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他在南京救25万中国人，83年后孙子来求药，中国：免费给|中国|南京城|拉贝|求药|纳粹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失守了！往后的6个星期里，仿佛太阳就没有照进过这座城。但是有这样一个人，却甘愿从光明中走到黑暗去，并将光明带给身处黑暗中的人们。

他叫约翰·拉贝，一位因工作到中国，后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并在南京大屠杀中，冒死救下了25万中国同胞的德国人。

那时，今日！

那时，南京城沦陷，一切都被黑暗笼罩，拉贝同南京同胞一起抵御黑暗。

今日，新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底气，能够为被誉为“东方辛德勒”的约翰·拉贝做更多的事情。

1937年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1937年12月16日：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 ——《拉贝日记》关于“南京大屠杀”有关内容摘录

众所周知，就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侵华战犯接受审判之时，他们依旧对日军在侵华期间所做的罪行各种推脱，称南京大屠杀中30多万中国人的死亡只是战争中“正常的战争伤亡”。

然而，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些事情只要存在过，就必然会留下痕迹。原本只是用于记录生活的《拉贝日记》就是能够证明日军在华期间，犯下的罪行的最直接证据。

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小粉桥1号，是一座青砖红顶的小洋房。在《拉贝日记》被公开以前，这里每天人来人往，行人最多匆匆瞥过一眼，看看这座历史悠久，具有着不同于当下时代建筑风格的屋子有何不同。鲜少有人知早在1937年南京陷入无尽黑暗时，这座小小的洋房竟是无数中国难民的诺亚方舟。

后来，小洋房再也不是行人眼中匆匆一瞥时的短暂风景，而是人们会特意驻足观望的地方。尤其是那座特殊的塑像，更是人来人往鲜花不断。因为那时人们在以另一种方式，向拉贝表示感谢。

1882年，约翰·拉贝出生在了德国汉堡市，1908年8月抵达北京，入职一家德国商店做售货员。来中国之前，他从未想过这是个如此有魅力的国家，所以他在北京的每一天都充满着惊喜。而他也在这不断发现惊喜的日子里，慢慢爱上了北京，爱上了中国。

两年后，未婚妻来北京看他，不知不觉中也被北京所吸引。两人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样的想法：在北京举办婚礼，在北京生活。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拉贝很喜欢在工作之余带着妻子一起，去看更多的风景。他也用摄影和画画的方式，记录那个时代里的中国。这些东西，也在几十年后成了世界研究中国的重要资料。

1911年，拉贝因成功应聘位于北京东城区苏子胡同的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而改变了人生轨迹。聪明好学的他，以小小的会计兼文书入职该公司，没多久就升任了经理。

往后虽然也曾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原因离开过中国，还在一战结束后因德国战备被遣返回国，但早已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的他，在回国后的日子里总是想着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故而等到1921年中德关系在《中德协约》签订后有所好转，他就立即申请前往中国工作。

而重返中国后，有一件事令拉贝对中国又多一份喜爱。那就是他被遣返回祖国后的近3年时间里，他位于北京的房屋和财产一直被保存得很好。或许也就是生活中件件小事儿的累积，让拉贝在后来做出了敢于冒险的行为。

1931年11月，拉贝被派遣到南京出差。像极了他第一次到北京时那样，很快也被这座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所吸引。于是他向分公司递交申请，担任南京分公司经理。获得准许后，他很快就成为了在南京工作的德国商人圈中的核心人物。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诞生了《拉贝日记》。其实最初拉贝写日记的本意，只是想记录自己在中国的生活，那时候的他万万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场大屠杀的亲历者。更没想到，自己会选择留在中国，在德日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以“纳粹”的身份搭救中国人。

而反观日本方面，肯定也万万没有想到，在距离侵华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1996年，还会有一本记录了日军在南京作恶的《拉贝日记》被公之于众。成为了全世界再次聚焦于日本在侵华战争，在南京酿成的诸多惨案的最有力证据。

为了更好的工作，拉贝于1932年夏天，同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农学院签订了合同，租下了当时编号为小桃园10号（即今小粉桥1号），既能作为办公大楼，又能生活的小洋楼，便一直在这里住了7年之久。

随着前来南京工作的德国人越来越多，并且大多数人都是带着年幼的孩子来，拉贝开始考虑德国孩子的教育问题。德国孩子基本都不会说中文，直接将其送进中文学校上课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他就想着在南京办一所德语学校。不过由于经费不足，他无法凭一己之力做到，只好向德国驻华使馆递交了申请。

