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宋子文买好船票对盛爱颐说：“你跟我去广州吧。”盛爱颐掏出了一把金叶子递给他说：“我不能跟你走，但是我会等你回来。”7年后宋子文功成名就回到上海，可当盛爱颐看到他的那一刻，却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盛爱颐出生于1900年，是当时上海第一豪门盛宣怀的女儿，因排行第七，人称“盛七小姐”。16时盛爱颐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家闺秀，无数富家公子对她朝思暮想，但她却一个也看不上，直到宋子文出现。
那时22岁的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盛爱颐的四哥盛恩仪的英文秘书。这让宋子文有了接触盛爱颐的机会。两个年轻人很聊得来，逐渐坠入情网。
然而盛爱颐的母亲庄夫人却看不上宋子文，坚决反对。虽然宋子文是宋庆龄的弟弟，但此时宋家还不显赫，宋子文的父亲只是一个传教士，母亲还给盛家当过佣人，门不当户不对。
所以庄夫人将宋子文的工作调到了武汉。宋子文一气之下辞去了盛家的工作，但他并没有放下盛爱颐。
1923年宋子文由宋庆龄引荐去广州和孙中山共谋大事。宋子文买好两张船票，对盛爱颐说：“你跟我去广州吧。”
盛爱颐很犹豫，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一边是爱人，一边是母亲。在那个年代，“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她不能背负骂名。
于是她掏出了一把金叶子递给他说：“我不能跟你走，但是我会等你回来。”他接过金叶子对盛爱颐说：“这就当我跟你借的。”他拿着金叶子独自一个人去了广州。
1927年盛爱颐的母亲去世，哥哥们开始抢夺家产，并且以女性没有继承权为由把她踢出了局。
盛爱颐直接将三个哥哥和两个侄子告上法庭，她开创了女性争夺继承权的先河。从此，中国女性的地位和财产继承权利再次迈上了新的台阶。
也就是在这一年，宋子文与九江富商之女张乐怡结婚了。此时的宋子文已担任国民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他再也不是那个一文不名的穷书生。然而盛爱颐却还不知道。
1930年宋子文回到上海，风光无限。盛爱颐高兴极了，可当她看到宋子文的那一刻，却再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宋子文的身边已经站了另一个女人，是宋子文的太太。
盛爱颐大病了一场，大半年之后才恢复元气。随后她听从家人安排，嫁给了表哥。
而宋子文这才知道盛爱颐为了他，苦苦等了七年。他惊愕万分，百感交集：“都是我害了他呀”。
原来当年盛爱颐送给他的金叶子是定情信物，而他却以为是分别礼物，他以为盛爱颐当年不跟他走就意味着分手。
宋子文托人约好饭局，想要见一见盛爱颐，但只要听闻宋子文在场，盛爱颐都会回避。她拒绝宋子文的约见，除了为侄子的事情给宋子文打过一个电话，她跟他没有来往。
1932年盛爱颐拿着胜诉后的六十万大洋开建了百乐门舞厅，成了现代第一个涉足娱乐业的女企业家。
因为当时很多人还不知道舞厅是干什么的，所以她接连亏损，没多久只能转手。可这刚一转手，上海舞业就兴起了，百乐门成为上海滩最赚钱的娱乐场所。
这时候就有人笑话她了说：“辛辛苦苦到头来给别人做了嫁衣。”但是盛爱颐却说：“人生不如事，十之八九，万事只求半称心。”
她根本没往心里去，并且马上就把精力放在了教育和慈善事业上。她担任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校董，把家里的10万卷藏书都捐给了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
1949年国民军退守到大陆对岸，宋子文邀请盛爱颐和他一起去美国。这一次，盛爱颐坚定地拒绝了，她和丈夫、儿女一起留在了上海。
然而在特殊的六七十年代，盛爱颐的资产被没收，丈夫被当成敏感分子送到基层改造，最后因吃不了苦而病死他乡。
儿子被下放到农村，女儿也只能在偏远的地区教书，而盛爱颐被迫从花园洋房搬到了一个在化粪池旁边的汽车间里，没有窗户，没有厕所。更扎心的是，就在隔壁不远的地方，就是她曾经住过的豪宅。
面对这样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羞辱，盛爱颐却怡然自得，她每天把头发梳好，把衣裳洗得干干净净。
闲暇时，她将路边采摘的野花插到空瓶子里，然后拖着一把椅子坐在家门口，抽着朋友们送来的雪茄，在袅袅烟雾中静静地享受阳光，仿佛周围脏污的环境和她无关。
1983年，83岁的盛爱颐病逝，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
盛爱颐高开低走的一生是那么鲜活，那么热烈。面对感情背叛，家道中落，她拿得起放得下，始终保持着女性的优雅和倔强，以通透之心看世界，以坦然之心接受人生低谷。
此时我想起了杨绛先生的一句话：“岁月静好，只是片刻，一地鸡毛才是日常。即使世界有时薄凉，但内心也要保持着繁华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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