此，大字报栏前出现了三个穿军装的人，立即引起了市委警卫战士的警觉。
邢文举他们无法向警卫战士解释，只能说，可以直接请示许世友、杜平。后来，邢文举得知，警卫战士得到的回复是，这三位同志行动自便，不要干预他们的类似活动！
邢文举和许世友的相处
邢文举他们三人在南京华东饭店时，许世友几乎每个星期都来华东饭店，与记者组坐一坐，唠一唠，谈谈有关情况。
记者组中，邢文举很健谈。因许世友的性格好爽，所以他很愿意与邢文举交谈。
在南京，许世友曾多次请邢文举吃饭。有时一个星期请一次。许世友请他吃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也能喝些酒。
能喝酒的记者，许世友愿意交往。
后来，邢文举了解到，许世友去安徽时，也曾请驻那里的“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记者刘慎思吃饭。
刘慎思之后就此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名为《与许世友将军的一次“对饮”》。
那时，他和许世友吃饭喝酒，闲聊中也离不开政治。
1966年冬，当时红得发紫的聂元梓，蒯大富来到南京，住在南京大学，让邢文举去谈谈江苏省两大造反派的情况。
邢文举奉命前去，与他们谈了一个多钟头。
事后的一天，许世友来到华东饭店找邢文举，说起了蒯大富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开批斗大会，将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好一顿羞辱。
许世友很气愤地说：“对革命老干部，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呢？“
邢文举连忙说，那天他给周总理打电话，周总理让他进行劝说，可不管用啊！
许世友说：“他们算什么东西？见到我们老干部，好像他们是多大官儿。你看他们那个得意劲儿，什么造反派，我看不是好人！”
后来，随着南京形势的混乱，许世友住进了大别山。在邢文举的劝说下，许世友来到了上海。
许世友对张春桥说，要见邢文举。张春桥说：“你见他还不容易，以后再见吧。”
不久，周总理通知许世友到北京参加那年的国庆观礼，并派飞机来接他。国庆观礼后，许世友又回到了上海。
不久，许世友让秘书去请邢文举到他住处谈话。
1969年11月，邢文举卸下了“解放军报记者”的担子，回到沈阳军区原单位工作。
那天，许世友见到邢文举，又请他吃饭。喝酒时，谈起了两人在南京、上海经历的事，仿佛怎么也聊不够。
许世友问他：“这回你还去上海吗？”
邢文举回答：“不去了。”
许世友摆摆手，说：“对！你别去上海了。今后，也不要当什么官了。”
那会儿，社会上的物资很紧缺。许世友问邢文举有什么东西要买吗？
邢文举想了想说：“许司令，我想请您帮我买一台自行车，在沈阳很难买到。”
许世友立即和身边人说：“去，赶快帮他买一辆。”
以后，邢文举在沈阳街头骑着许世友帮他买的那辆自行车，总能感受到许司令对自己的关爱。
后来，许世友退下来之前，邢文举夫妇曾去南京看望过许世友。那会儿，许世友已经不能走了。
离别时，许世友很深情地说：“文举，你走了，我不送了。”
从那以后，邢文举一直和许世友一家保持联系。许世友去世后，邢文举和田普，以及小女儿田小兵还有联系。
后来，田小兵去了沈阳军区当兵，在《前进报》社当编辑。期间，田小兵多次到邢文举家做客。
许世友诞辰100周年之时，邢文举还收到了田普特意从北京寄去的一本《许世友回忆录》。
邢文举虽然和许世友相处的时间不长，但两人谈话很投机，喝酒也能喝到一起，关键的是他们在很多政治事情上的看法是一致的。许世友很喜欢邢文举这个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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