虽然那时候的德国已经开始在为新一轮的“世界大战”做准备，政府将大多数经济资源都用于了“备战”中，但为了壮大势力，对于拉贝这点要求还是可以满足的。对于拉贝的资金申请，大使馆很快就给予了可以满足的回复，不过需要拉贝出任该校董事长，并且加入“纳粹党组织”。

提及“纳粹”，出于其在二战中想要称霸世界的表现，很多人都将其与“魔鬼”这样的词汇匹配到一起。可是拉贝与他们有着很明显的不同，甚至可以直接说他是这群“魔鬼”中的另类，是“魔鬼”中天使般的存在。

拉贝从1908年到北京工作，到1934年想在南京创办德语学校，期间虽然也曾回过德国，但他对国内的政党发展并不了解。所以，一心想着如此这般就能实现德国孩子们入学读书的构想后，他没有做任何考量就答应了。

殊不知，就是这看似很正常地“入党”，让拉贝的命运在悄然间发生了变化。

到了1937年，55岁的拉贝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时间。这近30年时间里，他在中国结了婚，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孩子，在中国实现了事业有成，可以说他无数个人生重要时刻都在中国实现的。而他也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一个“中国通”，并且深爱着中国。

所以，当南京人民面临着生死考验时，他说自己无法做到辜负众人的决定。

1937年8月，拉贝终于盼来了假期，因为他终于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在妻女身边。然而如此平凡的愿望，早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就已经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定因素。

8月16日，在北戴河的家中享受家人团聚喜悦的拉贝，从早报中看到了南京城遭遇日军轰炸的消息。并且往后一份又一份的报纸，无一不会提到南京城现在时下面临的糟糕局面。这让拉贝内心充满了担忧。

对于家人而言，拉贝刚好错过了危险来到了北戴河，一切都是那么幸运。出于安全考虑，家人们都认为拉贝现下就该待在这里，不该重返南京。可是左思右想后，拉贝还是做出了令家人震惊不已的决定：返回南京，用自己的力量能护一个中国人是一个。

彼时二战尚未打响，“法西斯联盟”也还未诞生，德国的铁骑也并未踏进中国领土。但从德日之间于1936年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开始，中国与德国的关系便不再完全停留于《中德协约》中，两国在平等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层面上。

显而易见，彼时拉贝一个德国人，并且还是一位“纳粹党员”，想要营救中国难民的想法，不仅符合自己当时的身份，更不符合自己祖国的意愿。往大了说，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是选择了站在自己祖国的“对立面”，与整个国家“作对”、

但当时的他顾不上那么多，他只知道当下自己深爱的土地上在遭受磨难，生活在自己深爱的土地上的人们面临着生死存亡。

就这样，拉贝在家人“要活着回来”的叮嘱下，从北戴河出发赶往南京。

从拉贝位于南京金陵大学的小桃园，到北戴河妻女的所住的地方，这条路他来来回回走了无数次，每次就算路上遇上恶劣天气，两天时间也是完全足够的。但这一次他却走了足足10天之久。

一是因为两地之间原有的路遭到了破坏，只能一绕再绕。二是因为从南京逃出来的难民众多，一路上混乱得不行。而这一路走来，他似乎是仅有了“逆行者”。

从第一脚踏入南京城界内，拉贝就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惧。相比较于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遭遇轰炸的南京城，此时的南京明显已经更加糟糕。终于抵达了小桃园，一回到办公室就看到了大使馆下发的信函。内容为：奉劝无特殊原因的德国公民，尽快离开南京。

彼时的南京市政府也已经下令全城戒严，实行交通管制。有钱有势的市民，在混乱中大多都逃往了武汉。剩下的便在政府的命令下，开始夜以继日挖掘防空洞，只求在轰炸来临时可以多一丝活下去的机会。

可是，比起后来的大屠杀，轰炸机的威力似乎是这座城在抗日战争期间，遭受到的“最为弱小”的存在。

身居南京的德国商人们，几乎一收到大使馆的通知都开始收拾起了行李，就等待大使馆带着他们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然而拉贝的行李始终不曾动过任何一样，反而他也跟着南京人民一样，在小桃园里修起了防空洞。还在院子里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上面有着“卐”的帆布。希望日军飞机从头顶飞过时，会在看见这是“盟友”的地盘后，松开投弹按钮。

