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哪怕没有受害者出来追究，检察机关也可以发起公益诉讼，让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很多家庭可能有过这种体验，刚生完孩子没几天，就接到各种婴儿产品或服务的推销电话。“巧合”的背后，其实是个人信息泄露。

据媒体报道，最近杭州宣判一起相关案件。李某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随后，杭州萧山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李某以及两家儿童摄影机构负责人被法院判令，向公众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29万余元。

个人信息泄露，可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很多人不堪其扰，可是要自己去维权却茫然无措，不仅要付出很多时间精力成本，很可能还找不到侵权对象。杭州的这起案例，是警方接到线索，有摄影机构涉嫌购买、使用新生儿个人信息，跟进侦破后，才锁定嫌疑人：2020年下半年至2022年2月，李某通过非法渠道陆续购入多地新生儿个人信息3万余条，涉及地区包括山东、浙江、安徽等多地。

回顾这起案件，起码有两个层面的积极意义。其一，是向社会发出一种警示，不仅贩卖个人信息违法，购买别人的隐私信息，一样要承担民事责任。两家摄影机构的负责人为了拓展业务购买信息，在现实中可能比较常见，一般人或许还意识不到其中的法律风险。虽然从发展业务的角度考虑好像“情有可原”，但这些购买需求客观上催生了窃取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自然应该受到打击。所以这次的法律追责，具有一定的普法意义。

其二，除了罚款之外，买卖信息的三人都被要求向公众赔礼道歉，且要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个人信息买卖案件中，因为受害者分布比较广泛，对单个受害者造成的损害也未必很大，所以受害者追偿的动力和可能性都不大。这也是之前这类违法现象治理乏力的原因之一。但2021年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设立了公益诉讼条款，明确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法定领域。

这几年，全国不少地方都开始出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公益诉讼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被判定公开赔礼道歉和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已经渐渐成为“标配”。这大大提高了犯罪成本，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哪怕没有受害者出来追究，检察机关也可以发起公益诉讼，让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可以说，公益诉讼的引入，给治理个人信息倒卖疏通了法律渠道，也增强了威慑力。

治理个人信息倒卖，另一个更重要的层面，是源头上的打击和治理。杭州这起案例令人遗憾的地方也在于，没有披露或者没有追查到源头。给两家摄影机构倒卖信息的李某，看起来也只是个“中间商”，而不是泄露信息的源头。哪些机构的哪些人员，能够掌握大量的新生儿信息？更大的可能恐怕是医院或者其他公共机关。只有加大源头的追查追惩，堵塞个人信息被泄露的管理漏洞，才是减少个人信息倒卖的治本之策。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守一

编辑 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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