9月20日，大使馆已经租好了船只，工作人员在日军司令部的命令下，开始对在华的德国人发布了带有强制性的最后一次撤离通知。但拉贝始终不为所动，不管朋友如何劝阻他都依旧忙于防空洞的修建中。就这样，拉贝没有坐上德国大使馆花1000墨西哥比索租借的“撤侨船只”。

对于不离开，拉贝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大概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我这个‘主人’。如果我留下来，他们就会尽忠职守直到最后一刻，如果我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还有可能会被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迄今为止，我还无法做出辜负众人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地信任我，这怎能不让我感动）。”

由此可见，起初的拉贝并没有想过为二十多万人中国人造就避风港，他只是想着能够护住同他一起相识的，在洋行工作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家人。但从灾难真的来临那天开始，随着第一批难民涌入了拉贝的院子后，一批又一批的难民，宛如看见了救命稻草一般哭喊着救命后，拉贝便再也无法置之不顾了。

小小的桃园并不容下太多人，但他还是打开了院子的两扇大门，来之不拒。

眼见院子已经拥挤到，随时可能发生事故，拉贝决定效仿上海难民区，向金陵大学申请了设立“国际安全区”。在拉贝“纳粹”人的身份下，申请很快得到落实。除了金陵大学外，意大利和美国大使馆等多个机构都成了“征用”之地，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了25个避难所。

为了有人统筹大局，拉贝被推崇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起初的他是不愿意的，但为了救人他同意了。对此，他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

很快，中国政府得知了这个已经容纳了20来万难民的临时“委员会”，也做出了积极响应，对外宣布了“委员会”理应享有的一切管理职权，最终也得到了日方“只要安全区不设有军事设施和军队，就不会给予故意轰炸”的承诺。

然而，这仅仅局限于南京城沦陷之前。

截至12月12日晚上，南京城内的守军依旧在同日军进行殊死搏斗，但最终还是没能抵挡日军攻进城内。

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了。阳光似乎也被拦在了城外，进不来。

从这天起，说日军进城之后是“见人就杀”当真算不上夸张，有天还有日军不管小桃园门口放着的“卐”字旗，端着长了刺刀的长枪冲进了院子里。

看见有日军冲进来，院子里的难民全都被吓得不管有大动作。还好此时的拉贝在院子里，听见外面有骚动后立即冲了出来，同另外几位外国传教人士站在了难民的前面。

尽管此时的日军已经杀红了眼，但见有德国人在其中，他们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所以，惊险很快就被抹去。

在那段日子里，类似于这样的时期有很多，但所幸都因有以拉贝为首的十几名外国传教士、医生等的帮助下，没有发生更大的悲剧。

并且在这期间里，拉贝一行人还多次出去，向日军部队解释安全区的意义，救下了愿意解除武装的士兵，达600多人。不过在拉贝的日记中，也有清楚地提到过，他们想要保护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但其中也不乏抗拒缴械的士兵。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将原本的守城士兵带走。而按照的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们大抵是活不成的。

就这样，收容所里的人越来越多，25万余人因为拉贝一行人，在黑暗中活了下来。

在南京遭遇轰炸和沦陷之后的日子里，拉贝一有时间依旧会写日记。不同于往日的是，日记是不再只是他在中国的生活日子，更像以第三视角记录这场黑暗。

1938年4月，迫于多方面的压力，拉贝被西门子公司召回了国。回国后的拉贝花了很长时间，将他在南京的所见所闻整理成册，把备份递交给了德国政府。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拉贝的日记并未被公开。

而且随着德国在二战中的战败，拉贝也因“纳粹党”的身份受到了牵连。先是遭公司开除，一家人没了生活来源，后还接连遭受了苏联和英国的逮捕。

虽然最终还是以无罪释放，重获了自由，却再也回不到曾经的生活。他只能回到公司担任一名小小职员，微薄的收入完全不能养活一家老小，只得陆续变卖家中值钱的东西。

彼时的中国还处于解放战争中，也是到了1948年才得知拉贝一家人生活苦不堪言的消息。虽然此时的中国人民自己也过得不好，但肯定是不能让恩人受难的。

南京政府立即成立了“募捐委员会”，以最快的速度募集到了1亿元法币，辗转寄给了拉贝。随后又得知当时的德国正实施着食品管制，南京市长便又托了好些人，在瑞士购买了食物寄给拉贝。并且还托人向拉贝发出真诚地邀请：来中国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